这时，福尔贝格尔夫人出现了，她"身穿黑色长天鹅绒大衣，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匈牙利－德国人（非犹太人），她的态度有点过于亲昵，非常难对付"。她的到来把气氛弄得更僵了。卡夫卡受不了她的敷衍，对她相当粗鲁。他决定次日一早就乘雪橇离开，到诺维斯姆科威克的米克洛斯医生开的疗养院去，那里距离这家疗养院步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时，女仆建议他搬到为奥特拉准备的房间去，这下子他觉得一切都好多了："所以，我留下了"。
第二天，他和一些匈牙利房客（开始他认为他们中间没有几个犹太人，后来才发现他们大多是犹太人）一起去看了看疗养院的周边环境，他觉得比较满意，而且那些房客也没有对他刨根问底，打扰他的清净。房间的阳台上阳光充足，而且每顿饭都可以让人从主楼里送过来。整栋楼非常安静。疗养院里还有位名叫利奥波德斯特林格的医生，这位医生是"一个英俊、脸颊通红的健壮男人"，住在和卡夫卡相隔三个门的房间里。在１２月早晨的阳光下，就连昨天那位可恶的福尔贝格尔夫人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了。疗养院专门为卡夫卡准备了素食，医生每天给他看一次病，每次收费６克朗，医生提议给他进行砷疗，但卡夫卡客气地拒绝了。他尽量按照医生的建议，每天喝五份牛奶、吃两份奶油。从表面看起来，一切都还算惬意。"剩下的只是藏在我身体里的敌人了"。
奥特拉到底也没有来。赫尔曼卡夫卡本来打算前来看望卡夫卡，但被他阻止了。卡夫卡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坐在阳台上半裸着晒太阳，独自和他的幽灵们待在一起。一开始，卡夫卡沉溺在自己的天地里，只和一个人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２５岁的匈牙利犹太人茨内先生，绰号"从喀什奥来的人"，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研究犹太法典。卡夫卡乐意帮助像他这样的忧郁、热情、聪明同时又有些迷惘的年轻人。卡夫卡还认识另一个和他相像的年轻人古斯塔夫雅诺什，后者是卡夫卡同事的儿子。１９２０年３月，刚刚１７岁的雅诺什就开始到卡夫卡的办公室拜访他。雅诺什是一个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他记下了和卡夫卡见面时的谈话内容，并在１９５３年把这些笔记整理出版，这就是《卡夫卡谈话录》。学者们一直对这部作品持保留态度，怀疑它不够真实（尽管布洛德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书中的卡夫卡让人感觉根本不是他本人）。此外，有批评家指出，雅诺什，这位卡夫卡的崇拜者记述的内容极不可靠，"截取此书的内容"用作传记资料的方法是不可取的。本部传记中没有使用该书的材料。
卡夫卡觉得，如果他能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住三个月，他将从身心两方面"逐渐康复"。同往常一样，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他的体重就会增加--这次增加了１．６千克--不过，"在治疗的头一个星期里我总会变得像头狮子"。然而不久，他又开始饱受噪音的折磨。住在他楼上的客人在阳台上唱歌、和茨内聊天，这让卡夫卡"神经紧张"，无法入睡，他不得不考虑再次搬家。疗养院的管理者为了留住卡夫卡，将"一位安静的女士"和楼上那几个快活的年轻人调换了房间。
卡夫卡对布洛德开玩笑说，他现在的处境很像老朽的奥匈帝国，任何一丝微小的政治波动都会"晃动维也纳的宝座"。在当时的中欧，哈普斯堡皇室已经退位三年了，卡夫卡却似乎依然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让卡夫卡高兴的是，医生并不强迫他吃肉，他仍然像在曲劳和美兰一样坚持素食主义。"敌人确确实实来了，但吃肉并不会阻止他，吃素也不会使他更快地发起进攻。不管怎么样他都来了"。
在谈到内心的恐惧时，卡夫卡越来越多地把它们说成是"敌人"、"幽灵"或"魔鬼"，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身心健康，他不得不和这个独立的、日益强大的对手搏斗。布洛德当时和他的情人，一位名叫埃米扎尔费特的柏林女子（她很可能是《城堡》中佩批的原型）打得火热，在谈到两人的关系时，卡夫卡说，他和布洛德之间的区别在于"你希望实现不可能之物，而对我来说，可能即是不可能"。布洛德回答说，正由于卡夫卡过于追求完美，才使得他和女人们的交往成为不可能。卡夫卡说，"追求完美只是我那巨大的难题中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它不但给他在同女性交往的方面，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困扰。卡夫卡很钦佩布洛德，尽管后者由于脊柱变形显得有些驼背，但他却克服了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卡夫卡把布洛德比作马特利阿里山上那些勇敢的滑雪者，他们毫不畏惧，勇敢地飞跃任何一处障碍。卡夫卡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胜利。布洛德想知道卡夫卡究竟害怕什么，卡夫卡说道："有太多让我害怕的东西，但在世俗的层面上，我首先害怕的是，从身心两方面来说，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承担起另一个人的负担。每当我几乎就要和对方结合时，我就会恐惧起来……这种恐惧一起作用，它就会变得彻底地不容置疑、不可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