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三次挽救党中央的“龙潭”英雄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调集17个旅15万兵力，在94架飞机的掩护下，以强大攻势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疯狂进攻。延安形势万分危急！胡宗南认为这次拿下延安，消灭共产党主力不成问题。然而，他的作战计划还没传达到军长一级，就已经到了周恩来、毛泽东手中。在与中 共较量的一系列决战中，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嫡系部队屡吃败仗。原来，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埋伏着一大批中共特工，最著名的就是“龙潭后三杰” 之首——“情报王”熊向晖。
清华学子 辍学从戎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祖籍是安徽凤阳，他本人1919年4月出身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熊家是个书香门第，祖上做过官，家底殷实。及至他父亲辈，家道有所衰弱，但他父亲熊仕昌是清末第一届京师大学堂法政系毕业生，当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刑庭庭长，每月400块大洋，生活依然无忧。熊向晖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五。由于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1936年天资聪慧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那年他17岁。
当熊向晖跨进这所名牌大学的教室时，中华民族正面临一场大危机。日本侵略者五年前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后强占了我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又把贪婪的目光瞄准了我国的华北，瞄向了我国华东、华南等更多的地方。“还我东北，赶走日寇！”全国爱国军民发出了共同的呼声。北平的大学里，到处可听到爱国师生的演讲，校园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了！
尽管还是一个大学新生，但极富爱国心的熊向晖早已成为学生运动中的一员，他参加北平学生的上街游行活动，抗议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当时北平有一个统一的学生爱国组织——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受北平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清华大学有“民先”的分队，熊向晖成为清华分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担任清华“民先”的组织委员和秘书。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长期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蒋南翔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蒋南翔认为他思想进步、政治可靠，便当他的入党介绍人，1936年12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6月底，熊向晖结束了在清华的第一年学习生活，准备回武汉家中度暑假。蒋南翔让他回武汉时，顺便作些社会调查，了解一下社会动态。可就在他刚离开北平人还没到武汉之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向我驻军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爆发了。
熊向晖是在安徽的安庆码头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有报童卖报，在船上叫卖号外，称“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双方冲突加剧”。7月10日当他回到武汉后，不断传来北平吃紧的消息，他意识到，回清华大学读书已经不可能了。7月下旬，日军在援军到来后大举进攻北平，29日北平沦陷。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天津，30日天津沦陷。身在武汉，心却在东北、华北的熊向晖，立即想到要把暑期在武汉度假的平津同学组织起来，为抗战出力。
因为无法与蒋南翔联系上，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他先找到比他高两届的清华大学校友苏先勤，通过这位交际面很广的著名的纺织业裕大华公司董事长的公子，很快联络上了一批在北平、天津上学的大学生。熊向晖自告奋勇牵头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他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了登记手续后，又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召集平津学生开会。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全文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称国共两党“皆已深刻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感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此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华民族全力投入抗日战争。
没过多久，熊向晖听说北方的大学开始南迁，这一消息很快从报纸上得到证实。“七?七”事变后，当时的教育部把平津地区的六所大学合并成两所临时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北。迁往西北的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由此组成“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长沙的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后，称西南联大）。熊向晖的母校合并到长沙临时大学，报上刊登的开学报到日期是10月18日起，11月1日正式上课。看到校方刊出的通告后，熊向晖按规定的时间来到设在长沙韭菜园1号的临时大学报到。
在长沙就读的短暂日子里，不时受到敌机空袭的骚扰，战争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临时的大学校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热血青年学子，早已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他们要求上前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国土。开始国民党政府要求学生“救国不忘读书”，似乎抗战只是军队的事。可是随着11月太原、上海沦陷、12月南京、合肥、杭州相继沦陷，学子们再也坐不下来安心学习了！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的首都，连首都都丢了，还有什么可学呢！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临时大学，当天学生便在大操场上集会，一大批学生誓师要上前线。
熊向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准备上前线杀敌报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辍学从戎要请示组织。即使组织批准，他也是到延安去，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自己队伍的抗日行动。当时共产党真心抗日，态度非常坚决，许多青年学子都看清了这一点，纷纷奔赴延安。到延安去当然更是熊向晖唯一不二的选择。
清华的中共党员大多没来长沙临时大学，打定主意的熊向晖，着急地在寻找组织。好不容易，清华大学女同学、共产党员郭见恩才与他接上关系，他迫不及待地向组织上提出要去延安参加抗日，郭见恩要他等通知。没想到，几天后等来的却是让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郭见恩强调说，这是党的重要指示，必须坚决服从。
战地服务团是国民党1937年10月设立的战地服务机构，主要任务是安置国民党各部被裁人员、行政院附设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毕业人员和各大学的流亡学生，协助军队抗战，动员民众做好后勤工作。服务团成员一般训练一个月左右即开赴前线，为军队服务。全国各地都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但长沙的战地服务团影响最大，胡宗南也最看重这支由众多平津流亡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南京沦陷时，第一军在此次战斗中伤亡惨重，这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经大伤元气，尤其是基层干部需要大量补充。
战地服务团中有20多名成员是来自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北大学生会主席陈经忠等人。胡宗南得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他的部队服务后非常高兴，特地派亲信陈大勋来服务团担任指导员，协助服务团团长李芳兰的工作。
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去战地服务团，熊向晖只有服从组织安排，他当即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根据党的指示，由熊向晖、池际尚、许焕国三人组成战地服务团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由熊向晖担任。12月下旬，他们一起离开长沙来到武汉。
在战地服务团的驻地武昌师范学校，熊向晖看到一张周恩来要到武汉大学演讲的布告。12月31日上午，他赶到武大礼堂听了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熊向晖首次聆听党的领导人作重要讲话，听得非常认真。周恩来指出：“现在爱国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既然到军队去是首选，只要自己坚决抗日，目前的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到胡宗南的部队也一样抗日。熊向晖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
周公“布子” 初获赏识
周恩来白天刚作完演讲，当天晚上陈大勋就通知战地服务团成员不要外出，胡宗南军长已到武汉，很快要来接见大家。
说起胡宗南，当时中国人并不陌生。胡宗南1896年出生，浙江镇海人。1913年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两年后毕业，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一期的学员。毕业后在东征与北伐战争中战功显著，一路提升。1925年2月还是个机枪连中尉排长，两年后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一个将军；1928年第二次北伐时担任第1师第2旅旅长，该旅被蒋介石评为“模范旅”。他与蒋介石的同乡戴笠关系很好，戴笠把他推荐给蒋介石，成为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1936年4月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成为黄埔系的第一位军长。
1938年1月初，胡宗南分三批接见了战地服务团成员。
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个子不高，当时手执名册，表情矜持。他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后，说“请坐”，接着提出三到四个问题。熊向晖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虽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熊向晖于是萌生一个念头，想使眼前的胡长官感到奇怪，给他留下更深一点的印象。所以当胡宗南点到熊向晖的名字时，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坐而不立，显得有点傲慢，胡宗南心中有点不快，瞪眼瞧着熊向晖问：“贵庚？”熊向晖又故意把问题复杂化，他回答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胡宗南再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这次熊向晖回答得很干脆：“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接着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向晖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一个学生娃在大军长面前谈革命，胡似笑非笑地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向晖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本来一般情况下，胡宗南只问三四个简单问题，但他被面前这位思维敏捷的大学生吸引住了，忍不住又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向晖立即回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向晖话音刚落，胡宗南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不再问话了，盯着熊向晖看了一会儿，然后在名册上画了些什么，再点了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西园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宗南约他去个别谈话。熊向晖不知道胡宗南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就问唐副官：“他还找了什么人？”唐副官说：“只找了你一人。”他告诉熊向晖，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他熊向晖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随唐西园去见胡宗南的路上，熊向晖在思考胡氏可能问到的问题。个别谈话时，胡宗南问了熊向晖的学历，说：“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熊向晖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说：“不是‘学潮’，是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熊向晖提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坦言自己曾是“民先”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胡宗南没想到他如此坦率，就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向晖说：“名称不是我起的。但我认为与孙总理的话有关，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宗南面露喜色，想不到熊向晖对“总理遗教”还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向晖回答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听完熊向晖这番话，胡宗南心中很满意，主动伸出手和熊向晖握手。接着，又问了问熊向晖家里的情况，熊向晖如实一一回答。胡宗南特意要熊向晖留下家里的住址，说：“明天中午我让唐副官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胡宗南约见的当天晚上，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秘密来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他是专门来汇报此事的，不巧周恩来有事外出了，董必武接见了他。他向董必武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看起来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是按周恩来同志的设想进行的。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从董必武的话中，熊向晖才明白，原来他打入到胡宗南部的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用后来人的话说，他是周恩来布下的一枚“冷棋子”。
董必武告诉熊向晖，周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周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支柱。“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但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董必武说。
当初听说长沙正组织人马去胡宗南的部队进行战地服务，周恩来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参加。选谁去最合适呢？周恩来分析了胡宗南的性格特点后，提了几点参考意见：这个人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要轻且仪表不俗，政治上要表现得不左不右。除此以外，这个人还必须读过马列和孙中山的著作，工作上要细心，能随机应变。周恩来分析，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有很大可能被胡宗南重用。
胡宗南比较重才，同时他也需要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人来扶持。所以他做过一些礼贤下士的事。比如，他所重用的陈大勋，就是1935年夏天他率第1师到长沙驻防时，在一次和学生举行“对时局和抗战问题的看法”座谈会上认识的。会后胡宗南两次单独找陈大勋谈话，并说将来一旦抗战爆发，就会邀请陈大勋投笔从戎。抗战全面爆发了，胡宗南两次发电报请人转告陈大勋，让他到部队中来。淞沪会战时，陈赶赴上海战场，受胡宗南派遣成立战地宣传队，进行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该战役结束后，陈大勋50多人的宣传队只剩下6人突围出来。随即，陈大勋被胡宗南作为亲信派到战地服务团。
熊向晖已经初步获得了胡宗南的信任，为他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下一步工作怎么做？董必武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提醒他要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我们将设法找你联系，你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要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以此之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董必武最后说：“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从大局出发，熊向晖表示：“请党放心，我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