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马列 翻译巨著
潘文郁本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被黎天才这么一劝就脱党了呢？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不久他被提审，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廖化平开门见山地对潘文郁说：“你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之间就不要绕弯子了吧！”
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中共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鉴于潘文郁的才气和知名度，国民党想劝降他为己所用。用共产党的叛徒来劝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叛徒中有个叫黎天才的，当时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黎天才赏识潘文郁的文采，想让潘为其撰写《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于是将潘文郁保释出狱。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原来也是共产党人。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夏进入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由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而后调山东工作。1925年调回北京，仍参加铁路总工会工作，编辑《工人周刊》、《铁路年鉴》。同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秘书处负责人。同年10月，他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
与黎天才同案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敌人用酷刑折磨他，还往他嘴里灌粪汤，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这份报告12000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宇霆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后来兼任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叛变后他更名改姓投靠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并没有把他当叛徒对待，而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有史料介绍，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又想利用潘为他做事，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
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这才得以获释。
潘文郁的脱党声明见报后，中共中央于8月28日将其开除出党。脱党后的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痛苦落寞地生活在北京。此后，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这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其实潘文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他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出狱后，潘文郁寄居在北平高碑胡同一个亲戚家里。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非常迫切需要的。情绪消沉的潘文郁决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找到好朋友陈启修，两人都精通六国文字，决定一起翻译《资本论》。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播，他超负荷地工作着。在与陈启修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册后，潘文郁一个人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册的翻译（约40万字）。潘文郁翻译的《资本论》中译本文风朴实流畅，很快与读者见面。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连同译出的第一卷的第一分册，这是《资本论》第一卷最早的中文译本。他还计划“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两年内将全书三卷全部译完”，但后来未能如愿。
闲暇之余，潘文郁放下手中的《资本论》走进大学的校门，宣讲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思想，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潘文郁此举引起了一个特别组织的注意，这个组织就是中共北平特科。
加盟特科 成为特工
盯上潘文郁的北京特科是个怎样的组织？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19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中共“龙潭三杰”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此前不久，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见面后，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
胡鄂公在他所熟悉的人中，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
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青年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二七”工人罢工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吴成方到天津见陈赓，并对陈说，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并告诉他：“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不久，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北京特科的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回头再说潘文郁的情况。北京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了解到他虽被胁迫自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看到潘文郁还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科的同志开始觉得有点不可理解：一个叛徒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个不合逻辑。经过分析，特科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正说明潘文郁这个人从思想深处，从内心深处并没有叛变共产党。刚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北京特科急需发展灰色身份的人员，潘文郁被党开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北京特科决定试探一下潘文郁，吴成方先派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后长期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虑和恐惧。潘文郁表示，只要党还信任他，愿意重新为党工作。
时机成熟后，吴成方登门拜访了潘文郁。
吴成方对潘文郁说：“有些个人叛变投敌，被开除党籍。为什么还要消灭他？因为他带着敌人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到处抓革命同志，这就属于敌我矛盾了，就是说不是一个党内的问题了，是一个敌我矛盾，我们要消灭他。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可是你还宣传共产主义，我们还是拿你当同志看。”
党没有把自己当彻头彻尾的大叛徒，出乎潘文郁的意外。吴成方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潘郁文惊喜之中很是感动。两人畅谈至深夜，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产党阵营，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对潘文郁回到党的组织，吴成方自然也很高兴。但他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告诉潘文郁：“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潘文郁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有不少中共党员被杀害，幸免于难的也有些远避他处不再为党工作的。这个时候逆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潘文郁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1932年5月加入中共“北京特科”。
隐身化名 卧底“剿总”
能够重新为党工作，使潘文郁心里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他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要求。为了保护潘文郁，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文郁联系，潘文郁搞到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因为潘文郁是个人才，很多人盯上了他。就在中共北京特科秘密联系他的时候，另一个特别组织也盯上了潘文郁，这个特别组织就是国民党军统。赏识潘文郁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派人找到潘文郁邀请他去南京工作。
潘文郁把戴笠要他去南京的事向特科作了汇报。得知戴笠托人找过潘文郁，特科成员肖明当即指导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戴笠邀请潘文郁去南京做客，潘文郁欣然前往。在南京，潘文郁见到了特务头子戴笠。戴笠见到潘文郁后用微笑遮掩住了惯有的杀机，对潘文郁非常客气。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郁进入军统工作，对此早有准备的潘文郁故意沉思了片断，然后按照特科的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做人总得讲点忠与义吧，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戴笠觉得潘文郁算是个忠义之人，见留不住潘文郁，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潘文郁加入北京特科后，北京特科又在考虑做黎天才的工作。据吴成方回忆，他与特科设计，想通过潘文郁“拉出”黎天才，让黎再为党服务。用吴成方的话讲，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影响张学良还是由黎天才出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潘文郁，避免由他直接出面而暴露；另一方面是因为黎天才在张学良那里已经取得了信任，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当时黎天才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黎天才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搞起了情报网，得到张学良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北京特科的同志认为，潘文郁要搞军事情报，少了黎天才不行。为此，特科让潘文郁有意多与黎天才接触，两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张学良一直被“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所困扰，“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蒋介石却要他的部队开往西北打共产党。经过几次交手，张学良的部队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使大量来自东北的士兵产生了厌恶内战的情绪。家乡在日寇的铁蹄之下，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在受蹂躏，有些报仇心切的士兵开小差回东北了。共产党越来越得人心，张学良对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其实，少帅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他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黎天才索问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黎天才已经脱党多年，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于是把潘文郁当救兵讨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况汇报给北京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示潘文郁有意告诉黎天才最近中共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并非重要机密。根据特科的指示，潘文郁还帮助黎天才多给张学良提建议，让黎天才当好张学良的参谋。在多次的接触中，黎天才敏锐地意识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组织支持。黎天才也是被迫自首的，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因此潘、黎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北京特科成立后，曾联络、发动、策划抗日冯玉祥抗日。1933年3月，身在张家口的肖明催在上海汇报工作的吴成方速回。吴成方立即回到北平，按照与冯玉祥协商的方案，在北方寻求帮助力量。吴成方要求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干部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工作，饶漱石把柯庆施推荐给吴成方。吴成方马上介绍柯庆施代表北京特科去张家口冯玉祥处工作。柯庆施到了张家口以后，组织了中共前线委员会（即“前委”），自任书记。“前委”后来工作上的错误，导致了北京特科人事上的大变动。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及子女和秘书等出国到欧洲考察。在他出国后的十个月里，潘文郁和黎天才继续保持密切的来往，友情也随之增加。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黎天才是张学良的得力干将，少帅让他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党第19路军后，重又集结兵力向共产党军队展开进攻，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北京特科认为，黎天才深得少帅信任，又担任要职，可以利用这层关系让潘文郁打入东北军内部，这样更有利于掌握敌人的军事情报，帮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
这年7月17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河南罗山县西南长岭岗连续遭遇徐海东的红25军的打击，损兵折将的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正是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时期，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他认为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
从欧洲考察回国的张学良，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黎天才知道张学良对共产主义学说感兴趣后，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他对张学良推介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位潘东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研究马列主义主义的学者，他懂六国文字，翻译出版了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资本论》。”张学良表示，既然这样，就把这位潘先生请到军队中来任职吧，有些问题也好向他讨教。于是，潘文郁化名“潘东周”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