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战告捷 结交高官
正当中央红军在艰难长征之时，沈琬走进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那高高的大墙。她牢记临行前王学文“要学会隐蔽自己，在国民党机关扎下根”的嘱托，处事小心谨慎，从不参与派系之争。她工作认真努力，写就公文恭恭敬敬向科长虚心讨教。见科长为人正派，她还认了科长太太为干娘，租住他家的空房。从此，她不仅有了科长这把“保护伞”，还有了整理情报的一席安全之地。
刚上班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还是黄绍竑。黄绍竑是广西人，说一口广西话，他的下属有很多也是来自广西、广东的人，他们说的“广佬话”（白话）一般人很难听懂。沈琬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书时，有很多同学来自两广地区，她在和这些同学交往过程中能听懂不少他们的话。所以在两广人员多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中，她总能出色地完成记录工作，很快赢得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认可。
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姐姐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说“舅舅让你回家一趟”。这里说的“舅舅”是个代号，实际上就是王学文。看过信后，沈琬知道这是组织上要她回上海一趟，汇报近期的工作。由于沈琬是首次孤身深入虎穴，经验不足，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起见让她回趟“家”，对她进行一些必要的指导，也是出于对她的爱护。接到信后，沈琬立即以回上海取行李为理由，向她的上级请了假，然后带上平时收集的一些她自认为有用的信息资料，坐火车赶回上海。
见到姐姐和姐夫后，沈琬拿出她带回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一些内部文件和速记下来的材料，交给他们作为“见面礼”。本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夸奖，没想到却挨了姐姐一顿数落：“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怎么能这样把国民党的内部文件直接带在身上呢！”沈琬不服气，姐夫也来说服教育她。通过姐姐姐夫的说服教育，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及其严重性，意识到作为一个情报人员，首先必须学会保护好自己，这样才有为革命做贡献的本钱。
舒曰信将沈琬带回的文件和速记稿转交给了王学文。很快王学文来到了沈珉家，舒曰信介绍说：“他就是我们常说的'舅舅'。”见面后，王学文对沈琬大加表扬，说她带回的材料量大而且一些涉及“剿共”的军事情报很有价值。“第一次搜集情报，就搞来这么多重要的东西，真是太难得了，应该表扬！”表扬之后，这位中共特科领导也提醒她“要注意工作方法，学会保全自己”。最后，王学文给她布置了新的任务：国民党正在对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围剿，要她侧重收集这方面的重要情报。
第一次为党组织提供情报，沈琬不知道什么情报是重要的。经王学文指点后，她特别留意保安处长宣铁吾的秘密军事报告，因为宣铁吾主要负责“清剿”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沈琬将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的计划以及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然后正面写上一般的家信。
王学文派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华明之和沈琬有时在茶室里会面，有时以情侣在西湖碰头。在长期的工作中，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使沈琬和华明之的爱情之花绽放得越来越鲜艳。
1935年秋，这对相爱的革命青年喜结连理，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结为了终身伴侣。党组织为了照顾沈琬的家庭和给她工作上提供方便，决定让华明之辞去在国民党交通部上海无线电台的公开职业，让他与沈琬共同战斗。不久，华明之受王学文的指派来到了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表面上是为了养家糊口，实际上是掩护身份，从而就近协助、指导沈琬的秘密情报工作。华明之同时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往返于杭州与上海两地传递情报。在杭州工作期间，由沈琬获取情报。华明之整编、传送情报，他们向党组织提供了一份又一份国民党“剿共”的军事情报。
1936年，浙江省政府原主席黄绍竑调任湖北省主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主席朱家骅。这个朱家骅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领导的CC系（后来的中统）重要人物，曾留学德国，当过北大教授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上任后浙江省政府中很多部门都换上他自己的人，但沈琬没有受派系的牵累，凭着每分钟近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马上成为了新主席的宠儿。在新一任的浙江省政府会议厅内，沈琬仍然是首席速记员。每逢有重大会议需要记录，她都兢兢业业地坐在朱家骅旁边做记录。
同年，沈琬、华明之夫妇的儿子庆来出生了，一家人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
这边与国民党的斗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那边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在距北平（今北京）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军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当地驻军奋起抗敌，中国的抗战从此爆发。
一个月后的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以强大的攻势，继续向中国大陆各地推进，上海战事一触即发，相距不远的南京、杭州处在危险之中。这个月上旬，沈珉被党组织派去杭州取情报，并向沈琬传达上级指示。党组织要沈琬见机行事，如果战火烧至杭州，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转移，她应该果断跟随他们转移。如果在战事中失去与组织的联系，今后组织上会与她取得联系，叫他们夫妻二人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接到上级指示后，沈琬、华明之夫妇果断将儿子让姐姐沈珉带回上海，托人照看，然后将手头一些事情作了紧急处理。他们做好了随时同国民党政府转移的准备。
8月13日，日军大举入侵上海，猛烈炮击闸北一带。上海的中国军民继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再次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同一天，华明之被浙赣铁路局调往浙江金华，任驻金华会计员。在这种形势下，夫妻俩只有暂时惜别。
杭州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侵华日军计划分三路向杭州进攻：一路由18师团从杭州西北的广德、泗安；一路由101师团从正北的吴兴；一路由第一后备兵团从东北的嘉兴攻向杭州。
进攻杭州之前，日军对杭州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不久又占领了周边大片中国领土地区。守卫在杭州地区的张发奎、刘建绪原右翼作战军约6个师，根据日军所在的位置及杭州地区的地形情况，将主力撤至钱塘江以南构筑工事，一部分西撤至富阳、桐庐山区。在日军接近杭州时，守军将当年夏季刚竣工的钱塘江铁路大桥炸毁。
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将办公地点从大都市搬到了富阳附近的山洞里。在这段特别困难的日子里，沈琬与浙江省省主席朱家骅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接触机会。过去地方大，沈琬只是开会作记录前与朱家骅打打招呼，现在山洞小，闲时他们有机会在一起聊聊天，他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吃饭。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沈琬，低调和善的处事态度，给朱家骅留下了既深刻又非常好的印象。在一次闲聊中，朱家骅问沈琬是哪人，在哪上的学，还夸她的字写得好，鼓励她要学好英语。朱家骅还问了沈琬家里还有什么人，她都照实说了。朱家骅得知她出身书香门第，业务精通又知书达理，对她的印象特别好。
朱家骅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1927年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有功，深得蒋介石赏识和信任。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掌握一定财权和派遣留学生的大权。结识这位蒋介石的亲信，对沈琬日后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2月初，国民党中央预感到南京不保，宣布迁都重庆。朱家骅预感到杭州更难保，决定将浙江省政府迁往金华。然而，12月6日，蒋介石一纸公函将朱家骅调到身边准备重用，又将黄绍竑调回浙江省任主席。12月24日晨，杭州沦陷。各路日军在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进入了杭州市，以后日军第10军与第18师团即驻于该地。沈琬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人员，撤往金华。到金华后夫妻俩相见，但他们一点也没有相聚的喜悦，外族入侵山河破碎，只有忧愁。
武汉受命 再入虎穴
战事不断加紧，沈琬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多方了解，得知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一些重要部门都迁往武汉，全中国的抗日团体也都云集武汉，还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合并到武汉办事处了。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华明之继续留在铁路局工作以解决家庭开支，沈琬到武汉去寻找党组织。
沈琬从浙江出发，经过江西向武汉进发。一路颠簸，再从江西进入湖南。到达长沙后，沈琬身体已经因劳顿而非常虚弱。如果继续往武汉赶，她怕身体吃不消，就想先在长沙歇口气，把身体调养一下再走。
沈琬是个闲不住的人，在长沙她听说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刚刚办了一所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其中的妇女训练班需要速记员和秘书，她打算先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费，便前往应聘。沈琬的应聘条件非常好，很顺利地谋到了这份差事。这个妇女训练班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当班主任，教员中的罗叔章、王汝琪、罗琼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她们经常向学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次这三位大姐上课时，沈琬都记录得十分认真详尽。她虽然不是学员，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习到不少东西，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后来，三位大姐因为宣传中共的思想主张被学校免职，她们离开长沙准备去当时抗日救亡中心武汉。沈琬没有忘记自己任务，也随她们一同赶往武汉，一行四人于1938年春到达武汉。
由于在武汉人生地不熟，她先在王汝琪家住了下来。接着，她四处打听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自己还不是党员，到办事处去找党，人家会相信你吗？她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入党。沈琬刚参加革命时，认为自己不够入党资格，不敢提出入党要求。经过一年的革命工作锻炼和考验，1936年她才向舒曰信提出入党申请。舒曰信说：“很好。”却支支吾吾，欲言又止，面有难色。沈琬怕他为难，后来就没敢再提。舒曰信为什么有难言之隐呢？沈琬一直不清楚，后来华明之终于忍不住告诉妻子说：“舒曰信曾告诉我，上级有指示，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破坏很严重，暂不发展党员。我怕影响你的情绪，就一直没告诉你。”就这样，她入党的事随着时局的动荡被拖延下来。
几天后，沈琬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她秘密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中共中央重要人物董必武和周恩来。
两位领导和她进行了长谈，让她重新打入到国民党内部。
董必武说：“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国民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今后收集情报仍然很重要。你在国内党政府内干了这么久，有了一定的上层基础，应该利用这一优势，重新打入他们内部去为党工作。”沈琬点头同意，但她不知如何打入进去。正犯愁时，听见董必武说：“你原来的上司朱家骅，现在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当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你和他有一定的交情，可以去投奔他。如果能打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重要的地方，就能为党的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也语重心长地对沈琬说：“你有速记的专长，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打入敌人内部，党很需要你这样的同志，要甘当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隐蔽好自己。我们期待你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将把华明之调过来，协助她工作。
接受两位领导的命令后，沈琬立即着手考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计划。
见过董必武、周恩来后的第二天，身穿旗袍的沈琬来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卫人员见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要找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便问了她把姓名。通报姓名之后，她如愿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见到了昔日的上司朱家骅。
沈琬开门见山，把自己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谋份差事的想法告诉了朱家骅：“我千辛万苦赶来武汉，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好为党国效劳。”为拉近与朱家骅的关系，她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
朱家骅说：“这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好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看到昔日的部下来投奔自己，朱家骅心里很高兴，在浙江省政府时他就非常欣赏沈琬的工作态度和速记水平，加上正缺速记员，所以他一口应承下来。沈琬一听，心头大喜，她没想到朱家骅会答应得这么爽快，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不是一般的地方，其中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机密，进去非常不容易。
朱家骅突然问沈琬：“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他告诉沈琬：“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党员才行，因为在这里工作涉及到许多党国机密。”沈琬并非国民党党员，但她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便随机应变说：“在浙江省工作时，我还太年轻，没有加入国民党，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笑着说：“没关系，我让人给你办个特别入党手续”。国民党的“特别入党”手续，需要有三名中央委员的介绍，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朱家骅当即嘱咐秘书为沈琬办理“特别入党”手续，并亲自担任沈琬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当时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琬先到大会做速记，她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受到了肯定，也开始站住了脚跟。
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琬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琬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三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她领到了印有“特”字的国民党党证，显得非常有来头。机要处得知沈琬是朱家骅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对她十分信任，她一报到就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员。从此，沈琬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事后，沈琬将当时应急情况下唐突加入国民党一事向董必武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原以为这件事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不曾料到的是，她不但没有挨批评，还受到了董必武的表扬。董必武充分肯定了她的应变能力：“你加入国民党，是情报工作的需要，你做得对！有了这个身份，就能在国民党内部长期立足，优秀的情报人员就应该这样，具有很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出于隐蔽工作的需要，沈琬表面上加入了国民党，其实她内心很迫切地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为党工作了多年，她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她的身边，亲友们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令她既敬佩又十分羡慕。尽管工作情况特殊，但沈琬信念坚定，她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