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视生态性不平衡带来的灾难是有目共睹的。时统宇在《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就把当代中国一些有明显负面影响的电视文化概括为“六风”：
一是豪华风。电视传播有贵族化的倾向，到处是豪华别墅、艳丽小姐、绰约少妇，轿车名犬翘首以待，大款爱情热闹非凡，从容不迫、夜不归宿的男人和大肚子的老板越来越多，形成了典型的殖民心态和可怕的精神鸦片，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相距甚远，与穷乡僻壤的现实生活，有巨大的隔膜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时，屏幕豪华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误导观众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产生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既是乌托邦的味道，也是麻醉剂的幻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太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展示太少了，暴发户心态多了，“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歪曲多了，“多亏了下岗”的没有同情和历史责任感的心态多了，整个屏幕的文化生态不平衡了。
二是滥情风。电视传播对道德底线公然洞穿，渲染婚姻的无奈和疲惫，营造婚外情“合理”的文化氛围，正如电影《手机》里费老的话那样：几十年睡一张床，有了审美疲惫感。还在不断宣传“伪时髦”：人家都得艾滋病了，你还闹流行性感冒。尤其在都市言情剧中，传统的婚姻都变成了爱情的坟墓，第三者个个聪明美丽、善解人意、小鸟依人、不要婚姻、只要爱情，伟大到令人同情的地步。这也是生态性的不平衡，对家庭婚姻缺乏理性思考和真诚反思，冷落了“平民爱情”，只能是一时刺激观众，无法满足久远的需求。少数成功的如《大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才对这股风潮有所抑制和反拨，其塑造的普通人形象和生活化表演，是平民剧的最大卖点，“孙丽”的撇嘴，“孙燕”的傻笑，“张大民”的发愣，“石光荣”的大嗓门等等成为标志性的细节。
三是戏说风。电视传播任意涂抹历史和经典，俗称“辫子戏”“清宫戏”的电视剧把戏说变乱说，历史和经典的严肃性在商业化中被出卖了。有些所谓的“严肃的戏说”，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和《天下粮仓》，有严肃的励精图治和奋发图强，但历史的深刻反思仍缺乏，无视清王朝对中华民族的祸害和历史错误，也忽视体制的力量，有反历史的倾向，和现代民主思想是对立的，“是传统思想观念在现代媒体中的僵尸”，虽然以卡通化的人物描写满足了百姓的宣泄欲望，但“玩笑剧”的整体副作用很大。为了商业利益，出现了几十家电视台同时播送《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电视奇观”，电视剧《阿Q的故事》更是阉割和篡改名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四是聊天风。电视传播中的倾听和倾诉歪门邪道。在西方，谈话类节目占全部电视节目的60％～70％，当代中国电视节目中也有谈话类节目170多个节目，是“全国性的发泄”，谈话堕落成“聊天”，选题盲目、制作虚假、内容庸俗、形式游戏化，蔚然成风，如《你认为学历高低和性感程度是否成正比》《男人补肾》《一个改变性别的人》等话题，令人发懵。
五是猜奖风。电视知识传播的大变种。从美国的《你想当百万富翁吗？》开始，1999年湖南卫视引进推出《快乐大本营》，获金鹰节一等奖，后有《开心辞典》（生活类）、《幸运52》（经济类），提倡“常识至上”，追求实用性、互动性、参与性，本来是挺好的，有益智的功能，但对待知识的功利性，有生态性的副作用。一时间，“常识分子”“知道分子”成时髦，“题库书”大流行，知识成文化泡沫，被巧妙地转化成商品，消费心态破坏了真正的学习心态。
六是破案风。电视传播渲染腐败黑暗，想不到反面教材成了“正面教材”，对犯罪分子的美化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对犯罪过错的展示，和对破案手段的解密，都形成了不良的作用。
所以说，在电视文化中，要竭力培养生活艺术家，要达到美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使影像的信息量有一个适当的投入，要以人为本，围绕着健康人的心理需求安排影像欣赏，要有一个生态平衡的基本理解。种群生态学指出过，种群是生态事件发展中的基本单位，种群的调节是十分必要的，种群不能无限制的繁殖，否则就会使文化空间大幅度地缩小。罗尔斯顿更进一步地提出：“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文化、生活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的价值是人的最高内在价值，人的真实状态是：人、文化与自然密不可分又有一定的距离。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个整体才发生作用，所以人们不可能单独为自己需要和利益而将其他事物置于控制之下。而实现这一目标在于人性的提升，只有培养出真正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人的自我完善才能完成”。
如果联系到人格文化的话，影像的生态灾难问题还可以借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思（ArneNaess）创立的“深生态学”（DeepEcoiogy）所提出的一些规范和原则。阿恩?纳思认为，“深生态学”的最高规范之一是“自我实现”，人类现有精神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的确证，才能有希望达到完全成熟的人格和独特性。
我们的影像美育也是如此，要以自我为核心，克服盲目的消费主义，不在意于量上的占用，而是注重影像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改善，在一定的标准下和一定的观赏时限内，选择以质取胜的影像节目，在生态性的质上不断地走向新境界。比如，对电视节目的选择，不应只重故事性电视剧，也要适当地观赏纪录片和教育类的片子。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中的《极地跨越》和《走入非洲》，《纪录》栏目中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系列片，都在娱乐形态的外表下具有很高的人文含量，值得从美育的角度切入赏析，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性，坚持在影像观赏中体现为道德底线。比如吉娜?潘的影像作品《灵魂》，是行为艺术的实录：1974年，在一次作品展上，吉娜?潘只带了自己和一片剃须刀片。围观她的观众有好几排。当着众人的面，她掀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肚皮，慢慢用刀片割破，血流出，观众没反应，只是一群麻木的看客。吉娜?潘想，他们到底能忍受多大程度的血腥？就将刀片缓缓地举向自己的脸，就在划下去的刹那，观众惊骇：不要划脸，脸是不能划的。原来，在影像中，血腥可以止于脸，大众并不是一群完全泯灭理性的嗜血狂徒。这说明影像观赏是有道德底线的，是在生态性的文化环境下存在的。现在在银幕上出现的NG（NOGOOD）镜头之所以被导演看好，被观众认可，也是为了影像的道德性问题。NOGOOD原指拍摄中大量被导演认定为不能通过的镜头，类似“穿帮镜头”，但导演有意运用之，成为新的电影技巧，原因就是从接受角度看，可以稀释暴力镜头的恐怖效果，调节观众的情绪，使观众在过于血腥的场面前松弛下来，从审美幻觉中惊醒，在理性和感性中徘徊，是维持观众理性的自觉心态的绝佳手段，有“间离”性和陌生化的审美性效果。
对影像的生态灾难问题作社会学人格研究的，还数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98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中，把电视当作影像文化的典范，作了精彩的非人格化的生态灾难的分析，令人信服。他在电视上批判电视，把电视看作是“压迫”工具，深切地忧虑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本身的威胁，说电视只是提供了自由的错觉，屏幕上所有的形象都是经济和政治利益操纵的，还摧枯拉朽地重点批评了新闻演播，分析了“50人的电视游行超过了几万人的实际行动”的文化真相。全书有两个主题，一是关于电视是象征性的反民主暴力的“去魅性”分析，二是关于电视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分析。
布尔迪厄说，电视中有看不见的审查。“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是不可能有”。“本该属其职责范围的事，亦即提供信息，展现的东西，但其采用的方法却是展而不示，让其变得微不足道，或者重新加以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电视自称是一个录制工具，但却成为了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如今，人们越来越走向一个个由电视描绘并规定社会生活的天地。电视成了进入社会或政治生活的主宰。”“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粮食，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这些话强调的都是电视行业的同质化问题，虽然电视从业人员手段多样，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电视自身是极少有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媒介常客”们给公众带来的只是精神幽禁。
如在美国，媒体的这种自闭性越来越严重。先是报刊的非个性化转移，改变了面向特定读者的传统做法，大搞“炒杂烩”，名义上是中立和客观，实际上是反民主，对社会不满的意见看不见了，使《华盛顿邮报》离经叛道式的新闻报道，成了读者们每天早晨的娱乐的期待。像乔姆斯基这样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自由美国的有卓越成就和影响的象征，26岁成名校教授，30岁成为新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由于是彻底的反体制者，60年代反越战被列入白宫“臭名昭著的敌人名单”，后来又因不断地抨击政府的政策，竟从未在美国主流的三大主流媒体——三大电视网上露过面，他的声音竟只能通过他自己创建的“Z”网站上发出。美国电视文化更是如此，创造了电视文化学上著名的“失落的一代”概念：45岁以下的新一代美国公民，完全是在形象化的电视文化的浸泡下长大的、在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下认识周围世界的，又被称作是“电视新生代”（他们的前辈则是书报喂大的），对社会的不信任和孤独感都在电视中感受到了，过分的早熟导致对民主的冷漠，不珍惜自己的投票权，不想主动地挑战现体制，只是更关心那些带有惊险故事片色彩的社会新闻和个人的小家庭，漠视社会矛盾，更加的“自我中心主义”了。
布尔迪厄所谓的电视“他律性”，就是电视的商业化，不关心“文化品位”，只剩下赤裸裸的收视率了，为了满足“偷窥欲”（媚俗），形成了“文化生产场”：以影像手段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电视成为危险的符号暴力，新闻成为娱乐，出现了“娱讯”（Infortaimengt，是Infoumation和entertaiment的组合）的概念。电视和精英文化无涉，只是命名的虚夸和宣传的策略了。最典型的如被收视率逼疯掉的日本电视。为了争观众敢犯罪，因为收视率成为节目死活、电视台是否成功的最大的问题。由于追踪犯罪团伙的纪实电视片在日本很火，尤其是偷拍镜头，一些有“追求”的导演就和犯罪分子暗中勾结。有电视台知道某犯罪团伙要去某市民家行窃的情报后，不仅不去报警，反而与之作交易，结果是一个偷，一个拍，配合默契。甚至主动出击，化钱请飞车族的人来现场扰民，好做吸引力的节目。法国电影《冒险的代价》，讲述电视台开办追杀娱乐节目，把囚犯选为追杀目标，就是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电视媒体的这一方面的丑陋面目。
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避免影像生态灾难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媒介修养教育，培养传媒时代的合格观众。过去我们搞的是纯粹艺术审美教育，忽视了影像文化影响抽象思维能力、电视制造虚幻图像造成对现实的错误认知、沉溺于图像导致对现实的冷漠、电视节目梦幻性特征会强化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电视节目的模式化对审美理想产生生态污染、娱乐本位会对健全人格产生污染、电视满足心理宣泄同时也会消解激情和创造力等问题。原因是封闭的知识传授形式，使观众不明了影像传播的负面作用。比如电视谈话节目从好的角度看，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和普通民众表达需求的增强，但这种效果不是必然的，也会对社会舆论文化带来坏影响，只有从社会生态化语境入手，对影像的传播规律和观众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才有意义。媒介修养教育实际上就是文化生态观念教育，只有学会读解传播影像文本，了解其符码和编码规则，了解其结构、媒介组织、媒介形态，了解影像和社会的关系，学会参与影像文化，才会明白影像不等于现实，因为现实是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而影像是经过影像传播者的筛选和编辑的事实，所以，成熟的影像接受者，必须保持对影像的批评意识。
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更要关注媒介修养教育。当前，影像文化在当前中小学教育中的角色扮演很尴尬，一方面，中小学生可谓是“看着视觉图像长大”的群体，他们捕获信息、吸纳新知的文化兴味和审美情趣，有由报刊书籍的一统天下，迅速转向影视屏幕、电子网络、图像摄影等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影像教育在教育设计中处于配角或客串的位置，浅层次看是完成教学任务的辅助工具，作为与“第一课堂”的有机组成部分，帮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果，使抽象、静止、无声的文字形象有声，以增强文本文字给人的魅力感，信息感，吸引学生课堂无意注意，活跃课堂气氛。教育技术界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将抽象与直观统一，音、色、形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明显的教育效果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教学媒体……将给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典型的就是不断建立并丰富影像教学资源库，著名的人才学家雷祯孝就把人教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九册课文几乎全部配上相匹配的电影（98％）。深层次看，部分学校意识到了影像对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理解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画面正取代文字走向台前，色彩和构图正构成真理的内涵，要想在扩大了的精神领地，面对新的令人敬畏的思维王国领先一步，就得认识并且运用影像文化。”将影像教育作为“第二课堂”的组成内容，对学生群体实行素质教育。通过参观“禁毒”画展、制作“节水”宣传画，观看伟人的纪录片或传记片等，来完善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