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其余两条古道上的远征军部队，也遭遇了日军的猛烈攻击。对于中国军队的进攻路线，日军似乎早有准备。
日军暗堡中，卫生兵吉野孝公也端起枪投入战斗。
吉野孝公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隶属日军腾冲守备队附属部队。5月11日，就在中国远征军渡江的同一天，吉野孝公随同从腾冲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高黎贡山。
吉野孝公在其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写道：“忽然，有两名敌兵蹒跚着朝我们走过来。我不假思索地扣了扳机。前面的那个立刻直挺挺地画着弧线向前倒了下去。后面的那个见状，猛然一惊，迅速转身而逃。这是我亲手打死的第一个敌人，敌人终于退了下去。”[［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9页。]
与远征军所预想的不同，此时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随着吉野孝公等援兵的到来，已从最初的不足两千人增加至近四千人。在中国军队所有的进攻方向上，日军仿佛未卜先知般布下了层层火力网。远征军计划中出其不意的奇袭，被迫变成向敌人暗堡工事发起的正面强攻。
尹龙举说，一步一步仰攻上去很困难，日本人建筑了两年的地下工事，很不容易打。“他们不断反击，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从高处压下来。”
吉野孝公回忆：“敌人已经逼近到距离我们四五十米的地方。他们似乎连抬下同伴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从凹洼的地方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地在我方阵地前堆积。”[［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13页。]番发安说：“死了的人就像堆起来的柴一样。”
尽管如此，远征军官兵斗志不减，奋勇杀敌。当时在远征军参谋处的陈宝文讲到一件事：“有一个搜索连连长，跑到我们参谋处说他们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攻击任务，但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们就告诉他：‘你最好是找当地的老百姓多问一些情况，了解情况以后再去。’他对我们说：‘请你们帮我告诉总司令，我进军校学习就是为了这一天，明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把他送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想：‘这个人肯定是回不来了。’”
作战部署被谁泄密？
5月21日，远征军第三十九师在经过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红木树隘口，却又很快遭到日军的凶猛反扑。当天，一份惊人的情报送到了卫立煌手中。
据陈宝文回忆：“三十九师占领红木树之后，他们拿到了日本人的一个作战命令，上面写的是我们统帅部全部的兵力部署、怎样反攻、反攻的步骤怎样。这肯定是统帅部有汉奸出卖我们，因为之前统帅部下达命令的时候，全都是口头传达，不让我们做笔记。宋希濓急了，对卫立煌说，请卫总调查清楚。”
卫立煌大发雷霆。据远征军作战部情报处处长林逸时回忆：“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战火纷飞之际，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泄露了远征军作战部署。
直至抗战结束，造成远征军滇西反攻计划提前泄露的原因，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多年之后，历史学者们在日军当年的《公刊战史》上发现了一段文字：“在中国军队反攻前夕，一架盟军飞机因大雾在腾冲附近迫降，机上的一名远征军高级参谋，连同他所带的所有文件一同被日军俘获，其中就包括整个滇西反攻战役的作战部署与部队无线电密码本。”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据此完成了有针对性的防御反击部署，志得意满地感叹道：“真乃天助！”[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7页。]
战役开始后，那起在中方战史中毫无记载的空难事故，在余戈看来，“终于让中国远征军感到了痛苦”。[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1页。]
由于整个滇西反攻的计划已经全盘暴露，必须当机立断作出调整，避免更大损失。
陈宝文认为原来的反攻计划不妥当。“如果把所有的士兵都派去攻高黎贡山，即便攻下腾冲，日军不走，还有部队沿着滇缅公路赶来增援怎么办？假如敌人攻破了惠通桥渡口，就可以到保山，到昆明，这样一来就危险了。假如昆明被拿下了，重庆也就难保。”
情急之中，卫立煌决定临时更改作战部署。
卫道然认为，卫立煌此时想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在想什么，换位思考。“想了半天归纳几条：（日军指挥官）他现在动作不大，他不会去请援军，利用这个空当，我一个集团军过去了，我还有个集团军没动呢。”
5月底，中国远征军各部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开始调整战略：正在高黎贡山与日军激战的第二十集团军继续进攻，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原本担任辅助作战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主力，改由松山方向强渡怒江担任主攻。6月4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日军松山阵地前，松山战役打响。
冰天雪地的血拼，吃尸体的日本兵
松山战役的打响，无形中切断了高黎贡山日本守军的后勤运输线，已经困守近一个月的日军日渐孤立。战斗仍在继续。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军参谋长的弗兰克·窦恩回忆：“数以十计的骡马和劳工滑下了冰冻的隘道，坠下几千英尺的深沟死去。战斗是在云层覆盖海拔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成为云端上的战斗。”
6月初，高黎贡山脉东侧，预备第二师战士杜开跃正和战友们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前进。
杜开跃回忆说：“那个时候翻大雪山不容易。如果走不动了，死了，那还不是把你丢弃了。又没有医药，一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一死就是很多人。”
6月9日，日军突然在北斋公房隘口发起反攻，已经在日军阵地前浴血苦战了近一个月的第一九八师损失惨重，远征军司令部紧急调派预备第二师前往支援。此时，滇西已进入夏季，但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上，迎接预备第二师官兵们的，却是一片冰天雪地。
“冰天雪地，很多人光着脚，我穿着布鞋。”预备第二师老兵寸时忠回忆说。
寒冷，甚至比敌人的机枪火力更为致命。杜开跃说：“翻那个雪山，真正是用命换的，上面的命令是你非要走。不管你走不走得动，别人都把你拖着走，如果不拖着走的话，你一躺下就完了。”
李华生回忆：“送米的那些民夫，他们跟着士兵走，衣服穿得单薄的民夫就被冷死了，有的民夫走着走着支持不住，坐下去就死了。太冷了。”
据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回忆：“6月1日这一天，天气阴雨，高黎贡山上很冷。担架兵抬了两个兵来团部，是冷倒的，不能动了。摸他们的双手和头额两颊，都是冰冷的，他们双眼睁得大大的，还在不断转动。等卫生兵端了热汤去喂他们，已经喝不下去了。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时为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提到：“攻高黎贡山确实难，没有氧气，饭都不能煮。”
险恶的气候，成为交战双方共同的可怕敌人。吉野孝公回忆：“寒冷、饥饿、激战、败走和疲劳正把战士们引入死亡的陷阱。尤其是寒冷，像魔鬼一样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15页。]
由于北斋公房隘口久攻不下，后勤补给日益困难，远征军决定放弃对日军阵地的正面强攻，采用运动穿插的战术，孤立日军各阵地间的联系。
处于重围之中的日军仍在拼死抵抗。吉野孝公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段落：
成合队长的眼里闪着锐利的光芒。“目前，我们已山穷水尽，大家做好准备，各位的性命就请交给我成合吧。”
大尉战刀出鞘，随之，一个不知名的军曹大声嘶叫起来，凄惨的声音真可惊动鬼神：“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14页。]
令人不解的是，与在冰天雪地中依靠人力运输维持生命的远征军官兵相比，这些早已断绝一切外界给养来源的日本军人，难道有消耗不完的补给与能量？
在武器装备上，远征军大大弥补了原来的劣势。尹龙举回忆：“那个时候，美军装备我们新式武器，有冲锋枪，还有火焰喷射器。这两种东西对日本人来说是最厉害的，他们最害怕了。没等他们的刺刀接见我们，我们就用冲锋枪把他们扫射死了。他们的碉堡，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喷火进去，就把他们给烧死。”
战况惨烈。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连长站在轻机枪阵地，他喊，同志们前进啊。扑上去，一喊，日本人的重机枪射手就射来一枪，打到脖子，血咽下肚，也从嘴里面出来，话说不出来。连长牺牲了。”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那个时候不杀人不行，你不杀人，别人就要杀你。多善的人也要杀。到双方靠近了，打枪已经不生效了。还有人刺刀都不用，枪上着刺刀摆着，一个箍着一个打。有个日本人满身都是红彤彤的毛，没有时间多想，我用刺刀就把他捅死了。”
6月14日，远征军终于攻占北斋公房隘口，开始逐个清除日军残余据点。这场云端之战，终现胜利曙光。
在尹龙举的记忆中，战斗扫尾阶段，北斋公房日军阵地上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守在山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后来山上没有吃的了，他们就吃尸体，因为我们看见一些尸体上有被咬过的痕迹。他们的大便都是黑颜色。”
全程参与高黎贡山战役的美军参谋长弗兰克·窦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炸毁日本人的最后工事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原以为还有至少300名日军，但现在只剩下75人。当他们冲到了日军的一个指挥部食堂时，美国的联络军官碰见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准备好的不同部位的尸体像堆柴一样在地上堆着，有一些尸体被剥了皮，有几人仅剩下了骨架。”
远征军老兵陆朝茂回忆：“有三间房子里埋了好多日本人的尸体，尸体码起来差不多有三尺高，尸体生蛆了，那些蛆顺着瓦片、房顶、木板、地上爬，白花花的，很臭。”
日军的补给之谜真相大白。关于此事，吉野孝公在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一字不提。为这本书写后记的日本老兵丸山丰，也是高黎贡山战役为数不多的日军幸存者之一，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战场上的事，有的可以写，有的则不能写；有的想写，有的则再也不愿追忆。”[［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1994年6月云南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资料，第89页。]
伤亡近万人，翻越高黎贡山
1944年6月21日，高黎贡山最后一处日军据点被攻破。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远征军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最终翻越高黎贡山，赢得了这场云端之战的胜利。
陈宝文说：“作战非常不简单。吹来一阵风，那风是黄色的，我们每个人都屏住气，而且没有一个人站住，大家蹲下去就吐出来了。风中是壕沟里没有人去收的死尸腐烂的味道。那些人有一部分是冻死的，还有一部分是饿死的。”
时为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的熊世超回忆：“士兵全都倒了，有的哼气，有的哼不出来，枪丢到一边，身上还背着子弹。我和传令兵一起拖尸体，但拖不动。传令兵背着一把枪，他把枪解下来，交给师长。师长对我说，该死，你怎么不拖连上的伤兵？我说连上的兵全都被打死了。”
尹龙举说：“那时候是雨雪纷纷，士兵穿得很单薄，我们发电报，美军飞机来了，丢下来很多雨衣，不然还有很多士兵会冻死。”
在西方人看来，仅仅以少量大米果腹，就能翻越海拔3000米的高黎贡山天险，与最凶恶的敌人在“云层上的战场”战斗，也许只有中国士兵才能办得到。[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0页。]
尹龙举回忆：“翻过高黎贡山，就去打腾冲城。腾冲是一个非常厚的石头城。”
腾冲，古称腾越，公元1448年，明朝的南征将士用火山石筑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石头城。从内陆蜿蜒而来的南方丝绸古道，经由这里分道通向东南亚各国，货物在此集散。从清朝到民国，是腾冲最为繁华的时期，素有“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美誉。
6月底，从高黎贡山败退下来的日军残部，与原日军腾冲守备队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指挥，准备死守腾冲及周边关隘。刚刚在高黎贡山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的吉野孝公，也被编入了这支混成联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