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叶辛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在遥远蛮荒的乡间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
主要创作有: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年来,共出版四十几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叶辛是“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当代著名的中青年作家,广受读者欢迎,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二十余年来,一直以勤奋的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
近年来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
获奖作品:
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
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
长篇小说《基石》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1984)及国内各报刊颁发的数十种奖项。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电视剧文学本《风云际会宋耀如》荣获“金狮荣誉奖”。因创作上的成就,于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等,但他归根结底是个作家。
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来到七宝中学。因为你们的仇校长约我约了三年了,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正好坐在一起,你们看看那个叶字正好是一、二、三、四、五画,仇字是几画?一、二、三、四画,我挨着他。每年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来一下?跟同学讲一讲,那么每年我都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但是一年时间好像很快的,他也非常忙,我呢也不知道瞎忙一些什么,反正就没有来成。七宝中学我好些年前来过的,曾经来过两次。当初是新校刚刚建好的时候,上海的大地上,上海的郊区也好,还没有这么漂亮的校舍!后来当然其他的学校也赶上来了,中学的校舍越建越好,越是在郊区的地皮越大,金山的中学、奉贤的中学都建得很漂亮!七宝中学是建得比较早的很漂亮的校舍,那么刚才仇校长已经说了,这次讲课的一个主题是“人生与文学”。
人生与文学,我的人生已经步入秋天了,1949年出生到现在快五十六岁了,你们的人生还在早春季节,正在开始,正在起跑线上。前面到处都是阳光,遥远的地平线边还看不到什么,我的人生呢是走进秋天了,已经经历过青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说一说我觉得可能对同学们有一点点好处或者说有一点点启示。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觉得我读完了中学就应该考大学,然后上了大学选择一门职业走上社会。但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传遍了全国的口号叫“停课闹革命”,把课停下来去闹革命。干什么呢?写大字报,写揭发老师的大字报,揭发校长的大字报,揭发教导主任的大字报,揭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反正有什么你就写,天天练毛笔字、写大字报,写了以后也没人管你,学校里到处贴,礼堂里可以贴,校园里可以贴,教室里可以贴,走廊上可以贴,毛主席把这大字报叫做大鸣大放大字报。“文化大革命”闹到第三年的时候是1969年,实际上停下课来的同学已经不知道再怎么闹了。大学里有的人在很起劲地闹,但大多数人没有再闹,1966年过去了,1967年过去了,1968年过去了,每年中学都有毕业生,小学也有毕业生,大学也有毕业生。1966年毕业的毕业生就叫66届毕业生,1967年毕业的叫67届毕业生,到1969年来的时候,69届的毕业生也要跟着来了。这时中学生都停了课,闹革命实在没什么好闹的,大字报写写要写完的,没什么可写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老在社会上去闹事了,就不是闹革命了。那时候全国哪儿都出了不少的事情,事实上年轻人流窜在社会上总是要出事的,上海打群架特别普遍,都是革命战斗兵团和红卫兵组织互相之间打群架,有的是因为“左派”和“右派”的关系,有的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关系,也有的是莫名其妙的关系,他也要打群架。
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以后呢?当初大串联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是北京市的中学生跑到了内蒙古,他们发现内蒙古的草原还很贫穷、很落后,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意思说我们不要待在城市里,我们应该到牧场去,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内蒙古大草原,大致是这些内容。几乎同时,报纸上登出了“我们也有两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毛主席看到这两个材料,就拿起他的铅笔作了一个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这条最高指示是1968年12月21日的晚上8点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出来的。那一广播呢,我刚才说了这是非常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每有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要沸腾一次。怎么沸腾呢?游行。比如说在这所中学里,晚上大家听到这个最高指示就会打着红旗,举着标语游行,游到哪儿去?游到人民广场去。欢呼毛主席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要在全国落实。
那我为什么把这一条最新最高指示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条指示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当初有一句话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一挥手你得前进!还有一句话叫“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别看他只是这么一个批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所有全国的报纸上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和这一条黑体字很粗的最高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指的是家长,来一个动员,然后对知识青年要求你到广阔的天地,那么你就去了,我们就去了。
现在呢?我们也组织志愿者,每年组织几个、几十个、上百个到新疆去、到云南去,是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去的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万。上海就在这条最高指示鼓舞之下,几年工夫有109万知识青年走到了全国各地的农村,走到了边疆,走到了草原,走到了山地。上海的知识青年主要去的是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古、吉林、江西和安徽,然后还有上海市的郊县。去了以后就直接落户在生产队里,向贫下中农学习。那个时候我也去了,是1969年3月31日离开上海到了贵州修文县一个叫沙锅寨的地方。前几天我又回了一趟沙锅寨,在上海一些企业家的支持下,我在我插队的沙锅寨捐了35万元建起一所小学。当地的市政府因为我牵头做了这么一件事,起了“叶辛希望小学”这样一个校名。我去看了以后倒觉得蛮满意的,为什么?35万元盖了一栋三层楼,上上下下有12间房子,如果这三层楼搬到上海呢?一个房产界的代表去看了以后说:这栋房子搬到上海大概值200万。所以他们也很满意。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将原来插队在乡下住的小屋子修复了,其实那不是一个小屋子,是一个土地庙。我住的泥墙茅草屋,被山洪冲垮了以后不能住人了,没有地方住以后,我看到这个大垸坝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供的,除了一个供桌,什么也没有,我把床往里面一搬,就在里面住下来。土地庙是没有门的,它是朝着大院开着,几个跟我要好的农民就在土地庙里修起了一堵墙,装了一块玻璃然后用牛粪敷在那个竹排上做了一扇门,我就在小小的5平方米的土地庙里住下来。当初农民说:“这是土地爷住的,你怎么可以住下来?你是人!”(底下窃笑)我说人没有地方住的时候,那只好跟土地爷住在一起,就这么住下来了。后来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写出了我最早的一些小说。修完了这个小学以后呢,大概还余一点钱,他们就把这个土地庙重修了,前几年我也回去过,在这个土地庙旁边照了一张像,这张照片《上海画报》还发表了。这本没什么,结果他们又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是我住在那儿写小说的地方,叫叶辛旧址。(全场大笑)我就很感慨!我为什么很感慨呢?那个剪彩仪式结束以后,电视台的同事叫我到原来住的房间门口去看一看,我就去看。因为老乡来得很多,四乡八寨的老乡都来了,来了以后都看,这一次我的孩子也跟着我去了,后来他们悄悄告诉我,当你走了以后,你的孩子在这个土地庙门前待了四五分钟望着那个屋子,他不能想象他的父亲当初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写小说。后来电视台的同志问他(这都是他们事后告诉我的):“你,你说你看了这个小屋子有什么感想?今天晚上让你住在这里你住不住?”他说:“我不住!”我觉得我也蛮感激这些老乡的,为什么呢?他们代替我教育了我的孩子,平时我倒不跟我的孩子说的,哎呀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怎么苦,哎呀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怎么没有吃的。但是让他实地这么看一看,恐怕他心里就会有想法。因为是演讲,我一讲就讲到前几天的事情上来了,现在我还是按着原来的思路往下讲。
最初下乡的时候,我们这代知识青年应该说是很虔诚的,比较的狂热,也比较的盲目。你想,毛主席叫我们去了我们就去了,毛主席指示改天换地干革命,我们就去改天换地了。我们就在农村到处刷大标语: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修文河山,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当我们真正劳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山乡劳动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限于时间,我就讲一讲我第一天劳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