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城市的大客厅里。”她骄傲地说。
“我们刚喝过鸽子汤，正走在从厨房回卧室的路上。”他庄严地说。
他们穿过广场朝自己的家走去。他们又看见那个保洁工。
那个四肢粗壮，脸上皱褶分明，后脑勺上有秃顶痕迹的中年或老年男人。他弓着身子从细雨似的喷头下跑过，默默抚去脸上的水珠，去彩色铺地砖上拾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黄昏时分，广场上的灯开始亮了，莲花山顶的大多数风筝仍然不肯回家。
她觉得对不起他，那个保洁工。昨晚他们光顾着找城市中心的南北中轴线，把花瓣洒得到处都是。她松开他的胳膊，朝风筝跑去。
“我能帮你吗？”她跑近了，问保洁工。
“那边还有一只风筝。”年轻的博士也过来了，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滑倒在镜子似的花岗岩铺地石上，“准确地说，是风筝翅膀。”
但很快的，年轻的博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边。他看那个大鸟一样的家伙——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著名屋顶，它近在咫尺，就在他的头顶上。
“它像什么？”他悄悄拉过她问。
“展翅的大鹏呗，一千八百万深圳人都知道。”她从指尖上抹下一块风筝油彩。
“像你。”他冲她痞笑。
她不干了，举起花团锦簇的手追上去打他。他躲闪着。
“本来就是嘛，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他笑着辩解，“你自己不知道，一模一样。”
她站下了，回头看著名的大屋顶。它弧度有力，起伏如波浪，是黄金分割的比例。她够过身子看自己的腰身，脸红了。
保洁工欠起身子迷惑不解地朝这边看。喷头又过来了，勒杜鹃该浇水了。
他早上醒来的时候她不在。皱巴巴的粉红睡裙失落地抛在盥洗室里。坐便器使用过，没有收拾。瓶瓶罐罐整齐划一，没有人动过。
他在厨房里找到早餐。麦片泡溶了，水煎蛋冷出了脂肪色，像过于刻意的塑料品，两只都在，她没动过。
他在广场上找到她的时候，她和保洁工在一起，那个满脸皱褶的老头。看上去，他俩已经很熟悉了。他教她怎么把枯叶和残落的花瓣从花坛中收集起来，放进便携式收集袋里，怎么辨认软枝黄蝉和双荚决明是否该打尖、如何使用花剪。她笑嘻嘻的，干得津津有味，脸蛋红扑扑的，下颌上有一星泥点儿。
“他是达县的。”她告诉博士，“你老乡喂。”
“真的？”博士惊喜，改用家乡话问保洁工，“达县啥子地方的嘛？不是管村的吧？园艺师嗦？”
“不是你们管村的。”她抢着说，“他来深圳七年了。他把阿姨也带出来了。他孙女读护理专科，还有半年毕业，也打算来深圳找工。”
“哦。”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该帮着做点儿什么。“太阳还没出来，人力资源你都弄清楚了。”
“也不想想你霸占了谁。”她得意地对他说，学着保洁工的样子，把收集起来的花瓣仔细抖进收集袋里。
“政府就叫市民中心？”博士问保洁工。
“邮件里不是告诉过你吗，前年，你忘了？”她说。
“就是说，市民中心就是政府？”他拿不准。习惯中不这么叫，一律叫政府大院。
“不可以吗？”她反问，好像她是这座城市的市长，事情由她决定。
他点头。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每一次他都点头。
然后他们手牵着手回家。
他们又争吵了。
开始没有争吵。
他们吃着热过的煎鸡蛋，商量参加婚礼的嘉宾名单。她的亲属比他的亲属多，同事也是。这很正常。他只有一个鳏居的爹，其他人不算直系亲属。他不爱热闹，不会请七大姨八大姑。他刚到这座城市创业，没有太多新识旧故，也不打算在合作伙伴中张扬幸福。她不同，亲戚老表一大堆，她都想请，一个也不想漏过。她硕士读完就来到这座城市，京沪广的同学她可以不请，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总要请，这样一算，人数不少。
他不反对她请那么多人。一车红酒，总得人喝。他一点也不在乎落单。他愿意做一个太空人，从地球人手中娶走他们最美丽的新娘。
花销大致也有了预算。近两个月他预算能力进步很大，这归功于公司的筹办。她不想让他一个人承担费用，他出八成，另两成她出。她可以出三成，但他不干，一定要出到八成。
为什么事情争吵，事情过后他们谁也说不清。不是原则问题。有什么原则？她根本就是把自己倒贴给他了，搭上供他五年的求学费用，还搭上一次不慎先孕的流产术。她就是不能容忍他对她的指点。她不是新移民。
“为什么你就不能简约一点？”他问她，“我们就不能简约一点？”
“你干脆说我不够成熟，不够内敛好了。”她冲他大喊。
“还有稳重和温暖。”他气她，“还有通情达理。”
“我们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在城市的大客厅，凭什么我不能这样？”她气咻咻说。
“你还不如说中央公园。”他嘲笑她。
她气坏了。他气人的确有一套。他怎么就这么没心，割心刮肺，供出条中山狼？她冲他扑过去。他身手敏捷，跳过床垫。她冲进厨房，再从厨房里冲出来，隔着床垫，准确无误把半盒冰激凌扣在他脸上，然后呜呜地哭了。
九点整他出门去公司，脸上的奶油荡然无存。她打电话请了假，决定一个人清净一天。公司福利不错，她正在收拾新家，部门经理关心地问需不需要多延两天的假，开玩笑说，同事们正商量送他们点什么。
“提个醒，他们会捉弄你。”部门经理在电话那头诡异地说，“我听说有人在打听奶瓶和成人玩具的事。”
她乐了，很快开始犯愣。
她在两间空房子里来回走动，气消下去，镜子里的她看不出哭泣过。她穿上大衣，下楼穿过花坛，去了广场对面的行政服务大厅。
她喜欢宽畅、亮堂、洁净和有条不紊的地方。怎么说呢，孕育她的地方是窄小、阴暗和混乱无章的，学习、成长和工作的地方同样如此。人们总说，一个人最终只需要三尺栖身之地，但那是灵魂出窍之后的事。难道她只能在三寸子宫、五尺教室和七尺工作间里度过她的全部生命？
她应该走进更宽阔的地方，她迷恋成为宽阔之地主人的自由感觉。
行政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一墙之隔的32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办公系统直接接入大厅，由具有现场管理功能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做技术后台支持，通过145个服务窗口受理390多种审批项目，各种政府和个人数据实时交换。
她在整洁的大厅里随意出入，漫不经心地使用电脑引导系统、公用电话、大型等离子彩电和舒适的休息椅。她感觉心情好多了。她想起部门经理的话，也许她不会把同事的捉弄当成玩笑。不是指成人玩具，而是指奶嘴。她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干吗不及时忏悔呢？她为自己的这个念头偷偷地笑了。
半小时后，她在广场上找到他，那个满脸皱褶的保洁工。她顺路给他带去一瓶120毫升的“冰露”，他谢过她。他带了茶水，每天如此。几个孩子追逐着跑过。更多的老人像萎缩的蘑菇般一动不动在广场上晒太阳。茶水装在一只矿泉水瓶子里，像稀释过的可乐。
“您去过行政服务大厅吗？”她问保洁工。
“没有，没什么事。”保洁工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
“您是公民。”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漂亮的现代化建筑，“您可以随便去任何地方。”
“你说得对。”保洁工同意说。
她帮保洁工把垃圾车推到路口。保洁工几次要她把车还给他。
“好了，玩一会行了，脏了你的手。”保洁工不好意思。
她没觉得脏。她觉得自己是一道广场风景线，在正午之后呈现得恰到好处。她希望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摄影师走过，挎一部单反相机，那样她就能得到一幅与广场和谐相处的照片了。
一枝玫瑰探进门缝，讨好地摇晃着。她乐了，再忍住乐，板着脸拉开门，夺下躲在门后的糖炒栗子，顺带那枝玫瑰，反手把门关上。
他用钥匙开了门，放下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腆着脸嚷嚷着要喝水。很快他俩就蜷到床垫上，她吃栗子，玫瑰支在下巴上，他给她讲研发部门今天取得的新成果。
“怎么抽上烟了？”她瞥他一眼，夺下他手中的香烟盒，起身去厨房，从抽屉里找出一把修理剪，拎着字纸篓回到卧室。
“朱建设。”她板着面孔叫他的名字。
“是我。”他说。
“护照号AC0356？”她说。
“是的。”他说。
“这包‘好日子’是您的吗？”她问他。
“没错，是我的，20块钱买的。”他说。
“19支，看看数量对吗？”她问。
“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抽了一支。”他老实坦白。
“没问你和谁一起抽的。各家有各家的海关法。”她从烟盒里取出香烟，分两次举到他眼前，用修理剪拦腰截断，残烟落入字纸篓里。
他啧啧着嘴，说可惜。她处理完案子，去盥洗室洗过手，跳上床垫，重新窝回他怀里，玫瑰支回下巴上，搂回食品袋，剥一粒栗子塞进他嘴里，接下的归她。
“继续说。”她命令。
“说什么，都审过了，没情绪。”他抱怨。
“你自己不说的啊，别怪我。不说我说。”她说。
她就说了下午她和保洁工的事。她帮保洁工推垃圾车，从一个又一个像秋后蘑菇似晒太阳的老人身边走过。那个保洁工从没去过行政服务大厅。迈腿就到，他从没去过。
“怎么可能，不会一次也没去过吧？”他不相信。
“一次也没有。三年零七个月，一次也没有。”她肯定。
“43个月，1300天，他扫走的垃圾能再筑出个大屋顶了吧？”他取笑道，“倒是够绝的。”
“你说，他是为什么？”她有些困惑，“我不相信没时间，肯定也不是没兴趣。没有人会害怕走进一座宽阔明亮的建筑，有这样的人？”她发现他有些注意力转移，拿话把他往回勾引，“你没看见大厅的稳重和内敛，你能想到的现代性那里面都有。”
“简约和温暖呢？”他呵呵笑，“还有通情达理。”
她狠狠在他的大腿上拧了一把。两个人滚到墙脚里。他脑袋被墙撞了一下，哎呀一声。她胡乱抚了两把乱发，跪在床垫上一粒粒拾栗子。
“人家把你当成玩。义工不是义工，哪有穿着高跟鞋推垃圾车的。”他抢白她，“再说，要让他的上司看见就麻烦了。我的员工让别人帮着做事，我就炒他。你给人家惹事。”
“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她说，“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没进过大厅？”
“这件事情重要吗？”他说。
“嗯。”她认真地点头，“我想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婚礼。”
他吓了一跳，很快明白过来，伸手把玫瑰从她下颏上拿开，严肃地看了她一会儿，再把玫瑰放回去，用力嗅了嗅手。
“怎么了嘛。”她说，“可不可以，你表态。”
“我肚子饿了，今晚吃什么？”他作势离开床垫。
她把他拉回床垫上，骑到他身上，恨恨地盯着他，往嘴里塞了一粒栗子，是粒有虫的，吐出来，再换一粒。
“我知道，你不会在马可?波罗好日子多预订一间房。酒席倒没什么。”他说，“当然可以。”
“就是说，我也可以生孩子，对不对？”她追问道。
“你说什么？”他又紧张了。
“别胡乱想，和广场没关系。我自己有爹，没打算让谁把我送到你手上。”她嘻嘻笑，“我下午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
“不是撤销婚礼吧？”他期待是，反正他们已经结了。
“美得你。我已经交了订金，你就是想撤也撤不回来了。”她扬扬得意。
“那还有什么能让我惊心动魄的？”他说。
“放弃。”她宣布，“我决定放弃。我是说，回家，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全职太太。”她收起栗子袋，从他身上起来，下了床垫。
“说吧，老爷，想吃什么，小女子这就去给您做。”她扭着屁股向厨房走去，骄傲地说。
厨房里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夸张得要命。他歪在床垫上，玫瑰支在下巴上，想一会儿，探身朝字纸篓里看了一眼。他不明白，零食在客厅里，冰箱里只有半打有机蛋，连调味组合都还没来得及添置，她能为他变出什么美味来？
他没忍住，朝栗子袋看去。
子夜过后，他们同时从床垫上翻身起来，去穿衣服。他有条不紊，她动静很大，那种消防队员做表演时的架势，带着声响。孤独的玫瑰躺在床垫和墙脚的夹缝中，已经枯萎了。
本来在被窝里搂着。她喜欢他从后面搂住她，这样有安全感。已经快睡着了，她眼睛都睁不开，忘了争吵之前他们说了什么。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两个人钻进同一床被窝里时就无影无踪了。
怎么会吵到睡意全无？她不明白，他也糊涂。
各自在盥洗室里待了一段时间，又分别在卧室和客厅里缄默了一会儿，她先穿上大衣，出了门。
他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广场上传来吉他声，有一阵没一阵。他穿上风衣，一粒粒扣上扣子，开门走了出去。
他在广场上找到她。
夜深人静，广场收去奇幻的光效，只留下基础光源，黯然失色。一位流浪歌手目光炯炯，歪支着斑驳的麦克风，对着空旷的广场深情地轻唱。一只公猫蜷缩在音箱的后面，毛皮黝黑，像城市的幽灵。
她站在流浪歌手面前，看着歌手，眼里噙着泪水。
“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能容纳多少流浪者？”她没有回头看走近的他，梦呓般地问。不是问他，是问她自己。
他没有接她的话，恍惚回忆，这种经历是他熟悉的。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时代广场，在麦克逊广场，在芝加哥城市广场，都与流浪的野猫共同度过难熬的长夜。他知道人们的日常经历不同，心灵路程却非常容易找到孪生的兄弟姐妹，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它们就宕然相遇。
他们在歌手的浅吟轻唱中站了一会儿。她先伸出手，在黑暗中寻找他的手。她的手很凉，他想把它揣进自己怀里，但没有。用力握了一会儿，他牵着她往回走。
她再度甩开他的手，向一块彩色的花岗铺地石跑去。那是城市中心的南北中轴线，她的中心，她的中轴线。
保洁工用清水冲刷着石面，水花溅起，四周花坛里葳蕤的勒杜鹃如火怒放。看见她和他过来，保洁工关上皮管，看他俩。
“您真没去过，从来没有去过？”她不甘地问保洁工。
“安洁。”博士阻止她。
“什么？”保洁工困惑地看着她。
“市民大厅。”她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她做不到。
“亲爱的，我们回去，回家去。”博士拉住她。她甩开他的手。
“我去那里干什么？”保洁工一脸茫然地看她，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您就没有什么事，没有任何事可办吗？”她固执地问。
“安洁你听我说，我们离开这里。”博士感到他的妻子在崩溃。他开始担心。
“什么？”保洁工问。
“难道什么事也没有吗？哪怕是，一点点？您总得走进市民大厅吧，哪怕是一次！”她觉得自己在害怕，她内心有什么东西在坍塌。她期待这个时候广场突然亮光一片，不远处的大厅人头攒动，一大群鸽子呼啦啦飞起来，从世界上最大的屋顶上空一掠而过。
“没有。”保洁工呆呆地看着她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 他说，“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