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文学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诸位看了我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想想:要是那时我有一个进“富士康”的机会,是不是像进了天堂?可见,生活背景不同,感觉上会有天壤之别。
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世界观,也没有“左”或“右”的政治观点。我那时只是想,从我降生起,到16岁初中肄业,起码接受的是文明教育,而老农们给我的,是不文明的教育,是野蛮落后的教育,我本能地要进行抵制。
那时候,正如年轻读者所知道的那样,信息极端稀缺。我的精神世界,营养来源非常缺乏,在一片荒漠中,只有一点点外来的“水滴”。
那时候,省城新华书店外文部有卖“兄弟国家”画报的,我们家里买了一些,我就来细细研究,都挺有诱惑力的。
《朝鲜画报》,里面展示的是经典的“社会主义生活”,跟我在1965年之前的生活差不多,人们可以休息、逛公园。
《越南画报》,里面有一些绝色女子,拿着钢枪也不失妩媚。越南北方的少年,因为学习优秀还能获奖,真让人馋死了。
《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里,农民的家庭也挺雅致,小桌上铺着针织网眼的桌布,好洋气。阿尔巴尼亚的农民,服装很艳丽,农闲时还能唱歌跳舞。
就算这些照片是“摆拍”的吧,可我们连摆都摆不出来。我久久抚摸着那些画报,憧憬着:哪天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可以瞑目了。
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偷听“敌台”。那时候,收音机的短波频道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伦敦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这是两个对立阵营的广播,可是那时一律被视为“敌台”。偷听敌台,在理论上是要被抓的,但实际上没那么严重,有短波收音机的,不听才怪。
我们家有一台很不错的上海产半导体收音机,我有时会听一听。听这些异端的声音,不是为了寻求思想出路,而是听我们自己的听烦了。
那时候的感觉是,美国的音乐很难听,英国播音员的汉语很优雅,苏联播音员的汉语怪得仿佛火星语。当时还有苏联办的地下广播电台,叫“红旗广播电台”,那里面的内容较为刺激,我不敢多听,怕惹事。
偶尔听听,也觉得都是八股,没意思,可是偷听敌台使我懂得了:不论谁,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可见我们现在拥有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真正救赎了我自己的,是文学。那时候,我想自学一门或几门知识,可是学什么都有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文学,识字就能看懂。
在生产队闷头干了一年多,我发现照这么干下去,天天听“四大红”,精神上要死掉的,必须自我奋起,上进的阶石就是文学。当时我把能搜罗到的小说、诗歌,都拿来仔细看,还兢兢业业地做笔记。
下雨的时候,生产队不干活儿,这就是我的读书时间了,可谓“又乘微雨好读书”。
我读了英国小说《牛虻》,知道了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了苏联小说《海鸥》,对美丽的女游击队员无限神往;读了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觉得苏联就是天堂;读了《艾青诗选》,觉得他过去写农村的诗,写的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那时3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好李,比我大一岁,这里就叫他李兄吧。李兄也喜欢文学,我们俩臭味相投,都立志把文学作为一辈子的事业。
那天在他家土炕上,说起各自的文学理想,都互相鼓励,好像《牛虻》里的烧炭党人在搞密谋一样。
我们不这样不行。李兄在当地没有势力背景,只有刨一辈子地的命。
我的家庭出身不“红”,当兵不行,招工的机会也不大,当时的大学还没有招“工农兵学员”,所以我也是死路一条。
我俩发下了毒誓:绝不刨一辈子地,说什么也要乘坐文学之舟,去远方。
具体怎么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我们都说不清。
后来李兄通过在延边自治州当干部的姐夫,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下乡知青,去延边插队了。10年后辗转去了山东,如愿以偿当了报社编辑,他后来散文写得很漂亮。
至于我,坎坷就比较多一些。但总还算借上了一点儿文学的光,否则现在就惨了,非上街蹬三轮去不可。
三十九、上哪儿去弄到书
那个年代,无书可看。新华书店虽然没关闭,可是那里面的书,谁能感兴趣呢?
从1966年到1968年,“文革”闹红卫兵、打派仗、搞武斗,一共闹腾了三年。从1969年起,社会生活走上了“新轨道”,不闹了,可又沉闷得要死。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再没有比1969年至1971年更沉闷的了,连广播电台播放歌曲都受到限制。
那年头,“合法”的歌曲几乎没有。
一个国家,连国歌的歌词都是非法的,真是骇人听闻啊!后来,当局似乎觉得不妥,借着抗战胜利25周年,放出了一批改了词儿的抗战歌曲,有《大路歌》、《毕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歌倒都是好歌,但不合时宜,老百姓觉得不好听。
1971年末,又放出一批陕北、湖南民歌,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等等。这批民哥有点儿特色,但老百姓还是觉得不过瘾。
一个国家,“合法”的歌曲只有20来首。在这种文化专制下,可想而知能读到什么书了。
那时候的出版检查之严,超乎想象,连《雷锋日记》都没得卖了,全是大批判文章合集,只有吃饱了撑的才去买来看。书店偶尔卖一本日本共产党左派的谈话录《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立刻就成畅销书。
那么,我想发奋自学,书从何来?
全是从非法渠道获得,还有依靠私人关系借。
1968年的时候,学生、工人不打派仗了,大家逍遥了一年。我和几个中学同学,钻进封闭了的学校图书馆,“窃”了一批书出来。我那时钻进图书馆,如入宝山,眼睛都不够用了,惊叹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书。
我不知道挑选什么好,看看小开本的散文集挺可爱,就搜罗了一大批。刚看了一本秦牧先生的《花城》,立刻就被迷住,知道了中国的词汇,远不止语文课教给我们的那些,从此爱上文学。
后来在街上闲逛,看见有老头儿摆摊卖旧书,我就买了几本,其中一本是《艾青诗选》,用繁体字印的诗,看起来很舒服。
买完夹在胳膊下,坐电车回家,碰见两个大学生,一个问我:这书哪来的?”
我如实回答了。那人就借过去翻翻,对同伴说:艾青,大右派写的。”
这下我就知道这书的金贵了。
下乡后,我带着这些书。同学的手里也零星有几本《牛虻》、《家》什么的,就借来看。少年气盛,看了这些书,就更不想规规矩矩地向现实屈服了。
后来又向回乡青年李兄借书看,比如《海鸥》。我妈也从同事那儿借书给我看,比如《叶尔绍夫兄弟》。
这以后,在当地,我“特能看书”的名气响开了,结识了一些朋友,借书的渠道也多了,比如《普希金文选》、《莱蒙托夫诗选》、《神曲》等等,这质量就提高多了。
之后,我母亲看我自学渐渐上了道,觉得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就凭私人关系,有计划地从单位图书馆员那儿偷偷给我借书。借来的书,有辽宁省的文艺杂志《鸭绿江》合订本,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些可是让我大开眼界。
最奇特的,是居然借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内部出版的“灰皮书”,读完后太震惊了——这样的阅读,基本也就上路了。
“读禁书”的经历,很难忘。有一次,我带着一本《莱蒙托夫诗选》到公社去开会,被县里来的一位驻社干部发觉:嗨,你那是什么书?”
书的外面,是包了牛皮纸封皮儿的,我信口开河说:是毛选啊。”
他说:我看看。”
我跟那干部有点儿熟,就耍了一下赖:毛选,就不用看了吧。”
那干部是知识分子干部,心知肚明,他不想让我读禁书,但又觉得喜欢读书就好,也就算了。
我的感觉是,读书就像吃饭,饿极了吃才香。现在我读书,就得挑三拣四了,读起来也三心二意,再不会像饿狼似的了。
四十、意气风发中学生
1970年早春,寒风刺骨,我在村边和社员一起刨大坑,满眼是黑土、残雪、败叶。那时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中学的教室。
我念中学,刚刚才一年。当时应在1966年7月放暑假,可是到6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革命”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立刻广播。第二天,全国的大、中学就都停课了。
我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就到此为止。现在的中学生厌学,那是因为天天吃饱饭,厌食了。我们那时候是没吃够。“文革”前的中学,比现在稍微宽松些,业余生活堪称丰富多彩。告别那样的生活才三年,我们就沦落成屯老二了,心痛啊。
站在大坑边,眼前老有幻影,是教室的白布窗帘,在微风中晃荡,还有春天窗下的丁香花。“当时只道是寻常”,哪知道说完就完了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诅咒我们“活该”!
我们活什么该?我们该遭天谴么?这问题我一辈子想不通。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大学系主任贴出来的。“文革”的点火文章,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写的。“文革”武斗的主力军,是工人大老爷们儿和大学生。在北京“破四旧”打死人的,固然是中学生,但只是一小撮人,当时就陷于“全民共讨之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打死了人。
可是,遭惩罚的,怎么就是六届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合称“老三届”)?
我们中学生跟着闹“文革”,其实就跟现在“90后”随大流买一本《独1970年早春,寒风刺骨,我在村边和社员一起刨大坑,满眼是黑土、残雪、败叶。那时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中学的教室。
我念中学,刚刚才一年。当时应在1966年7月放暑假,可是到6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革命”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立刻广播。第二天,全国的大、中学就都停课了。
我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就到此为止。现在的中学生厌学,那是因为天天吃饱饭,厌食了。我们那时候是没吃够。“文革”前的中学,比现在稍微宽松些,业余生活堪称丰富多彩。告别那样的生活才三年,我们就沦落成屯老二了,心痛啊。
站在大坑边,眼前老有幻影,是教室的白布窗帘,在微风中晃荡,还有春天窗下的丁香花。“当时只道是寻常”,哪知道说完就完了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诅咒我们“活该”!
我们活什么该?我们该遭天谴么?这问题我一辈子想不通。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大学系主任贴出来的。“文革”的点火文章,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写的。“文革”武斗的主力军,是工人大老爷们儿和大学生。在北京“破四旧”打死人的,固然是中学生,但只是一小撮人,当时就陷于“全民共讨之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打死了人。
可是,遭惩罚的,怎么就是六届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合称“老三届”)?
我们中学生跟着闹“文革”,其实就跟现在“90后”随大流买一本《独?97?唱团》一样,小孩知道个屁。
“文革”初期的混乱一结束,工人照旧做工,大学生等待分配,小学生免考升中学,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老师虽然还挺不起腰来,但好歹能继续待在学校里。怎么就我们这六届中学生要遭处罚?
大学生已经“成才”了,不能废掉,废掉成本太高。小学生大有前途,也不能废掉。就我们这中学生,是半成品,废了就废了吧。
那时候,不甘沦落的知青,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读书;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教室。现在有“书斋革命家”老在嘀嘀咕咕,我还是那句话:你指责我们“不革命”可以,请去抓一把大粪再说。
其实1970年以后的中学,也很可怜。学制只有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简直是在对付。就算毕业了,也绝大部分要下乡。四年当中,军训、劳动、大批判,要占去一半的时间。可人家,毕竟是每天进出校园。
有一次,我因为太郁闷,就跑到四平市去逛逛。四平,当时是个很土的城市,没啥玩意儿。可是在一所中学门口,忽然瞧见放学的人群出来,中学生们个个意气风发。那时候,中学生中的“组织”,除了共青团,还多了一个官办的“红卫兵”,大多数中学生,都臂戴红袖标。
这是当年的“90后”啊,那个范儿!他们戴袖标都不好好戴,就用两个别针,把袖标上端别在袖子上,风一吹,跟小旗儿似的,酷死了。
我看得呆了,立在学校门口,恨不得立刻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