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这不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爱在一些病例中并不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都十分清楚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们爱的放荡和敌对的情绪显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对它们的对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反抗它们，想把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压抑起来，不被人察觉，这就出现了不适应和神经症。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热恋上分析家的形式重复了过去体验过的经验，经过伪装的心理欲望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与他的神经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患者也在重复着先前的防御性行为，在他与分析家的个人关系中，他最好地重现了他生活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历史，他所显示给我们的正是他过去糜烂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导致他心理疾病的关键：他将过去的经历真实地再现出来，就像正在发生而不是在回想。在这种似乎对分析有威胁的新情境的“帮助”下，分析得以继续，有关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这太令人费解了，患者难道真那么容易就相信他并非在真正地爱，而是在重演过去的经历吗？”
现在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处理“移情”的全部技艺就在于首先要让它发生。你知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分析技艺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在这点上，既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试图以压抑和忽视这种移情来回避问题无疑是种蠢行。治疗中不这么做，就称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现移情时就送走他们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这就像祈求神灵出现，当它真的出现了又被吓跑一样。的确，有时候什么都不灵了。有些病例中正因无法控制移情的发泄，而不得不中断分析，但我们至少应尽全力为患者的恢复做一番斗争。屈服于患者的移情需求，满足他对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仅基于道德因素应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制止，且作为达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无效的。潜意识观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传递给患者，他的神经症将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给患者部分满足，以换取患者的进一步合作，他会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师去劝一个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终未信教，而牧师离开时则保了险。所以，唯一可能解决移情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过去。当他真实地经验到类似的经历，或者通过他想象中希望做的那样去描述类似经验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需要分析者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你假定的神经症患者体验到的移情之爱的原型又在哪儿呢？”
在他的儿童时代，通常在与他的异性父母相处时形成。你该记得我们说过来自早期经验的情感联系有多重要，所以在这里不多谈了。
“你讲完了吗？对你的话我还有点困惑。请告诉我该如何且到哪里去了解分析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
目前，有两个研究机构专门教授精神分析。第一个由柏林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他是柏林心理协会的会员。第二个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该协会以自费的形式并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使协会维持至今。而目前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为青年研究事业设置困难。另外，还有一个训练机构在伦敦，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受训者们自己也被施与精神分析，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接受对他们的理论指导，在那些富有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他们初次的实验，去分析一些较轻的病例。每位受训者大约要在这里训练两年的时间，即使训练结束，他们仍然只是初学者，而不能成为熟手。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并与精神分析学会的新老会员交流思想。为分析活动做准备并不是一件简单又容易的事，这项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传授，对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学领域中的潜意识理论，熟悉“性”科学，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艺，有释义的技巧，能够克服“抵抗”，控制“移情”——只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担起对神经症的治疗，并将能够达到该领域里这一治疗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标。
六
“你已费了很大气力向我说明到底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及为成功地应用它需要哪类知识。很好！听听你的话对我没什么害处。但我却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释对我的判断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例子就会发现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则是治疗它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医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与其他情况相同，一个选择了特殊医疗分支的医生是不会满足于他文凭所载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他试图在一个大城镇建立起一个能独立维持他生计的事业，且这样做是出于他要以此为生，要过优越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获得文凭。任何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诊所努力工作几年，像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说精神病医生，他也许将永远不能离开像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任何学业期满、想从事这项新兴的医疗工作的人都要在训练中心接受你所说的为期两年的训练，如果果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会逐渐认识到，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他需要与他的同事保持联系，这样，事情将会顺利进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不存在外行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将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我承认我学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么说都应算作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阐明医生与精神分析家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并将如何继续发展的。医生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就不享有独占权，相反，直到最近，他们还使用诸如恶毒的谣言和严厉的诬蔑等有损于精神分析的手段来对付它。你大概会说那属于过去而不会影响未来，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担心未来将与你预测的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给“庸医”这个词一个它本应有的定义而不是法律赋予它的解释。根据法律条文，“庸医”就是那些想治疗病人却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作保证的人。我倒更偏爱“庸医”的另一定义：“庸医”是想从事医疗工作却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的人。立足于该定义，我大胆断言，不仅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度，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多数医生都是“庸医”。这些人从未学过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却在不断地进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疗。
你不承认那是潜意识，不相信医生能解释潜意识，是没用的。毕竟医生了解一本医疗执照不是特许证，病人也不是犯人。人们一定要相信：医生总是忠于职守的，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出错误。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像你想的那样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将努力向你解释医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领域中绝无的方式进行精神分析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医学院校，任何一个医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于他成为心理医生的训练。由于医学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正确的诊断和恰如其分的影响，医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客观论证的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野内，生命问题迄今为止是受某种力的作用的，而这种力在无机界同样可以观察得到。他的兴趣不在生命现象的心理方面。医学不是关于高级智能的研究，高级智能属于人物官能的另一领域。只有精神病学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碍的。我们明白精神病学用什么方式处理心理疾病，并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寻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体原因，把它们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
精神病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它的医疗教学也是很优秀的。假如有人说它是片面的，那么，人们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面来指责精神病学的出发点。任何一门学科，若孤立地来看，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观点和方法上了。我不会说这种废话，不想用一门学科去反对另一门。毕竟，物理学丝毫不能削弱化学的价值，也不能代替化学，也未能被化学取代。精神分析——作为研究心理潜意识的科学肯定相当不完善。我们也无权指责医学的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