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他们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国工部局，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惟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国民政府以叛党（加入共产党）叛国（多次兵变）罪下令枪决，走完了他三十九年的壮烈人生。
行刺吉鸿昌的行动，对于特务们来说，也算是“圆满收场”了。
陈恭澍被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后来，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后又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然而，他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后，即出卖了军统组织。王文也因刺杀有功，后来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不过很快就被日本特务枪杀；吕一民由于在刺杀吉鸿昌时有很好的表现，受到戴笠接见后被提升为天津情报组组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1933~1934年，戴笠领导了三次重大的“暗杀”行动，先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吉鸿昌，都取得了“成功”。这是一段血腥恐怖的岁月，对老百姓来讲，报纸上经常会出现“大人物”死于非命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了人心恐慌，因为这对人民来说，意味着法律没有尊严，民众的生命得不到保障，独裁统治者可以肆意而为，全中国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
而对戴笠来说，30年代，他所领导的绑架暗杀活动达到了“高潮”，这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戴笠渐渐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谁才是“暗杀王”？
戴笠这个“秘密警察头子”，为了替蒋介石排除异己，他与他的手下们，制造了一起起凶杀事件，演出了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
正如魏斐德在《特工王》一书中说道，“戴笠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接下来，戴笠又要对自己的“结拜兄弟”王亚樵下手了。
王亚樵（1887~1936年9月20日），字九光，谱名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民国时期著名刺客、斧头帮创始人、中国暗杀大王。曾与戴笠、胡宗南是结拜兄弟。
王亚樵，字九光，别名王擎宇，1887年生于安徽合肥。其父以行医为业，兼开棺材店。辛亥革命期间，王亚樵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1913年，王亚樵为了逃避地方军阀的追捕，来到上海。
他在上海组织了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队”，人称“斧头帮”，控制了一些工会组织，成为安徽帮的领袖。后来，他又带着“斧头帮”投奔军阀卢永祥。1923年，卢永祥任命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拨给数百条枪，让出湖州的地盘，由他盘马练兵。
而戴笠与王亚樵的关系，则要从1924年说起。那时王亚樵身为“浙江纵队司令”，正在湖州招兵买马，而当时的戴笠，还在上海“打流”，听说王亚樵大名，就赶赴湖州投奔王亚樵。
戴笠早就知道王亚樵这个人，也十分佩服王亚樵的铁血手腕，一听说王亚樵公开招兵买马，特意来到湖州投奔。而王亚樵也十分看好戴笠，当即任命戴笠当一名分队长，拨给数十名新兵，交其训练。还将其列为帮会兄弟，支一份生活费给他。自此，戴春风对王亚樵言必称“先生”，执礼甚恭。
戴笠在王亚樵那里，还遇到了胡宗南和胡抱一，四个人便结为兄弟，以王亚樵年纪最长，成为三人的盟兄。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几个拜把兄弟日后却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
戴笠还追随王亚樵参加了直皖战争，不料，战争结果却是卢永祥被孙传芳打败，通电下野。王亚樵等人也作鸟兽散，各奔他乡。
在北伐战争中，王亚樵当过安徽副宣慰使。后来，他来到上海，成为职业杀手。有人称他为“侠客”，有人称他为“暗杀王”。因为王亚樵率领手下杀手进行暗杀行动，据统计有270多次。其中轰动全国的，当数刺杀汪精卫、宋子文、蒋介石等行动。沈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当时，上海青红帮老大黄金荣、杜月笙等，都对王亚樵礼让三分，只要王亚樵在某处出现，黄、杜两人必绕路而行。
而王亚樵与蒋介石，更是水火不容。1927年4月18日，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几天，南京举行“奠都”典礼。王亚樵由粤系头面人物、孙中山之子孙科推荐，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祝词。王亚樵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
王亚樵的演说极富感染力，把蒋介石推到了极其难堪的地步。蒋介石对王亚樵十分恼火，就在“奠都”典礼的第二天，就下指令逮捕王亚樵。好在王亚樵已有所准备，经过一阵拼杀后逃离了在南京的临时住所。几天后，被人秘密送往上海。
至此，王亚樵开始了一系列反蒋介石的暗杀活动。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任何派系，只要是反蒋介石的，王亚樵就与其合作。
当“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后，王亚樵受命于“西南派”，在庐山组织手下人员准备行刺蒋介石。然而，杀手在山道上忽遇蒋介石，一时慌乱，结果因子弹射偏，这次行动终告失败。过后，王亚樵在南京一次蒋介石的演讲会上，亲率杀手欲致蒋介石于死地，却又因王亚樵的妻子临场过度紧张，在动手刺杀前发错了信号，行动再次流产。
两次失手后，王亚樵又受“西南派”的“倒蒋必先除宋，乱其经济组织”方针的影响，在上海火车北站组织了暗杀宋子文的行动。结果，杀手误把宋子文的秘书当成了宋本人，宋子文终于逃过一劫。
自然，蒋介石也早想除掉王亚樵。当时，国民政府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猎杀王亚樵，戴笠尽管与王亚樵是八拜之交，此时为了保卫领袖安全，他只能不顾当年王亚樵的收留照顾之恩，更不顾“八拜之交”的感情，对特务们下达了“必杀王亚樵”的命令。据说，戴笠这时曾托人带信给王亚樵，上面写着：“你如反对蒋总司令，我必杀你。”
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当时，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记者拍摄他们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内。于是，高官们便都排列在二号人物汪精卫周围。
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便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原来，那相机里掩藏着一把小手枪。此时，会议厅一片混乱，汪精卫的警卫开枪击中了摄影师。而坐在主席台上照相的两位“高官”张学良和张继，不顾危险地冲上前，抓住了摄影师，并把他按倒在地。
行刺者第二天不治而死，经查，此人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汪精卫虽然没有受致命伤，但这个事件在国民党内搅起了轩然大波，汪的妻子陈璧君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而恰恰蒋介石又没有参加摄影，一时有口难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要他严惩凶手。蒋介石就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
戴笠亲自率人组织破案，经过多方侦查，抓到晨光通讯社的编辑主任贺坡光和孙凤鸣的妻子等多人，严刑审问，最后得知主使者正是王亚樵。王亚樵本意是要杀蒋介石，但因蒋介石迟迟不露面，孙凤鸣急了，只好对汪精卫下手。
戴笠报蒋介石后，决定逮捕王亚樵等人。但这时王亚樵已去香港，戴笠就亲赴香港抓人。
但戴笠在香港一下飞机，就被香港当局以非法携带枪支为名扣押，关了三天后，才由南京政府交涉放出。这次“遭遇”之后，戴笠终生对英国人没有好感。
后来，经过多方审讯和部下的侦查，得知王亚樵已经躲往广西梧州，靠李济深接济生活。而这时的广西正在桂系的掌握中，无法公开逮捕，加之王亚樵党羽甚多，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戴笠就悄悄派出特务，前往梧州刺杀王亚樵。
王亚樵身处困境，派人携自己亲笔信去延安联系毛泽东、朱德，决定投靠共产党。此时，戴笠的追杀小组也已到达梧州，并探清楚了王亚樵的住处。然而，王亚樵本人武艺高强，别人很难近身，他身边还有一批身手不凡的兄弟们护卫他，所以，特务们一直没有下手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