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中国人嘛”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国民党抗日派和亲日派分别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展开了辩论。会议的结果，是先后通过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西安事变经过之决议》、《关于国防经济建设案》以及《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议案，并发表了宣言。
在这次会议中，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做了一些重要调整。特别是在对内政策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而在对外政策上，公开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
这个变化，似乎使戴笠的“特务处”失去了目标。既然和共产党都“合作”了，特务们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甚至有的特务懈怠消极起来了。
戴笠深知，当前的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的“权宜之计”。过去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是不能再用了。此时，应该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
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既可以利用“国共合作”之机，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进行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
戴笠对手下的特务们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
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附近开了多间房间，实行24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为此，戴笠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戴笠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为了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中上层干部对抗战的思想，蒋介石举办多期“庐山训练团”。1937年7月7日晚，戴笠赴庐山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此时正赶上“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训练团”中的各省党政军大员都极受震动。
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塘沽协定》
大家都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了解和参与蒋介石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笠的周围，聆听戴笠对于形势的宏论。
戴笠分析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
当时有几位大员不无忧虑地诘问：“怎么能够打呢？”
戴笠进说：“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人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我们忍辱负重，以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
当人有问道，“中日两国实力悬殊，我们用什么去打？”戴笠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
沈醉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老上司戴笠：“他是中国人嘛”。的确，在那个万众一心抵抗外敌的时代，戴笠无法不投入这个历史洪流中。庐山训练团毕业典礼之后，戴笠赶回南京进行布置，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
他下令特务处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战期间，所有的特务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
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牵挂，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榜，叫他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淞沪会战爆发后，戴笠成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他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毛人凤等人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军实行决战，以挫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势头。
此时，他再一次表现出过人的精力。白天，他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
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可戴笠乐此不疲。每天往返与南京和上海之间，几乎不睡觉。
戴笠还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坐车去南京的路上，一定要带上两个既漂亮又风趣的女特务。两个女特务有时给他说笑解闷，有时候给他作按摩，实在累了，就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晚上见到蒋介石，汇报工作之后，再坐车回上海，一路上还是与女特务说笑玩耍，也不用睡觉。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
“特务军”高举义旗
戴笠在复兴社特务处建立的初期，就想建立一支归属自己直接掌握指挥的特务武装，但由于蒋介石历来对军队的事防范很严，一直不敢启齿。后来，蒋介石又令戴笠协助宋子文搞了“税警总团”，虽有1个师的兵力，但是依旧受制于人。
1937年8月13日上午，淞沪抗战爆发。戴笠借机向蒋介石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工人力量，可以建立一支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既可以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又可以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活动等等。
其实，蒋介石本人就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赞同戴笠的观点：帮会的力量，只要引导得好，在国家的紧要关头，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从南京给戴笠发电，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投入淞沪抗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首先拟定了整个行动的大纲，然后率领特务处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乘三辆汽车，到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
杜月笙时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在这之前，杜月笙也接到了蒋介石要他与戴笠合作的电报，所以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
本来，杜、戴两人仍有各自的心思，戴笠认为这是特务处与上海帮会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合作，而杜月笙以为戴笠只不过打着合作的旗号想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帮会。然而，在国难当头之时，又加上蒋介石的命令，杜月笙在这个时候是绝不会为难戴笠的。
为此，会谈很快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一是建立名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在该机构下建立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队；二是“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制，另设书记长及书记长办公室，由书记长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三是别动队的编制为纵队编制，下设五个支队，支队下面分设大队。蒋介石本来是想利用帮会力量组织游击部队参加淞沪抗战，但此时的戴笠多了个心眼把领导机构称为“军事委员会苏浙委员会”，而不是淞沪行动委员会。戴笠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淞沪抗战结束后能长期留用这支特务武装。
上海会谈结束后，戴笠连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情况。
蒋介石早就对上海抗战形势心急如焚，对戴笠提出的组建方案和人事安排没作过细研究就点头同意了。过后戴笠重返上海，在法租界的善钟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室，戴笠亲自担任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长，并下设参谋、政训、情报、训练和总务等处室，各处处长均由戴笠特务处的人担任。
紧接着别动队也初步建成，总指挥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做过军长的刘志陆担任，参谋长由戴笠借调来的杨振华所任。杨振华是黄埔一期生，来别动队前是八十七师参谋长。别动队所属的五个支队长，分别由杜月笙提名三个，戴笠提名两个。
别动队组建后，戴笠最为忧虑的是中下层干部配置的事。他心里清楚，这支临时凑合起来的队伍，既无战斗经验又没有经过严格地训练，一旦投入战斗很可能还没有听到枪声就溃不成军了。为此，戴笠电请南京后从黄埔军校调集了600名毕业生，分别安置到别动队的各个支队担任大队一级的指挥官。
戴笠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考虑问题严谨周密。当他在审阅别动队兵员名单时，发现有许多是知识青年和大专学生，顿时觉得这些人去当一般的别动队员实在是有些可惜。但由于上海战事太紧，戴笠已不可能对他们重新调整，他决定对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一次短期培训，这样既可应付别动队的急需，也能给特务处以后的发展培养一些有用之材。于是，戴笠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培训班”，并且很快在青浦县西溪小学举行了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培训班招收学员四百多名，全都是戴笠亲自从别动队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开学典礼那天，戴笠特地从上海市区赶到青浦县西溪小学主持培训班的开学仪式，并作了几个小时的政治精神讲话。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他又连续个别召见学员谈话，为学员题字签名以示亲近和关怀。
“别动队”的成员，都是满怀抗战热情，投身淞沪战场上。按“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统计，开战初期别动队战死官兵就在1500人以上，受伤的别动队官兵600人以上。
后来，淞沪战事失败以后，别动队按照戴笠的命令全部化整为零，一部分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转往安徽祁门进行游击，1938年1月，戴笠在皖南祁门宣布，将其改组为“忠义救国军”。戴笠自兼团长，俞作柏任副团长。同年3月，戴笠又在汉口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徐光英。
改编以后的忠义救国军，主要任务是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国民政府正规军被日伪打散击溃的部队，并在敌后袭击、骚扰日伪军。当然，在抗敌的同时，也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摩擦、抢地盘。
据一些回忆文章介绍，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的确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旗帜之下组织起来了。”
忠义救国军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
至1939年春，忠义救国军已发展到拥有十六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两个教导总队，号称五万人。它以黄埔、军统的人员为骨干，吸纳当地抗日热情高涨的工人和帮会的力量，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
1940年春，忠义救国军在浙江孝丰进行整编，以周伟龙为总指挥，除在华东敌后收容、整训各类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外，还专门从事情报收集、暗杀、爆破等特务工作。
1943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又报请蒋介石，请求扩大和强化江南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在得到蒋委员长的首肯以后，戴笠派阮清源少将去将官班受训，同时还加强了官兵战技教练及政训，轮流抽调各部员兵到皖南雄村军统特训班接受美国教官的特种训练，学习爆破、擒拿、情报、电讯等技术，同时，还不断给官兵灌输反共法西斯思想，想把忠义救国军训练成“党化特务部队”。
抗日胜利后，忠义救国军直接承担起“接收”沦陷区的工作，进驻铁道、公路等部门，维护交通，为国民党迅速接管日伪设施。这些情况，还要在本书后面章节详细交待。
将计就计对付日本间谍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指挥战地调查活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文强（1907年9月19日~2001年10月22日），号念观，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防前线急需各类军事专业人才。戴笠立即给正在举办“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的郑介民发电，提前结束训练班，所有受训人员回原部队服务。同时，还将这个训练班的中校政治指导员文强急调回上海，任命为“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
戴笠命令文强即日赴上海报到，专门负责特务处与军队首脑机关的联系业务。同时，又给文强一个“上海三极无线电所所长”的公开职务，以此作掩护。由此，文强成为淞沪会战期间戴笠的主要助手。
文强原先是共产党员，还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是文天祥的23世孙（又说为27世孙），他的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感情很深，中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坐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5年，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四期生。而毛泽覃则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文强与林彪，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班同学，文强还是班长。
在广州，文强还与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1926年，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具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种身份。
当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毅然退出了国民党，而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1927年，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找到党组织，被派入川军第28军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副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到了1930年10月，年仅23岁的文强，已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