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临澧之行，戴本就是抱着“找碴儿”的目的来的，余乐醒正好触在霉头上。加之戴是搞秘密工作的，讲究行踪隐秘。余乐醒大张旗鼓地搞仪式，正好马屁拍在马蹄上。
戴笠借题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
接着，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墙壁上的标语写着：“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更是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
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干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一个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放过。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
此后几天，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官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从“余乐醒事件”上可以看出，戴笠对学生、对人才，有着何等强烈的占有欲。他的这种占有欲，比起蒋介石对黄埔学员的笼络来，更是毫不掩饰、不择手段。
在抗战八年里，戴笠时常访问各地的训练点，他最多的日程安排之一，就是参加各种特务训练班的毕业典礼。
在军统内部，这叫做“出巡”。会有两辆专车为特务头子备好，以便他可以轮换乘坐。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还有两三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保卫他的安全。
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班“垂巡”。这些训练班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长所管辖的县里。戴笠一次次的“出巡”活动，显示他对培训班学生的所有权。
1939年冬季，临澧训练班的学生毕业了。戴笠特意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并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
也许是因为余乐醒已经不能再“兴风作浪”，这次戴笠显得很和蔼。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特别喜欢其中的歌词：“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主权。”他决定把这首歌当作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
戴笠表现得像一个长辈，他把临澧毕业生当作自己的子弟。而这些学生，后来都得到重用。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
特务是怎样“练”成的？
1938年，戴笠“出书”了。这是一本名为《政治侦探》的书，上面注明“非卖品”字样，其“讲述者”为戴笠，“编辑者”为“黄埔出版社”，“印行者”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原来，这又是戴笠的“大手笔”。机构升格了，人员增加了，任务自然也就加重了。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新的形势，充分发挥特工组织的威力。不仅戴笠要认真地想一想，而且要让所有的部下都明确。为此，他把过去的特务行动、组织、方法归纳整理，参照各国的特工机构，系统地进行阐述，从而使特务工作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
《政治侦探》可以说是一部“特工大全”。在这本书里，戴笠把过去的特务组织、工作等进行升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特务不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是全面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庞大的特殊队伍。
对于特务的任务，书中写道：“视上级命令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渎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
具体来说，其任务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保卫领袖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的随身警卫许多是由戴笠指派，后来更成立了“随节办事处”，专门跟随蒋介石，负责其安全。蒋介石每到一些形势复杂的地方，常由戴笠先行，布置警卫事宜，确认安全无误后，才迎接蒋介石“莅临”。
二是“惩办一切贪污不法”。其实，戴笠的特务不仅是“惩办贪污不法”，而是对国民党政权体系内的一切人都有监视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和蒋介石有离心倾向的人，更是监视甚严，一言一行都要注意。
三是“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即一切反对国民党的势力。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戴笠既使对中共恨之入骨，却不好在出版物中明确指出，而只好以“反动”、“叛党”而代之。实际上，戴笠不只一次地说过：共产党是最可怕的敌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上。
四是“协助国家建设”。以此为名，控制、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
五是“防制国际间谍与扑灭汉奸”。这亦是抗战时期军统局的主要任务之一。
这本《政治侦探》，自然成为各种特务训练班的教材。而特务训练班也是大操大办，一发不可收拾。自1938年创办临训班成功之后，到1941年，在军统内部已经形成临训、黔训、息训、兰训、渝训等五大训练班，以及息烽、兰州、重庆、东南建瓯等四大训练中心，达到抗战时期特工训练的第一个高潮。
黔训班成立于1938年12月，因班址设在湘西黔阳县而得名。该班分游击、情报、行动、会计、电讯、缉私6个大队，学生900余人，于1939年11月毕业。
息训班始于1939年底，由黔训班迁于贵州息烽续办，故也称息训班三期。该班分情报、行动、警政和电讯系，每期学生500至1000人不等。息训班从1939年底创办至1944年6月改为中美班为止，一共办了3期，息烽成办军统创办最早的训练中心。
兰训班亦于1939年创办，班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铁桥边的木塔寺。共举办5期，设有爆破、情报、警政、电政、俄文、边疆系该班共训练学生7000余人，大部分学生毕业被分配在西北地区。因而成为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工训练中心。
渝训班不同于以上各大型综合性训练班。它是抗战时期戴笠在重庆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财政部查缉训练班、财政部货运局训练班、监察人员训练班等等。办到最后，班名层出不穷，以至于会计训练班、总务训练班、勤务训练班、使用警犬训练班、暑期训练班（训练学生特务）等等，大凡军统工作，没有一项不经过训练班训练一下。
随着一个个训练班把大量毕业生输送到军统，1938年至1941年，军统开始进入膨胀阶段。不过，每年毕业数以千计的特训班学生仍然不能满足军统的需要。于是，戴笠决定在福建建瓯的东峰创办一个东南训练中心。
而无论哪个培训班，只要进了它的大门，就等于终生是军统的特务。那么，这些“准特务”们在训练班中都要学习哪些技能？一个有能力的军统特务，又是怎样“练”成的？
一般，进入训练班后，先要举行“开学典礼”。其仪式很简单，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由戴笠或是别的培训班官员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宣誓之后，还要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也是戴笠的意思，暗示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入伍新生踏入校门，就与世隔绝。训练一般分前后两期，前期是入伍生训练，后期是各种技术训练。入伍生训练主要是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强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效忠领袖、不成功便成仁等等，要学生摒弃个人的感情、欲望、意志，成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驯服工具。
而技术训练，首先要学习枪械。其中包括射击和枪支的拆卸，熟练以后，闭着眼睛都可以把枪械拆散再给组装起来。然后是爆破、毒物、通讯、驾驶、摄影等课程。提到驾驶，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并非像影视剧里那样，特务们开着汽车到处跑。而驾驶技术好的特务，就更在少数了。
到了后来，训练班的课程越来越五花八门，甚至包括“看相”。特别是随着军统对情报技术的重视，特务培训的内容，也更加专业化，分成不同的系。比如息烽的训练班，就有情报、行动、警政、外事和电讯五个技术系。
情报系培养出的情报人员，要求掌握隐蔽自己的本领，尽量做到一般化、合法化、社会化，善于迎合各种各样的对象，搜集所需要的情报。
行动系专门培养执行逮捕、暗杀、爆破的行动人员，要求巧妙运用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等三十六计。
电讯系专门培养掌握秘密收发报技术和侦破敌台技能的人员。其他如秘密通信、密电码学、擒拿术、拳术、手语等，则为各系学员的普修课目。
训练班对学生的思想考察抓得很紧，通常，各种训练班都会每周召开一次由政治指导员参加的小组讨论会，如发现哪个学生发言稍有“亲共”倾向，就立即追查，将情况汇报政训组，提出处理意见，报班主任裁决。
当然，训练班也想尽办法，激发学员的优越感，让他们为特务工作感到自豪。临澧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就曾经对学生们说，他们的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孔明差不多，“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自然，这种自我赞美的做法，打动了不少培训班学生。
当然，在训练特务的过程中，学生伤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因为学习爆破，不但学生常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还有的课程，比如拘捕术，都是边讲边实习，教官讲完一套办法，马上在课堂上表演给学生们看，被用来实习的对象自然是这些学生。有些聪明的学生在被叫出来实习时，吃了点苦头、自认晦气便算了；有些不服气的，往往当场被教官们弄得伤筋折骨。
在严苛的训练下，戴笠为蒋介石政权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特工人员。那么，当这些特务们“出师”后，戴笠又如何管理他们呢？
活着进来，抬着出去
军统是一个带有封建忠义思想的组织，而戴笠，像“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
戴笠再三地强调军统组织是个“大家庭”。他经常表示，他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
戴笠虽然采纳了克格勃和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的秘密特工必须以在中国的“仁、义、忠、孝”为思想基础。他强调：“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
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
军统纪律很严，轻者进拘留室，重者住禁闭室，再重者送渣滓洞监狱。当时，在特训班内部，同学们把被拘留称为上“小学”，把关禁闭称作上“中学”，送渣滓洞说成住“大学”。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