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乾坤能入掌”
“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这是一首诗，一首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合写的诗，写于1943年的秋天。这首诗，虽然毫无文学造诣，但却传达出一个信息：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三人的政治野心，已经日益走向极端化。
不能否认戴笠的“忠心”，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不会试图推翻蒋介石，而且他还要依靠蒋介石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戴笠也很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要接“老头子”的班。
当时，蒋介石也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撤去戴笠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的势力继续渗透。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了。
戴笠“读史”，就是每有余暇时间，就让他的秘书、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读诵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中，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
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的预感，他不时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重大胜利。中途岛一战，使日本海军遭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盟军开始了局部反攻。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重庆，国民党内一片兴奋，觉得胜利近在眼前。但是，戴笠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心情却很复杂。
戴笠知道，军统组织是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发展起来的，一旦抗战结束，军统组织将“失去”工作对象，利用价值就会降低，自己的地位就会有所削弱。不仅如此，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权力关系将会出现重大分化组合的过程。那时，自己仅以一个政治上观感很坏的“特务头目”的身份，去参与权力的角逐吗？而蒋介石，一旦安排下别的“接班人”，或是他本人在政治上失势，自己政治上的出路又在哪里？
戴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他要对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于是，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的秘密联盟就悄然形成了。
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蒋介石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一向不和外，胡宗南、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
胡宗南自然不必说，他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戴笠早年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二人就结为好友，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孙文主义学会中共事，胡宗南还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笠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在蒋介石面前，二人也是互相为对方吹捧搭台。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保驾，让戴笠立下一大功劳。
两人交情之厚，到了私生活方面“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宗南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霞翟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笠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
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派进去、拉出来”，进行分化瓦解。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本人从沦陷区运来的货物，也得到了汤恩伯的武装保护，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戴、汤二人的合作也是十分的默契，他们先后收买了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
而胡、汤两人的权势，也是更不容忽视的。胡宗南任第八战区副长官，有“西北王”之称。蒋介石交给他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3个集团军，直属部队达45万人之多，另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蒋介石有意培养胡的实力，使胡在西北地区日益坐大，掌握了陕、甘、宁、青地区的军政大权。
汤恩伯是继陈诚、胡宗南之后崛起的蒋系三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1943年，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兼边区军政分会主任委员，蒋介石拨归其指挥的正规军达5个集团军，共25个师另3个旅，兵力达40万人之众。在河南素有“中原王”之称。
汤恩伯能够走红，还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不断向蒋写手本。早在南京中央军校任“学生总队大队长”时，汤恩伯写了一份《步兵连教练之研究》，送蒋介石批阅，深受蒋介石的赏识。从此，每隔一段时间，汤恩伯就有一份手本交给蒋，其内容超出了军事范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蒋介石偏偏十分欣赏，以至戴笠也嫉妒地说：“老头子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
1943年秋，“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举行，戴笠出席了开学典礼，趁机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于是，“特工王”、“西北王”、“中原王”的“三王之盟”正式结成了。
戴笠此行非常保密，临行前3天，才临时通知华北办事处主任、中美第三特训班副主任文强。文强按戴笠的要求，避开闹市，将距洛阳城南25里的龙门石窟，作为胡、汤、戴的见面会谈地点。
龙门石窟后来成了一个热闹的旅游景色，但在当时，那里还是一处僻静所在。文强选择了有三尊大佛的石窟，作为“三王”会见的场所，这一天，戴笠把龙门石窟布置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然后三个人才进入石窟中，坐下来慢慢地密谈。
对于“三王”聚会的具体内容，后人自然是不得而知，不过，一首由胡宗南执笔，戴笠、汤恩伯共同修改《盟誓诗》却流传了下来，这正是本节开始时，提到的那首七绝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汤、戴要抱成一团，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野心。
这三人中，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以黄埔“领袖”自居，处处以蒋之嫡系传人自许。这一次，胡宗南在三王联盟中当仁不让地坐起了第一把交椅。其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个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
而汤恩伯，无论声望还是和蒋介石的关系，都不如胡宗南。但他的野心，却是胡、戴事先都没有估计到的。1943年，汤恩伯的势力范围遍及豫皖苏鲁边区，这里又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发迹之地。这种“缘分”，使汤恩伯把曹操看成自己的偶像。他喜欢听有关曹操的评书、故事，爱看有关曹操的京剧。不仅如此，汤恩伯对曹操的崇拜，甚至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还打算在安徽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甚至在曹操的老家毫州遍访曹姓或夏侯姓的居民（曹操原姓夏侯），希望结识曹操的后人。
但是，有一点汤恩伯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要创立帝王之业，离不开黄埔集团的支持，所以，汤恩伯想利用胡、戴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挤进黄埔集团。
而戴笠，不仅有野心，更有周密的安排和算计。戴笠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于是他用韬光养晦之计。在“三王”集团中甘当小弟弟。洛阳龙门相会时，戴笠故意亲自爬到山上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极尽谦逊之事。
对此，胡宗南看了也感到过意不去。而戴笠则哈哈大笑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了，也极力称赞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
其实，戴笠才是“三王”集团的真正轴心。因为“戴胡”、“戴汤”都有极深的关系，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关系则较浅，有时还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所以，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不过，这“三王之盟”并不稳固。很快，汤恩伯就被戴笠从背后捅了一刀。
1944年春，戴笠来到中原视察，他发现汤恩伯处处以曹操为榜样，就对身边的特务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戴笠的这段话，无疑给汤恩伯的野心划上了一个句号。果然，汤恩伯在这年的中原战役中溃败后，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大动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
有人分析，这可能是戴笠把汤恩伯要当曹操的事情告诉了蒋介石。当戴笠发现汤恩伯不能完全为自己所用时，就毫不留情地假蒋之手进行打击。这样既向蒋表示了忠诚，又能始终把势穷力竭的汤恩伯掌握在自己手中。
胡、汤、戴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如陈诚等人，还是能够联合起来行动的。他们在政治上互通声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有事一起商量策划等等。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胡、汤通报。
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问题，则使用“亲译”密本。这种密本由他和胡宗南、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遇“亲译”电报，均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扩散。他们各自的重大行动，除了向蒋介石报告外，往往还要互相通报。
为了给“三王”集团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巩固地位，戴笠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高层集团中为胡、汤隐恶扬善，评功摆好。戴笠还经常代胡、汤二人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以拉拢人际关系。
不仅如此，戴笠还借自己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为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在海外造声势。比如，他借陪同梅乐斯赴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等美国人，并积极为他们吹捧。而梅乐斯在听了戴笠的介绍后，就曾经表示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干的青年将领。胡、汤为了取得美国特工人员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等人极力逢迎巴结等等。
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等人无不倾全力解决。至于戴笠与胡、汤合作反共、成立各种反共特务组织、依靠胡宗南的大军在新疆成立军统组织、调用胡军人员加强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与汤恩伯一起谋划策反伪军将领、共同进行经济走私等等，更是数不胜数。戴笠、胡宗南、汤恩伯的联盟，成了当时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集团！
苦等四年“扳倒”陈诚
上节说到的陈诚，是国民党三大军事实力派系之一，也是戴笠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因为这三大军事派系，戴笠已经成功地拉拢了胡宗南和汤恩伯两派，而对不可能合作的陈诚集团，则要下狠手“扳倒”。
对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出击。其中原因，一是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二是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实干、雷厉风行的，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戴笠很难找到可以攻击的借口。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陈的妻子谭祥，则把宋美龄认作了干娘，作为后援。
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因而性格刚直，不与任何人结盟。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也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运气好罢了；而对汤恩伯，陈诚则评价他“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陈诚就更看不上了，说他“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他很厌恶戴笠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从1939年到1943年末，戴笠一直在暗中监视陈诚，他苦苦等了四年，终于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原来，在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陈诚手下有一群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不满，他们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要进行“清君侧”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