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是个大好时机
1945年的春节刚过，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邓葆光，提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日本人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年底。
邓葆光完全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他通过对日本经济的统计和研究，认为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和对日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的经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枯竭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的战败。
戴笠对邓葆光的惊人推断是认同的，不过，他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戴笠的控制，下令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有重大情报时，蒋介石要亲自掌握。其他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其实是用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
面对蒋介石的猜忌，戴笠也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对蒋介石“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凡事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于是，戴笠立即开始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1945年4月，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宣布投降。6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
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其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其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其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戴笠便将以上理由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时不我待，戴笠决定6月下旬出发。他准备了100多张空白委任状，随时可授予职务给那些与他合作的汪伪汉奸。此外，他还携带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员和卫兵达100余人，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此外，梅乐斯、杜月笙也在同行人员当中。
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特别是让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
当时，杜月笙正好是气喘病发作，蒋介石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等秋凉后再去。但杜月笙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以便抢先进入上海。蒋介石也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而杜月笙，在临出发前，一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顿时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了一半。
出发之前，正好传来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戴笠借机表现了一番“孝子执绋”的好戏，拍成照片转交周佛海。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视察了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接着，一行人开赴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接收事宜。然后，戴笠一行又以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杜月笙也发表了讲话。不过，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
从雄村出来，戴笠前往最后一站淳安。淳安地方虽小，却是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的分公司所在地。通过在国统区和沧陷区之间做走私生意，小镇已经是富得流油。如今，小镇又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于是戴笠坐镇淳安，静等时机。
1945年8月10日，正在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的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时兴奋不已。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他首先电令忠义救国军从杭州开赴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然后他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毛人凤，调来三位少将协助接收工作，他们别分是：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三人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用。三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
这三人，是戴笠手中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棋。王一心负责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尚望则负责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而邓葆光则负责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而周佛海，无疑心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最大的一条鱼了！
戴笠知道，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上海的接收过程中，只有“抓住周佛海”，才能顺利进行。因为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
8月10日，戴笠在淳安正式“下网”。他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其中，周佛海被任命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戴笠让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
不过，戴笠又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14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
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
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所以给程克祥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祥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便于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
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已经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不过，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祥，重大任务也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这就更中了戴笠下怀。
向着“大上海”进军
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找来邓葆光个别谈话，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对上海经济界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特别是法币与中储券比价的方案。
戴笠对邓葆光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
戴笠再三吩咐邓葆光，到上海后，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这“二周”。
这“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他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海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这时，先遣组的王一心、邓葆光、尚望等人从上海发来电报报告：各种已被策反的伪军，配合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将领、官僚等“有功之臣”，在上海大肆抢劫，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等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劫掠他去。至于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闹得乌烟瘴气。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竟至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戴笠意识到，如果自己不能尽快到上海主持，局面将不堪设想。1945年9月9日，戴笠从重庆乘专机直飞上海。
戴笠下飞机时，上海地区大雨倾盆。程克祥为了讨好戴笠，自己单独开车到江湾机场迎接。然而戴笠的卫士都骄横无比，他们都不认识程克祥，便如狼似虎地把程克祥赶开，程克祥连接近警戒线的机会都没有。从此，戴笠便不喜欢程克祥，让他坐起了冷板凳。
戴笠等不到下属来接，心头烦闷，就独自一人走出机舱，恰在机场门口碰到战前法租界捕房探长贾德田，就跳上贾的车子，直奔上海企业银行总经理刘吉生的住宅。当晚，戴笠在刘吉生公寓设宴梅乐斯。席间，戴笠、梅乐斯双方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和成功的合作，并进一步商谈了中美所即将结束的事宜。
为了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戴笠到上海后，首先宣布成立中美所及军统局驻上海联合办事处。戴笠原在淳安就与杜月笙谈好，由杜月笙将杜美路70号的一座豪华花园洋房让给戴笠做办事处办公地址。上海办事处成立后，即分别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周密部署安排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
戴笠最高兴的是蒋介石同意美国海军方面的要求，由军统局配合美军对日本在沪海军和汪伪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
戴笠认为，这是蒋介石同意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暗示。他见到唐生明时，兴奋得把唐生明抱起来，告诉他美国海军已决定支持他出任海军总司令，还请唐生明担任参谋长，他用得意的口吻对唐生明说：“你一直不肯当我的部下，这么一来，你可不能不当我的部下了！”
戴笠在美军的支持下，先后派人接收了日海军大场海军司令部、市内日本海军警备队、舰队司令部仓库、江湾海军俱乐部等机构的全部房屋、设施及财产等物，还趁机把汪伪海军的一批“人才”搜罗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帮他组建海军出力。
接收逆产的工作是由邓葆光负责的。邓葆光到上海后，仅接收的工厂达40多家，而房产多达10000多幢。其中日本的“寿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木材公司，戴笠则交给建筑商陆根泉，条件上由陆根泉承包在南京兴建“军统局本部办公大楼”。新设计的军统大楼可容纳数千人办公，既雄伟又豪华。但据内情人说，一个“寿公司”的资产，其实造数十座这样的“军统大楼”，都是绰绰有余的！
邓葆光还按戴笠指示，协助国民党财政部查封了周佛海控制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接收大量黄金、白银和美金等。而周佛海另有数百根大条黄金，私下里交给戴笠本人锁进了保险箱。更有军统抢收的290根大条黄金，后来居然报行政院批准，作为军统特务发奖金报销。
这段时间，除邓葆光外，军统特务毛森、刘方雄（军统上海站站长）、程克祥等人，也都利用捷足先登的有利条件，大肆接收，成为军统重要的接收集团。有一次，戴笠在杜美路70号召集军统特务开会，特务们开来的别克、雪佛兰等各式豪华轿车就停满了附近的4条马路，连戴笠闻此也大吃一惊。
利用这次大接收的成果，邓葆光经戴笠批准，创办了一个东方经济研究所，搜集的各种图书有50万册之多，其“东方”家族拥有银行、电台、报纸、通讯社、商行、图书馆、印刷厂、书店、运输行、米店、金号、证券号等机构，完全是一座庞大的托拉斯垄断财团。
接着，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座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