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接命令，一手提头颅
在1928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蒋介石的非正式特工组织很多，这些组织各自为资金和权力互相争斗、互相制约，而蒋介石正是以此为手段，对这些秘密组织进行控制。
比如，这期间曾经有一个半正式的小组“密查组”，它的任务是对付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分子，其领导者是陈立夫。这个调查组分为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该科的任务是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到了1930年，戴笠已经把“二科”发展为自己的班底，人们称其为“十人团”，其成员都是黄埔的毕业生。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其工作作风紧张而严厉，经常连续数天废寝忘食地工作，饿了就用开水就着油条下咽。因为戴笠自己就是个精力过人、不辞劳苦的情报人员，他也严厉要求他的下属。
“十人团”的成员，1930年为王天木、唐纵、张炎元、徐戴、笠亮、胡天秋、周伟龙、黄雍、马策及郑锡麟。马策及郑锡麟退出后，唐纵又让刘恢先和裴西度取代了他们。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名的大特务。
当戴笠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出色，蒋介石则有心为他设立一个大型特务机关了。于是，军统的前身——特务处，便呼之欲出了！
1932年1月23日，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回南京。1月26日晚上8点钟，蒋介石在中山陵官邸召见戴笠，指令由他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
蒋介石告诉戴笠，虽然各方面关系一共保举了6个人，但经过反复考虑，只有戴笠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戴笠听到蒋介石的这个决定，心中异常兴奋。但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黄埔系中有不少人反对他当特务处长，今天蒋介石下命令，难保明天不会收回，所以他虚情假意地推辞说，自己资历太浅，难以胜任：“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我想由我做这件工作，必定会有不少人反对。”
蒋介石安慰他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于是戴笠说道：“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蒋介石听到这里，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几分钟后，蒋介石重新走进会客室，将一份手令交给戴笠，上面写着：“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中正。”
戴笠上前数步，双手接过手令，当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蒋介石疑惑地问道。
戴笠义无反顾地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对戴笠这样的表白，蒋介石非常感动，根据国民党的《年谱》记载：戴笠一番话之后，“蒋公壮之”。
第二天上午，黄埔学生中有人知道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立即表示反对，更有人提出要打倒戴笠。戴笠为此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辞职，而蒋介石却不予批准。戴笠知道蒋的决心已定，也就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此时的戴笠，已经经历了10年流浪生活和情报工作的磨练，他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又能察言观色，忍辱负重。他已经成为一个特工中的佼佼者。正如蒋介石身边的另一特工头目邓文仪，就曾心悦诚服地对人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戴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组织。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把拨给特务处的经费记在复兴社的账下，而复兴社却不能过问数额多少，只是由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蒋核拨。戴笠有了固定的特工经费，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1932年冬，蒋介石听从德国、意大利军事顾问和复兴社高级干部刘健群的建议，认为要强化军队，首先要加强军队特工力量，使“纳粹”具体化。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系统的特务经费从每月20万元一下子提高到80万元。而另一个著名的特务机关、由陈立夫领导的“中央调查科”，其经费仅为每月30万元。
在人事方面，戴笠则想尽办法，把重要干部都换作自己的亲信。
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本是蒋介石安插的“监军”。于是，戴笠首先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故旧参加，而郑介民不想在戴笠手下做事，推说没有相宜的。郑介民这一放手，正中戴笠的下怀。于是，他就把“十人团”拉过来，作特务处的基本干部。
当时，“十人团”中，除了黄雍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任副科长（原黄埔同学会），梁干乔调复兴社训练处抓训练工作，其余的7人唐纵、张炎元、周伟龙、郑锡麟、徐亮等人都被戴笠安插在特务处的重要岗位上。
接着，戴笠又派给郑介民一个赴欧洲考察的任务。郑介民知道，这趟考察等于公费留洋度假，可以学到不少新的东西，回来之后还说不定能换个更好的职位，何乐而不为？他连忙答应了戴笠的指派，在1933年春天，便前往欧洲专心调查、研究德意的特务工作。
于是，特务处就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了。
扑朔迷离“蓝衣社”
这之后不久，首先从国外传出消息，说中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蓝衣社”的组织，专门干杀人、绑架的勾当。有的国外媒体说：“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
一时间，“蓝衣社”的名字不胫而走，甚至成为恐怖活动的代名词。
自然，国民党政府从来都不承认“蓝衣社”的存在。然而，“蓝衣社”这个名称却在国内外公众中越传越广。这个“蓝衣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
“蓝衣社”的官方名称是“三民主义力行社”，是由蒋介石的最热诚的支持者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组织，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力行社致力于三个方面的运动：一是“建军运动”，有的说法又称“国民军训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开设面向军人的“政治训练班”，使军队“法西斯化”；其二是“建党运动”，目的是驱逐党内异己，强化蒋介石的统治；其三是“建财运动”，即在国内实施土地改革，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
社会上对“蓝衣社”这个名称的认同，可能起源于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写的一本小册子。他提倡仿照意大利的“黑衫党”成立一个组织，还把关于这个组织的纲领、组织体系，计划等写得颇为详细。其中一条是，该成员一律穿着蓝色服装。
蒋介石没有公开采纳这一建议，但刘健群的小册子却在党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特务处”应运而生，并进行着暗杀和密捕刑侦的活动。于是，“蓝衣社”就成了戴笠领导的“力行社特务处”的别名。
前文说道，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而“三民主义力行社”，正是复兴社内部的一个秘密组织。这种组织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效仿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实行“党中有党”、“核心有圈”。
“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1日，而这一天，后来也成为军统的成立纪念日。因为“力行社特务处”，或者说“蓝衣社”，实际上正是军统的前身，其成员也是后来军统的班底。后来，军统成立之后，每年4月1日都要大搞纪念活动。
对外，力行社则以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形象出现，所以，“力行社特务处”也被称作“复兴社特务处”。
“力行社”成员均为蒋介石亲自划定的人物，都是忠蒋反共的“少壮派”。在其外围，又成立了两个预备队性质的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1934年以后又增设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等，由复兴社骨干负责其工作，目的是拉拢青年学生和军人，向他们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而后加入复兴社。
“力行社”由蒋介石任社长，他指定了滕杰、贺衷寒等人为常务干事。干事会下设组织、训练、军事、特务四个处。戴笠被指定为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兼特务处处长。其领导人滕杰、贺衷寒等人还效仿德国法西斯的训练方法，另成立了一个“骑射会”，以“勤骑勤射强健体魄”为号召，充满了十足的纳粹精神。
“力行社”向其成员灌注这样的思想：“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它宣扬：“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
据说，“力行社”成立之初，蒋介石指示他的“学生”们读《水浒传》，“因为当梁山的好汉们聚集在忠义堂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情报与行动。”
不过，“力行社”应该说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而戴笠的特务处，因为权力越来越大，而且在社会中越来越活跃，所以人们就把“特务处”做的事情都算在“力行社”、或者“蓝衣社”的头上。
当然，戴笠的崛起，与“力行社”也有极大关系。“力行社”成员要把特务工作当作中心工作，不管在哪里，都要帮助特务处工作，这就为戴笠的特务工作增添了极大的方便和力量。就连特务处的纪律、原则，也几乎全部取之于力行社，如：无条件服从，不论资排辈，不许自由进退，保守“团体”秘密，违者严厉制裁等等。
由此可见，当人们谈起当时中国的特务活动时，无论“复兴社特务处”，还是“力行社特务处”，又或“蓝衣社”，基本上指的是同一批人马。他们正是以戴笠为核心的特务机构，也是一批中国式的法西斯党徒。
特务处的大扩张
蒋介石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却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策。
蒋介石用人有个习惯：最最要害的部门，不仅要用亲信、故旧和学生，而且必须用浙江人，而戴笠既是学生、亲信和故旧，也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加上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尚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对蒋介石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介石外，几乎别无出路。
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险恶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极为忠诚、驯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品质和手段，也要对特工工作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体念。执行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这些方面，也只有戴笠最为适合。
蒋介石之所以对戴笠如此支持，首先是因为他对特务工作极为重视。蒋介石青年时曾任军事参谋工作，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他能既对中共施以沉重打击，又能掌握分寸，不使对方激怒，而最终使自身得益最大，恐怕也与其准确掌握了各方动向有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更加复杂，蒋介石自然更加需要特务工作了。
蒋介石对戴笠可以说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他任命戴笠组建特工系统的那一天起，就给予了戴笠全面的支持。
特务处成立之初，人员既少，设备又无。特务处的重要工作是搜集情报，而情报又是有较强的时间性的，这就需要通讯迅速。但特务处当时又无电台，于是由蒋介石下令，戴笠可用党务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的电台。当然，用别人的毕竟有许多不便，常常影响时效不说，因戴笠特务处是极秘密的机构，外界不知，他拍过几次电报后，竟遭到怀疑。后来，还是无线电专家魏大铭加入特务处，发明了小型特工机，给各地基层组织配备，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而特工机制成后，蒋介石亲自召见魏大铭，并观看演示，也算勖勉有加了。福建事变时，蒋介石派了许多人协助戴笠的特务处策反十九路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而戴笠，也把特务处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凡需戴笠过目的情报和文件，由秘书签拟后，分轻重缓急，用三种颜色的卷宗夹呈送戴笠：最急的用红色，随收随呈；次要的用绿色，每隔三到四个小时送一次；普通的用白色，每晚汇齐，翌晨送呈。由于戴笠抓得很紧，特务们丝毫不敢懈怠。这里的工作极忙，每天的工作都要在十个小时以上。所有工作人员都住在处内。每周轮流休息半天。在南京有家眷者，一周可回家住一天。
戴笠也想尽一切办法，博取蒋介石的欢心。他知道，蒋介石最推崇勤俭节约。于是，他装修特务处在鸡鹅巷53号的总部时，没有地毯，而是草织垫子。
戴笠和他的亲信们，可以随时见到蒋介石，但是每一次戴笠都会再三小心地打听，只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去见他。这样不仅容易让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而且会让蒋介石对特务处的人一直抱有好印象。
和生活上毫不讲究相比，戴笠工作时的干劲更是令人瞠目。他能熬得三天三夜，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他不休息，手下的特务们也就被迫着跟他一起加班，一个个都是怨声载道，只有唐纵一人能够陪着他不眠不休而毫无怨言。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戴笠的特务处逐渐有了起色。首先是人员不断扩充，鸡鹅巷53号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了，不得不另觅办公地点。其次是特务素质和工作水平逐渐提高，在搞绑架、暗杀等方面做了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像沈醉、余乐醒等人的加盟更是给特务处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特务处的工作不断有新的起色，戴笠也就日益得到蒋介石更大的信任和重视。1934年7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被撤职，蒋介石命戴笠接任。七个月后，南昌行营调查科归并特务处。
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于1933年，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剿共军事，就设立了南昌行营调查科，统率各特务组织进行活动。调查科可以说是蒋介石最直接领导的特务组织，其规模超过特务处，科长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秘书邓文仪。后来，在查处南昌飞机场纵火案事件中，邓文仪对蒋介石隐匿了真相，蒋介石才将邓文仪撤职，改以戴笠兼任，并不久又将调查科正式归并到特务处。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是特务处成立后，戴笠特务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戴笠接收了南昌行营调查科，也就接收了调查科所控制的各公开机构，人员也由原来的六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人，在全国各省市设立区、站、组。戴笠本人，也因此晋升为上校军衔。
戴笠在回忆早期特务处的发展时，经常夸耀说：掌握浙江警校是他走的第一个红运，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是他走的第二个红运，有了这两个红运，才能有早期特务处的迅速发展壮大。
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不能满足特工队伍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接过邓文仪的摊子，不但原来的经费照领，而且利用调查科的定制，经费大大增加，更有利于特工活动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