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终于登位为汗。与其争夺汗位者，只牺牲了一位乌拉那拉氏。皇太极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原因在于：一他本人当时的势力比较强大，有战功，有政治斗争经验，年仅15岁的多尔衮不能与他相比。二努尔哈赤死时，后金国家已经是稳定的政权，继他为汗者，必须有治国才能。这一点皇太极最合适。他在努尔哈赤诸将中是“仅识字”的一个，又对努尔哈赤的统治，“多所赞画”。夺取辽沈时，他首先注意收养辽人，表现出远见卓识。所以选汗位继承人时，代善之子岳托、萨哈廉最先提出皇太极“才德冠世”，拥护他。三皇太极的母亲曾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他自己处事又比较稳健，不走极端，深得人心，当时就是个“人皆称道的人”。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十分明智。他以巩固后金的大局为重，甘愿让贤，倡议推立皇太极。基于这些原因，皇太极终于继努尔哈赤为汗。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于守成，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他执政后，踌躇满志，从面临的内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第一，“安民”。努尔哈赤晚年，境内的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只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他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这使汉人得到安定，感到后金统治下的地方是一块“乐土”。
第二，“重本”。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
第三，加强集权统治。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带有浓厚的民族原始特色。皇太极当汗以后，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他上台伊始，便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更有过之者是废除三大贝勒“直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天聪三年（1629）完全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直月之事，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正式设立了六部，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
天聪六年标志着皇太极集权统治加强的革新措施是，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从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唯以年龄为序，从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见了。在对外扩张上，皇太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刚刚迎来他即汗位后的天聪第一年，他就派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统大军征朝鲜，在朝鲜土地上点燃了两国的战火。他提出此战，一征朝鲜，二讨毛文龙，说是“两图之”。朝鲜责问后金无故兴兵，遭到阿敏的反驳，并列了朝鲜不遣使吊努尔哈赤之死等七大罪状。在后金兵的武力进攻之下，朝鲜国王李倧弃京城，带着妻子逃到了江华岛，派其弟原昌君与后金讲和，订立了“江都之盟”。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大掠三日而返。后金从这次胜利中，打破了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关系，缓和了它今后出兵可能出现的后顾之忧，又从纳贡和开市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资利益。对皇太极最重要的考验当然是对付明朝。
进攻明朝
皇太极在总的战略上要与明朝争衡，这是不可改变的。但在辽西受阻，一时不得不另找出路。他决定向蒙古进军，一方面征服尚未统一的蒙古余部，另一方面也是寻找从蒙古向明朝进攻的道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还娶了两位蒙古女子为妻。然而蒙古方面的最大劲敌是察哈尔林丹汗。他在对付蒙古问题上要有所进展，必须制伏这个劲敌。
天聪二年二月，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等致书皇太极，报告“察哈尔根本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兴师取之”。于是，皇太极首先带领两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不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诸部蒙古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
对于北京的威胁，使皇太极得到的巨大收获就是他的对手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清洗了。袁崇焕在辽西的顽强抵御曾使皇太极父子受阻，逼得皇太极只得绕过山海关。但是这位大明忠臣竟在内外夹攻之下含冤而死，灾祸起于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那时袁崇焕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入都，崇祯于平台召见他，他对皇帝说，“计五年，全辽可复”。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说了空话，要惹祸的。第二年，他又到皮岛亲自斩杀了毛文龙。时毛为辽东总兵，虽有迹象表明他与后金暗中媾和，但袁的行动毕竟有些冒失。在后金兵迅猛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祖大寿的入援兵都没有狙击，到了广渠门外才重创后金兵。但此时满城都在传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特别是后金兵攻北京城南时，袁崇焕拥兵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一日二十战。传说满桂身中五箭，拔出来，皆袁兵字号。崇祯和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皇太极巧施了一个反间计。他从进攻北京作战中捉了明朝两个太监，故意向二人泄露后金撤兵是与袁崇焕有密约，再把这两个太监放回去。他们到了北京，以重大军情奏报崇祯，性多猜疑的崇祯皇帝，认为不能再留着袁崇焕了。这就导致了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祖大寿在旁见此情景，战栗失措，立刻逃回锦州。第二年八月，崇祯皇帝以酷刑处死袁崇焕。这是一桩历史冤案，袁崇焕对后金的斗争是坚决的，崇祯杀他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从此明朝“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巩固江山
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登基后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努尔哈赤时代创造的满文无圈点，上下字雷同，人名地名极易弄错。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酌加圈点，大大方便了学习，这就是有圈点满文的来历。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
天聪六年正月，管兵部贝勒岳托向皇太极建议改变原来屠戮辽东及关内四城的做法，以对待大凌河之役归降的汉人为榜样，重新树立“善养人”的形象。他主张无论官民都给家室和庄屯，不要使一个人失其所在。天聪七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在皇太极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孔、耿皆辽东人，在明为登州参将，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航海归金。天聪七年六月三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这是后金发展史上的大奇迹，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皇太极重新任命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都为总兵官，让他们继续带兵，与和硕贝勒并列。原来后金的军队是清一色的满洲八旗，天聪五年佟养性被命为总兵官，管理汉兵。攻大凌河时这支被称为旧汉兵的军队用红衣炮多所立功，到天聪七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时的军队已从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军队了。
皇太极即汗位以来就倾心于学习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不断加强集权。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衡的情况下，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时间是天聪十年（1636）四月。先是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未允。后来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了。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
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皇太极听后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第二天决定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从此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清朝诞生了，就是这个封建王朝统治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极下令国中之人皆称满洲原名，禁止称诸申。一个少为世人所知的满族因而扩大为举世闻名的中华民族重要成员了。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汉人与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但这位远见卓识的大清帝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以前皇太极的权威并不很绝对。天聪九年九月，即称帝前半年，代善和哈达公主曾有轻视他的举动。皇太极大怒，召集诸贝勒大臣，让他们“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靠了他们的跪请，才出朝听政。崇德年间就再无人敢向他的权威挑战了。在机构设置上皇太极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清初决策的重要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崇德二年四月皇太极对这个机构作了调整：一、成员除令固山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外，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人；二、规定他们启迪主心，救济贫乏，抚养新人三项任务；三、议政大臣奏事必先通过他们各自的固山额真，公议之后上奏。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此有了固定的程式，也更成了专制主义皇权的工具了。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察一切官员的大权。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参政。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
清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大清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