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后，钓鱼岛问题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进程中上升为一大障碍。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谈判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与园田夕卜相的会谈中提议搁置二三十年，日方没有表示异议S最后的障碍由此被扫清，双方于8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日，翌日双方举行了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条约就此生效。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时说：“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议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说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他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如上所述，在中日复交谈判及缔约谈判中，双方对“搁置争议”并未表示异议，从而保证了谈判成功。然而，1978年以后，日本右翼团体屡次登上钓鱼岛修建简易灯塔，并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批准，日本官方人员也屡次登岛进行调查。这些很可能破坏双方“搁置争议”现状的行为，遭到了中方的强烈反对。1979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约见日本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就日本政府派巡逻艇“宗谷号”载运人员、器材登钓鱼岛修建直升飞机机场等事进行了交涉、5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铃木善幸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在钓鱼岛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
实践证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依然是现阶段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最佳选择，如果钓鱼岛问题处理不当，则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节）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新转折
一、冷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和双方国内条件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但直至1993年，这些变化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差”，中日关系在前一阶段“惯性”的推动下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然而，从1993年起，中日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政冷经热”局面。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1989年是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以中国“六四风波”和美苏冷战结束为契机，美国的对华政策失去了“联华制苏”的战略依据。
1989-1991年，中国的国内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都面临重大考验。与此相对照，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正处于“平成景气”之中，其政治大国志向空前高涨，“日本国力不久将超过美国”、“21世纪是日本世纪”的预言在包括美日在内的各国流行。以发展趋势上日本单独走强、美中苏均陷于低迷状况为背景，日本在“日美对等”、“脱美入亚”、“日美欧主导世界”的愿望驱使下，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十分自信、积极和友好的姿态。
第一，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积极充当中国与美欧之间的桥梁。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欧美国家发动了对华制裁，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冻结对华ODA(即政府开发援助）、停止高层往来、召回在华日本人等举措，但在对华制裁问题上采取了保留态度。1989年6月7日，宇野宗佑首相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着以往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的过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翌日，他在参议院会议上说：“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在7月中旬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主张把“避免中国的孤立化”
钱其琢对这段历史回忆道“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当然，日本这样做也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是，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见的内容写入责难中国的宣言中。海部俊树8月9日出任首相后，继承了宇野内阁的对华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对华正常来往的措施。
日本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恢复高层往来。如1989年9月日中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1990年初邹家华国务委员访日，9月竹下登前首相出席北京亚运会等。二是恢复对华ODA。日本于1989年8月18日恢复了实施中的对华ODA项目。1990年7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7月末，派政府主管ODA四省厅代表团访华；11月2日正式决定恢复实施该日元贷款。1991年8月，海部首相和中山外相访华，中曰关系恢复正常、
第二，中日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高潮。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4月6-10日，江泽民总书记访日，与宫泽首相举行会谈，会见明仁天皇和众参两院议长及其他政界要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宫泽首相表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同等重要，日本将继续积极发展日中关系。”此后，万里委员长也访问日本。10月23-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日本国家元首的首次对华访问，也是宫泽内阁协调各派势力意见上取得成功的结果。明仁天皇在中方宴会上致辞道：“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日本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这个表态使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反省前进了一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把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宫泽首相称“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
二、中日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
冷战结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因素、中日双方的国内条件以及两国间相互作用方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只是起初其影响尚未突显出来，仅仅作为一股潜流存在和发展着。这些变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及西方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增大。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中国成为唯一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重新恢复。只是在冷战后头几年，美国并未把中国国力本身视为足以对其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的因素。但在1993年以后，美日两国开始以中国为潜在“威胁”重新加强双边安全同盟，这对中日关系构成了主要的负面因素。
(二）日本对华政策取向的新变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外交方针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就是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基础，维护和发展对日友好关系。
反观日本。冷战结束后，其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恢复，以其心目中的美式“普遍价值”和“国际秩序”为尺度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倾向增强。日本的对华姿态由以往的“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主张把对华关系予以“普通化”处理，把它调整为“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的行为方式增多。日本以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为铺垫，开始构筑防范中国的安全体制。
究其原因，日本上述政策变化的国内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界变化。在“1955年体制-崩溃后的政界“总体保守化”趋势中，主张在对华关系上摆脱“赎罪意识”、把“友好关系”调整为“普通关系”的势力抬头，西方政治体制范本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对外政策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舆论变化。以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为中心的日本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变化。对华友好势力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降低，提倡中日友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渐趋恶化，出现了“为中国说句好话很难”的局面。日本新闻媒体在“六四风波”、核试验、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进行了带有诱导反华情绪性质的大量报道，其舆论导向显然不利于日本民众形成全面的对华认识战后吃“美式黄油”长大、受美国价值观熏陶的“战后新生代”逐渐成为日本各界主流。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对日本的侵华历史及中日友好的认识十分肤浅。
在新的政局条件下，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变，要求在中日间的一系列敏感问题上“说‘不’”的呼声增大。这种负面舆论与日本政府和各政党中的反华势力合拍，给日本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形成了负面压力。
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界则越来越重视对华经贸关系。中日利益共生结构的形成使这个“经济界外交本部”出面维护中日关系，成为整个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
1992-1993年，中日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局势发生了重要的“逆向”变化。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出现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高潮，日本的发展进程却在“泡沬经济破灭”和“55年体制崩溃”的接连冲击下严重受挫。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治摩擦
1994年以后，中日之间围绕诸敏感问题的政治摩擦开始上升。
(一)历史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界为侵华历史翻案的动向愈演愈烈。仅1994年，就有三名内阁阁僚接连“失言”：法相永野茂门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称“二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通产相桥本龙太郎称“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作侵略战争尚存疑问”。1994年12月，自民党213名议员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新进党议员也组成所谓“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均以在战败50周年之际阻挠国会通过反省侵略历史决议为主要目标。
1995年是二战结束和日本战败50周年。以社会党委员长身份出任联合政权首相的村山富市等人主张借此机会在国会通过反省侵略的决议，但遭到国会议员中历史翻案势力的顽强抵抗。其结果，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关于战后50年的决议”变成了在侵略主体上极力玩弄文字游戏的如下怪文“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同年8月，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书，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作为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以后现任首相不再去参拜的承诺。自民党公然把“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入1996年的大选纲领之中，并要求文部省删除中学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1998年5月，日本各地影院上映公然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令所有中国人再次感到极度愤慨。
日本政要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一再激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舆论的猛烈批判。中国领导人、外交部及各主要新闻媒面对这一局面，村山首相欲对历史翻案风潮进行反击，因而精心筹划和主持了内阁会议，通过了一篇事先拟好的“首相谈话”，并于1995年8月15日发表。其中谈道“我国在过去不太遥远的一个时期内，出现了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道路，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犯错误，我真诚认识这一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并向由这一历史造成的内外所有牺牲者表不沉痛的哀悼。村山以后的各届首相，在口头上均表示坚持村山首相上述谈话的立场，但在遵守这一谈话精神的行动上却相差很大。
(二）台湾问题
日本政局变化对台湾问题也产生了影响。政界的“亲台派”日趋活跃，其对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渐增大。以冷战后美国提升对台关系规格的动向为背景，日本不断策划李登辉以“顺路停留”、“度假”等名义访日，允许台湾驻日机构改名升格，日本访台官员身份不断升级。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时，日本在接受李登辉赴日的图谋受挫后，竟然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活动，挑起了一场新的政治摩擦。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两种台湾问题新说：（1)所谓“台湾变质论”，即主张当今的台湾当局已实现更新换代，不同于当年被驱逐出大陆的国民党政权；（2)所谓“民意决定论”，即主张台湾居民可以“民主地”决定是否赞同统一。这类说法把政治体制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混为一谈，其要害是不愿看到中国实现两岸统一；
笔者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编《日中关系重要文献集》（2005年2月版)第10页载“村山谈话”日文版翻译。
(3)日本还流行起一种“台湾冲突国际化论”，即主张不管台湾问题是否中国的内政，只要台海发生冲突，就会扩散为国际问题。美国早在1950年6月27日就曾武装介入台湾海峡，因而这种“国际化论”本身并不新鲜，只是此期日本版“台湾冲突国际化论”的论据已不是冷战期的遏制理论，而是“维护国际航线安全”，其要害就在于有意无意地避开日美对“台独”的鼓励与否是可能导致台湾冲突的最大根源这一基本事实。
(三）日美同盟“再定义”问题
以1994年秋发表的“奈设想”为开端，日美开始为其双边安全同盟进行“再定义”，即加以强化。日美通过加强安全同盟所追求的，是“硬遏制”和“软遏制”两种功能。由于这两方面都直接涉及中国的安全，很快就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专家们的极大关注。
所谓“硬遏制”作用，指日美以防范东亚地区“不稳定因素”为公开理由，构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遏制体制。其中，日美干涉台湾问题的姿态不能不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通过此次的“再定义”，日美不仅给“远东条款”和“台湾条款”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日方还承诺在发生所谓“周边事态”时，将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