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前半年虽然事情很多，但他们的生活还算比较稳定，也有规律。菲尔还是不太自信，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年轻的奥蒂斯·钱德勒接管了《洛杉矶时报》，成为其发行人，他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想把这份平庸的党派性报纸办成一份高质量的独立报纸。菲尔认为这是与钱德勒合作的好机会，提议两家共同成立一个通讯社，增加驻外记者，费用可通过向大约25家大报出售新闻稿的收入来支付。奥蒂斯的反应很积极，于是菲尔和凯瑟琳到加利福尼亚推动这项计划，《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通讯社当年成立了，一开始有32家用户。通讯社自此开始发展壮大。
7月7日，她和菲尔与奇普·波伦和阿维斯·波伦到新思科舍的度假小屋住了一周，小屋是《邮报》的新闻纸供应商鲍沃特造纸有限公司的资产。跟波伦夫妇的这次旅行令人难忘，部分原因是菲尔看上去状态很好。
旅行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肯尼迪总统已经通知奇普，将任命他为驻法国大使。奇普和阿维斯非常谨慎，一个字都没透露。他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不久，奇普的任命就宣布了。几天后，他们到总统的船上参加为波伦夫妇举办的宴会。
船上宴会的第二天，他们带着史蒂夫去了佛罗里达，是为了比尔·格雷厄姆在迈阿密湖的工程献礼。在佛罗里达时，发生了一些对凯瑟琳而言很重要的事，她觉得，经过漫长的5年时间，菲尔的病情终于好多了。他的抑郁症好像没有了，又对工作产生了兴趣。而她倒是对自己的情绪有点困惑。她的情绪每周都在变化，在加拿大跟波伦夫妇在一起时很高兴，但在佛罗里达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落泪，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凯瑟琳才意识到，是菲尔突然的情绪变化产生的影响。在加拿大时他们曾出去散步，帮菲尔克服短暂的抑郁，那是他最后一次保持冷静的时刻。从那时起，菲尔突然结束了情绪稳定的状态，进而开始转入一种过度活跃的状态，这种过度活跃伴随着恼怒和刻薄的诽谤。这就是反复发作的躁狂抑郁症，如果不进行治疗，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并且发作得更加频繁。菲尔现在正在经历一轮加速恶化的发作。
症状之一是开始疯狂收购，有些算是合理的，有些则不然。他先是收购了鲍沃特造纸公司的部分资产——他们从加拿大回来的船上。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又购买了月刊杂志《艺术新闻》——全球最早的连续发行的艺术杂志。菲尔认为这项交易“投资额不大，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但是很有意思，提高了公司的声望，同时带来了合理的收益。因此，这项交易很令人愉快”。这份杂志的收购基本上是为了凯瑟琳，菲尔觉得凯瑟琳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杂志的发展，这适合她对现代艺术不断增长的兴趣。菲尔越来越忙，最后他们仓促地决定跟孩子们一起到欧洲去旅行，回来时刚好来得及送唐到哈佛读书。
从欧洲回来后，他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只是外出更多了，菲尔更加卖力地工作。一项重要成就是签下了沃尔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邮报》开辟一个两周一次的专栏，并由《邮报》供应其他报纸刊登。这是一步妙招，因为沃尔特从1931年就开始为《先驱论坛报》写专栏了。虽然年事已高，但李普曼依然是优秀的评论员，专栏马上就成了公司的一大财富，被广泛引用，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尤其对《新闻周刊》来说，专栏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同时，菲尔还签下了埃米特·休斯，为《新闻周刊》开辟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但是奥兹·埃利奥特对签下休斯不太高兴，因为菲尔事先没跟他商量。
菲尔的步伐仍在加快。当时就两件事对总统施压。一方面，主张由戴维·布鲁斯取代迪恩·腊斯克担任国务卿；另一方面，主张进行减税以刺激经济。总统关于减税问题较为接受。菲尔给总统写了一封逻辑缜密的长信陈述理由，这表明他的大脑还在很出色地运转。
从10月开始，菲尔变得越来越急躁易怒。除了努力工作推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通讯社的发展，保持他在兰德公司、经济发展委员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职位，掌控《邮报》和《新闻周刊》外，他还忙着别的工作。他很久没有演讲过了，但这次接受了一场大型演讲的邀请，在华盛顿建筑协会成立25周年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华盛顿正面临全面的危机，该市的“2000年规划”正在“被规划者和反对者们用做麻醉剂，让他们看不到日常所面临的问题”。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连《星报》都进行了报道，发表社论说菲尔“对首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分析”。更不可思议的是，参与起草演讲稿的《邮报》记者拉里·斯特恩也对菲尔的演讲活动进行了报道。
到了10月，菲尔开始了一项新工作，这项工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加快了生活节奏。菲尔接受了肯尼迪总统的邀请，开始组建通信卫星公司（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COMSAT）。10月中旬，菲尔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开创性的公私合营的机构，一半是政府组织，一半是电话公司。菲尔当时并不需要这种工作，但他对此非常热心。菲尔被任命为COMSAT董事会主席的同时，国外风云又起。在艾尔索普和他的新婚妻子苏珊·玛丽10月16日举办的晚宴上，出现了危机的迹象。这个晚宴是为了给波伦夫妇送行，他们即将到巴黎赴任。艾尔索普希望总统出席晚宴，以向法国人表明这位大使对总统很重要。除了艾尔索普和波伦夫妇，只有少数客人：总统和杰基，法国大使及夫人，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以赛亚·伯林，再就是菲尔和凯瑟琳。
总统当天早上刚收到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照片，到了10月20日，《邮报》开始得到风声。副总编辑弗兰德利正在家中举办晚宴，这时沃尔特·李普曼打来电话说，发生了严重的事情。弗兰德利在家给记者默里·马德打了个电话，然后去了办公室，给在白宫的施莱辛格打电话。施莱辛格只是说，形势“非常紧张”。这一切，加上总统以感冒为借口从芝加哥返回，就是《邮报》当时知道的全部事实。并且马德已经排除了柏林和中东，猜到是古巴出现了危机。
于是，10月21日星期天这天，《邮报》刊出了古巴发生危机的报道。肯尼迪总统勃然大怒。《纽约时报》已经了解了一半或四分之三的情况，被阻止了，没想到大家都没注意的《邮报》却凭空杀出。
肯尼迪那天显然给菲尔打了电话，叫他让《邮报》的报道不要针对古巴。直到现在，默里还说他不知道肯尼迪跟菲尔说了什么或菲尔答应了什么，但菲尔很明显想让《邮报》避开古巴问题。
第二天的报道使用了八栏横幅大标题《美国将作出重大决定》。马德没有署名，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昨天，华盛顿表现出和平时期最神秘的气氛，主要决策者们就有关国际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但禁止对此进行讨论。
《纽约时报》昨天报道说古巴是行动的焦点，但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拒绝对此进行证实或否认。星期一，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了情况，晚上对全国发表了讲话，指出古巴是危机所在地。
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菲尔表现得非常完美，唯一的不足或许是他对肯尼迪太言听计从。但考虑到这件事风险太大，确实很难作决定。凯瑟琳的反应是担心这个世界，但并不真的认为会发展成全面战争，也没有任何恐惧感。当时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核战争的威胁。大约在这个时候，菲尔又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收购交易。当时还没有人给躁狂抑郁症定名，凯瑟琳也是后来才知道，购买欲是这种病的一个明显症状。他先是在《邮报》的分类广告中看到，弗吉尼亚的休姆镇有个农场，离韦尔比幽谷大约5英里。农场有365英亩，加上一所房子，售价52万美元。菲尔叫人拍了一张鸟瞰图，甚至都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就让律师处理所有的手续，等他最后签字就行。他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交易，付了首付款，后来凯瑟琳才发现其中有2万美元是自己出的。凯瑟琳认为没有理由决定要买第二个农场，但她同意了这件事，毫无疑问，是因为她什么都听菲尔的，不想违背菲尔的意愿。她当然也意识到，菲尔经常会不顾她的反对买些东西，但最终结果总是证明买得很合算。因此，凯瑟琳这次也没什么质疑。
菲尔还决定买一架巨大而昂贵的“湾流I”型飞机。购买这种飞机，通常要订购之后几个月才能交付，但菲尔很着急，于是买下了格鲁曼飞机公司的演示机。凯瑟琳的母亲建议他们考虑购买飞机的后果。
10月底，COMSAT公司的创始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公司启动的很多事情都很急，这加快了菲尔的生活节奏，只要有任何人或事妨碍了他，他就会发火。他开始给公司寻找合适的董事长人选，看中了老朋友、即将卸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菲尔极力劝他担任COMSAT的董事长，甚至请肯尼迪总统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出面说服他。菲尔还想让同为兰德公司董事、现任CBS总裁的弗兰克·斯坦顿担任COMSAT公司总裁，负责公司的运营。
11月2日，凯瑟琳跟菲尔一起到艾德威尔德，为他去欧洲送行。菲尔到欧洲是跟拉里·诺斯塔德谈COMSAT公司的事情。菲尔和拉里两人在巴黎分别给斯坦顿写了信。菲尔急于让斯坦顿担任公司总裁，于是决定派人送信，以确保信安全送到弗兰克手中。当时《新闻周刊》巴黎分部负责人、后来的知名作家拉里·科林斯当时接到了菲尔的电话，菲尔要求找一位秘书周末待命负责送信。拉里感觉到一定是重要的事情，不能随便从秘书公司找人应付，必须要靠得住的人才行。可是办公室秘书的英语不好，不能笔录口述，他知道《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罗宾能做这项工作，于是就叫她帮忙，这个年轻女子全名叫罗宾·韦布，她在纽约的出现是悲惨结局的开始。实际上，罗宾是位很能干的记者，她是个澳大利亚人，有点男孩子气，很和善，很有意思，人也很好，跟别的澳大利亚人一样，酒量很大。应该说是个好孩子。她工作努力，表现一直很不错。菲尔后来告诉科林斯说，“借你的秘书用了48个小时”，到纽约去送信。他还说，他告诉罗宾，到了纽约后，可以使用他在卡莱尔酒店的公寓，玩上几天后再回欧洲。
菲尔和罗宾的接触就是这么快。11月5日，菲尔飞回纽约，凯瑟琳去接他回华盛顿。第二天，菲尔又飞回了纽约，到《新闻周刊》参加编辑会，去见弗兰克。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带着罗宾飞往韦尔比幽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开始了。11月9日，星期五，菲尔从韦尔比幽谷回来后，没有按计划参加兰德公司的会议，但是出席了《邮报》的一个会议。菲尔的行为越来越古怪，情况越来越糟，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他们都认为他易怒、古怪的情绪是劳累过度所致。他确实在做很多事情，并且每件事都做得很好。同时，他开始对身边的每个人大发雷霆。他对威金斯和弗兰德利发火的次数最多，态度也尤其凶，但是两个人都把事情掩饰过去了，所以《邮报》别的人不知道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也不知道有多严重。马克斯说，没有什么事惹恼了他，他就是想找个人骂一通。这似乎已成了他的习惯。菲尔变得越来越易怒和无礼，经常口出脏话。1962年夏天，他开始对凯瑟琳发火，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
除了处理一些跟COMSAT公司有关的信件和业务外，菲尔和凯瑟琳在菲尼克斯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打打高尔夫，或者休息。尽管经过几周的休息，间或有些活动，菲尔的情绪还是很亢奋。当天晚上吃饭时，他脱掉了克莱尔的塑料鞋，说这鞋配不上她。然后，他们离开时，他把她抱到了车上，这些显然都反映出他反常的行为。菲尔这段时间的作为，外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扩大通讯社规模，收购《艺术新闻》杂志，签约沃尔特·李普曼和乔·艾尔索普开辟专栏，COMSAT公司，《新闻周刊》和《邮报》的编辑和业务决策，购买私人飞机和第二个农场等。1962年11月的最后一周，《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菲尔的文章，题为《购买者》。这篇文章中，记者问菲尔会不会签约更多的专栏作家，菲尔回答说：“我本来还可以签到一位大牌写手，但我不想显得太贪婪了。”文章引述菲尔的话说：“我正在物色一两家电视台，也许还要买一家造纸厂。”
进入12月，他们的生活很快又被频繁的活动占满。菲尔还在物色人选接替COMSAT公司的现有领导层。接下来的一周里，他几次乘飞机往返纽约，12月10日，在纽约跟公司创始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此同时，菲尔在《邮报》主持并参加了兰德公司的几次重要会议。最终国家、空军和兰德公司全体人员大获全胜。这再次证明，即便是在亢奋、易怒、丧失理性的状态下，菲尔仍然保持着超强的能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12月13日，菲尔到白宫去见肯尼迪总统，向他汇报有关空间卫星通信的问题和别的事情，第二天他又飞到欧洲处理COMSAT公司的业务。就是在这次旅行中，菲尔再次跟罗宾·韦布取得了联系。在公务日程表上，菲尔称罗宾是“《新闻周刊》记者、大家的临时私人采购、大家的导游和女服务员”。凯瑟琳完全不知道菲尔在巴黎干什么，只是认为他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欧洲回来后不久，他们就住进R街的房子，准备庆祝圣诞节。菲尔越来越不喜欢圣诞节了，尤其是情绪多变以后，凯瑟琳逐渐接手了准备圣诞节的所有事情：装饰房间，制订计划，采购礼物，准备晚会。圣诞节前一天下午，凯瑟琳无意间听到了菲尔和罗宾的电话内容，问菲尔是怎么回事，菲尔全部都承认了。凯瑟琳很难形容发现菲尔有外遇后的完全崩溃的状态。凯瑟琳从来没想到自己会碰到，她认为婚姻可以容忍短暂的不忠，但这件事情不一样，她觉得自己被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许多年来经历过的一切蒙蔽了。她坚信自己对他完全忠诚，并且认为这种感情是相互的。尽管她对菲尔越来越古怪的举止感到迷惑，即不理解菲尔为什么有时极度抑郁，有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极端情绪：当时还没有人发明“躁狂抑郁症”这个词。凯瑟琳以为，因为长期相处、出于自由抉择、分享共同的经历、与彼此的家庭亲密往来，加上对两人都如此重要的公司，菲尔和自己不可能分开。
菲尔显然也很伤心。他告诉凯瑟琳他想维持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他也说他爱罗宾，但是会告诉她他们的感情结束了，他想跟家人在一起。
凯瑟琳因为发现菲尔有外遇而伤心，菲尔因为要跟罗宾分手而痛苦。几个孩子中，刚开始只有拉利知道出事了。她本来准备假期跟朋友去阿斯彭滑雪，但菲尔跟她讲了父母的事，要她取消行程待在家里，大家静下心来理出个头绪。拉利很勇敢地答应了。
凯瑟琳知道罗宾的事情后的几个星期内，菲尔经常喝酒。那段时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他们努力修复关系，让生活继续。无论如何，他们度过了噩梦般的假期，都努力使情况恢复正常，努力在别人面前装出正常的样子，虽然他们的两人世界已经崩溃了，都麻木地过着日子。菲尔给在学校的拉利发电报说一件小事，结束时说：“一切都好，非常爱你。爸爸。”但是，圣诞节后不到三个星期，菲尔又开始给罗宾打电话。
这时候罗宾已经回巴黎了。菲尔打电话叫她尽快回美国。罗宾显然拒绝了，她说她刚开始恢复，觉得他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应该结束关系。菲尔说，她要是不来，他就去接她。罗宾认为菲尔的状态很糟糕，只有她能陪他说话，于是决定回美国。
罗宾·韦布自始至终都很检点，也是个受害者。她显然被菲尔迷住了，感情超越了理智，况且她不可能知道事情的背景。
拉利给巴黎的拉里·科林斯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离家去了纽约，问他罗宾在哪儿。拉里给她的住所打电话，发现没有人接，就查阅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发现罗宾真的乘飞机去了美国。就这样，菲尔他们俩的关系又开始了。
凯瑟琳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菲尔离家出走的事，甚至连母亲都没告诉。菲尔出走两个星期后，她实在瞒不下去了。况且，也很想找人安慰一下，于是她下山去找朋友洛雷恩·库珀，跟他说菲尔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得到朋友的安慰和怜悯，结果朋友却说“没有菲尔，你可以过得更好。”事实上洛雷恩不了解事情——凯瑟琳认为菲尔造就了自己，自己完全依赖于菲尔，她根本没看到不利的一面。
后来，菲尔已经给全国各地的许多人打了电话，有些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有些是多年未见的人。凯瑟琳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是她唯一一次跟罗宾通话，也是很敏感的一次对话。罗宾说：“我真的很爱他，但你是先到者。”
菲尔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是打给拉利的。拉利尽力理解父亲。这时，她从剑桥大学打来电话说，菲尔需要她，她要去陪他。
唐开车送拉利到波士顿机场，冲动之下也跟她一起上了飞机。医生们决定尽量让菲尔自愿回华盛顿，实在不行的话再采取强制措施，最后强行给他注射了麻醉剂，送上了飞机。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罗宾被送走了，没有人很在意她。
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已经有辆救护车等在国家机场的一个小型私人停机坪上，这时菲尔又上演了一场闹剧。他一度想直接走开，后来被拉利和唐劝了回来。他们三人上了一辆轿车，医生们开着救护车走了。菲尔先是被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后来又被转到切斯特纳·洛奇医院。菲尔把这一系列事情视为对他的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侵犯。在被送出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时，他大声宣布他是谁，遭受了什么待遇，说他成了一个囚犯。
总统意识到菲尔无法继续COMSAT公司的工作了。他让克拉克·克利福德通过莱斯利·法伯从菲尔那里拿到了辞职信，菲尔到切斯特纳·洛奇医院三天后递交了这份辞呈。总统给菲尔写了一封例行的公开信说：“感谢你为这份艰辛的任务所作的贡献，很遗憾收到你的辞呈，辞呈即日生效。”总统还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像往常一样表达了关心：“我知道你已经回到了华盛顿。我希望你休息一段时间，慢慢恢复起来，然后回到工作中，因为我们需要你。祝你好运。”
这时，菲尔的弟弟比尔·格雷厄姆从佛罗里达赶来陪菲尔，代表他处理一些事情。他待了几天，给罗宾打了个重要的电话，对菲尔和凯瑟琳都帮助极大。1月27日，菲尔给他写了封信，感谢他“暂时充当了哥哥”，并说“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慢慢地（同时也是谨慎地、耐心地、小心地）解除你的责任”。
在1月27日的信中，菲尔跟比尔·格雷厄姆说到了菲尔和凯瑟琳的谈话。他说：“凯和我进行了特别好的交流。好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说谎和欺骗她。你知道，她还是很疲惫，她受到的伤害比你想象的更深。”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菲尔和凯瑟琳谈了很多。这些事快要让凯瑟琳崩溃了，但她知道必须忍耐，虽然会很艰难。凯仍然希望并相信，他们可以恢复以前的关系，菲尔会恢复正常，他们的家庭也会维持下去。菲尔曾经多次在极度抑郁后恢复了正常，这些经历让她相信，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也许这些带有自欺欺人的感觉吧，后来的事实把这一切粉碎。
事实是菲尔对于未来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最后一次去看法伯时，法伯让他出院了。2月1日，菲尔回到了家，第二天星期六他跟唐和阿尔·弗兰德利去了韦尔比幽谷。但是，到了2月4日，他又跟律师朋友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和秘书查利·帕拉代斯去了纽约，直接赶到艾德威尔德机场，再次见到了罗宾。这次菲尔离家就不打算回来了。菲尔真的雇了爱德华·威廉斯做他的律师，坚定了跟凯瑟琳离婚跟罗宾结婚的想法，并且在给朋友的信中到处宣扬，“除了从事新闻工作外，我现在特别关注《新闻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罗宾·韦布小姐。我希望在近期离婚然后跟罗宾结婚。结婚以后，我们希望能跟你和西尔维亚一起吃个饭，如果你们肯邀请我们的话。”
菲尔控制着《邮报》，因为凯瑟琳的父亲把大部分的A股股票都给了他。菲尔觉得自己就是《邮报》的主人，因为他在这里工作了17年，使其取得了成功，所以他认为《邮报》就是他的。他设计了一个计划，打算用公司的钱买下凯瑟琳的全部股份，这样公司就全归他和罗宾了。但是凯瑟琳很快就知道了这个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凯瑟琳最低谷的时候，感到非常困惑、艰难和痛苦。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将失去《邮报》。凯觉得菲尔的计划是他病态的一种表现，并且病得很严重，但事情已经很迫切，凯瑟琳被吓坏了。另一件让她感到害怕的事，是她听说爱德华·威廉斯做了菲尔的律师。他是位知名的刑事诉讼律师，可以想象到法庭上的场景和斗争。
凯瑟琳必须面对现实——菲尔真的离自己而去了，她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让凯简直难以承受，但是她对《邮报》的感情很明确。凯瑟琳的父亲确实把大部分股份给了菲尔，菲尔也的确将公司经营得很好，但公司是在她父亲的财力支持下才盖了一幢新楼，并在后来买下《时代先驱报》，保证了它的发展前景。是凯的父亲投入的数百万资金让《邮报》挺过了亏损期。另外，正因为凯瑟琳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开支，菲尔才可能用他在《邮报》的收入购买公司股份。因此，凯瑟琳很痛恨菲尔掌控公司的计划，并决意捍卫自己的利益。她申明自己是不会轻易放弃《邮报》的。
凯瑟琳找了一位律师作为公司负责人，凯威律师事务所向她推荐了盛信律师事务所的惠特尼·诺斯·西摩。律师告诉凯要耐心等着，不要慌乱。虽然凯做好了天塌下来的准备，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菲尔口口声声要离婚，但是并没有什么行动。
虽然凯瑟琳没有跟菲尔直接交谈过，但是她一直知道菲尔和罗宾在哪儿，有时是通过别人告诉她，有时是通过菲尔打给孩子们的电话。离开家以后，菲尔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菲尔和罗宾住在皮尔森农场，农场是他1962年在凯瑟琳的帮助下买的。菲尔开始在那儿修建池塘，实际上是在重现凯和菲尔当年在韦尔比幽谷的生活。菲尔想把他买的破烂地方建成漂亮的农场，这也很自然，凯慢慢发现菲尔正在重建的生活好像是他们以往生活的翻版——他修建农场，在乔治敦附近租房子，到苏福尔斯、菲尼克斯和波多黎各等他们曾去过的地方旅行。
在此过程中，每次菲尔打来电话，孩子们就会进屋关上门。凯瑟琳知道孩子们经受着极大的痛苦，不能跟父母中的一方谈论另一方。几个孩子都遭受着不同的折磨，但对拉利来说尤其痛苦。为了父亲，她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力量和爱，但却不赞同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和他身边的人。她答应到纽约去见菲尔，结果却发现有一大群人，其中包括罗宾，于是她坚决地说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唐也受到了很大伤害，但是对父母都很支持。最后他们约定了特定的时间，菲尔可以把比尔和史蒂夫带出去，通常是从学校接他们走，避免见面。
凯瑟琳继续从朋友们那里得到有关菲尔在哪儿和在干什么的消息，或者直接听说他的一些活动，因为他有些活动是高调、公开的。有时候相对平静，但她照样会知道菲尔和罗宾在干什么，因为账单或别的日常琐事会让他们的行踪进入凯瑟琳的视野。菲尔给罗宾开了几张信用卡，并且已经把自己与凯瑟琳的账单分开，韦尔比幽谷的开支在凯的名下，皮尔森农场的开支在他的名下。
在分开生活的那几个月，凯瑟琳间接地知道，菲尔有些事情做得很好，有些事却让人迷惑不解。3月1日，菲尔离开纽约，跟罗宾到波多黎各过了两个星期。这期间，菲尔又开始买东西，安排租了两套公寓，以后可以优先购买。虽然表面上是公司租用，但实际上是被菲尔和罗宾占用；菲尔甚至给人写信说，他们打算在波多黎各而非皮尔森农场安家。
几个星期后，菲尔跟拉斯·威金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菲尔写了一篇关于戴高乐的文章，想在报上发表。他一直关注戴高乐，认为他是个伟人。争吵中，菲尔甚至想辞退拉斯，但是阿尔·弗兰德利说：“他要是走的话，我也走。”眼看一下子要失去两位一流的主编，菲尔只好让步。
这次菲尔又把他写的一篇关于报界大罢工的文章交给拉斯，希望在《邮报》上发表。他还附送了七八页打印的材料，其中批评了《邮报》此前刊登的有关大罢工的文章，说应该事先向他请示。他甚至建议，应该在刊登他文章的同时，登载关于之前文章的书面道歉。拉斯不仅拒绝刊登菲尔的文章，还说如果《邮报》刊载的话他就辞职。菲尔再次让步了，但这件事加深了他和拉斯之间的矛盾，以至于菲尔甚至想让阿尔·弗兰德利接替他的位置，但是阿尔再次拒绝了。
总之这段时间对凯瑟琳、菲尔、公司和希望公司维持下去的人来说，困难真的无时不在，整个事件“悲惨得难以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