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我们每消费一部爱情电影或性爱小说，每被感动和灌醉一次，内心都在经历一场虚拟的爱情或性爱：自己就是那男主角或女主角！在心理美学的指引下，我们悄悄完成了一次次的人物替换……作为超远距离和靠光柱射出的幻灯片，由于它本身没有重量，缺少触摸和染指之可能，故它并未让人觉得惊险，也不会伤害现实的另一方。但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例子：当爱情或婚姻的另一半，突然迷恋上了近距离的某个真实个体时，我们往往会受不了，痛苦、悲愤、怨恨，甚至想分手、离婚……当“情敌”为某个遥不可及的人时，比如家喻户晓的明星，像乔丹、阿兰德龙、费雯·丽、褒曼……我们丝毫不恼，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与背叛，不觉得情感所有权和占有量受损，甚至会支持该精神游戏，尤其当对方早已谢世、被镌刻进了纪念碑时。太遥远，离自己的生活系统和人生地点太远，构不成操作性，爱他们，实质上跟爱一个外星人没区别。倘若那是一个进入生存领地的人，哪怕是个公共偶像，事情也会起变化，你会不舒服，会醋意大发，对另一半油生厌恶；假如再进一步，对方距离上再近一点，比如生活或工作圈子里的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情形即陡转急下了，你会勃然大怒：怎么是他（她）？怎么会看上他（她）？他（她）哪点优于我？
因为物理空间上近，生活背景相似，可比性就有了，疼痛、妒恼和被侵略感就有了。即使纯粹的精神爱慕，柏拉图式的游戏，当事人亦会受不了，觉得自己情感失窃、巢穴被占，视若人生事故。
听说过一件事：夫妇俩都酷爱音乐，有一天，自视甚高的丈夫突然发现年轻的妻子迷上了某个酒吧乐手——在他眼里，那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苦恼不已，不解其中原委。夫妇都是修养颇高的人，自不会吵闹，但见妻子神态恍惚、情迷意乱的样子，他实在憋不住，说：“假如你爱上的是瓦格纳，我一定不嫉妒，我会感到骄傲，会尊重你的感情，可为何是这么个人……你太不争气了！”
“瓦格纳”意味着什么？这位被冷落的丈夫，又能从该名字中抽取什么呢？
其实，丈夫获得的并非什么荣耀，而是一种心灵自慰，精神胜利法而已。因为今人口中的“瓦格纳”，早已不是实际的个体，而是一个被时间放大的虚词，一尊被赋予了传奇和美谈的神圣，它粉碎了任何现实的攀比心理：谁在伟人面前不渺小呢？谁会与之争夺什么呢？
若说爱慕一个大人物是正常的，配得上审美和理性的支持，那何以迷恋一个同时代的小人物，就不可理喻了呢？
其实，所谓的“瓦格纳”之说，只是骗自己的矫情。你的生存位置变了，感受和态度随之而变，假如你是瓦格纳的同时代人，甚至是其音乐圈里的某个朋友，你还会有现在的慷慨吗？别忘了，很多被誉为天才和大师的人，他们当年的生活境遇并不好，时代并未像后人想象得那样予其丰厚的犒赏和荣誉，临终的莫扎特不是凄凉得连陪护都没有、连棺材都靠施舍吗？梵高不是在一个妓女面前都自惭形秽、羞愧难当吗？不是连丹特士这样的无赖都敢向普希金叫板吗——甚至还将诗人杀死了？斯宾诺莎不是清贫如洗、靠磨镜片为生吗？天才的光环无不来自时间利息，当世时，连房东都不会对之另眼，为区区几枚钱币，就将其铺盖扔到大街上……假如你生在那个时代，且与之相邻，又会有何异常之举呢？你凭什么相信自己能大大方方地“割爱”？
近来在俄罗斯，有一桩趣闻——自普京执政以来，女性追星族日益庞大。也难怪，俄罗斯历史上，尚未有过形象如此之“酷”的年轻领袖：冷峻的表情，强健的体魄，刚毅的棱角，运动的活力，言行的果决与坚定，生活中的绅士风度，尤其对女性的温雅、体贴……在俄罗斯妇女眼里，简直帅呆了！比起家里天天喝得烂醉的那位，不知强多少倍！作为“新好男人”“模范丈夫”“最佳情人”的头号种子，他的肖像不仅印满了各种饰品，甚至被请进了闺房，挂在女主人们的床头。
好在人家普京镇定得很，未见任何绯闻。俄罗斯爷们也算清醒，嫉妒归嫉妒，没见谁朝普京啐口水或起诉总统破坏公民家庭。为什么呢？恐怕在于：总统离妻子太“远”，不用操心。
进一步说，即便真出了总统勾引良家妇女的事，想必丈夫们也不会抛出“感到骄傲”之类的豪言壮语。再如美国的莱温斯基，虽有被“临幸”的经历，不也把总统送上了忏悔席吗？哪怕总统一度是她的偶像，但自从有了那层关系，距离美也就消失了。即便仍有不少新潮女性艳羡莱温斯基的“福分”，但也属长镜头的幻想游戏，仅此而已。这正是欲和爱的区别。
末了，我想对那位中国丈夫说的是：既然你已选择了现实爱情中的角色，即意味着放弃了扮演梦中情人的资格，你不能身兼两职，这是自然法。否则你也太专制了。其实，做不到心平气和是对的，妒怒也是对的，完全用不着遮掩，至少证明了你对妻子的爱和重视。那妻子也应因此而感动，换了那位乐手，他未必会为几要失去你而痛惜，说不定，这正是他希望的，摆摆手就大方地让你走人。
2003年
（三十九）草鸡
“那个拂晓那片土地，第一个声音是鸡。”（蔡海葆《中原朝夕》）农业文明中，作为一个重要符号，鸡的地位和价值是超出其他物种的。在穷乡僻壤，鸡是农人最亲密最信任的动物，形影相吊，须臾不离。
在摄影、绘画、影视作品中，凡乡村画面，总会闪出鸡们蓬松的身影，总要在房前垛后的小空地上，撒麦粒般倒上一把色彩斑斓的鸡：金黄、赤红、乌炭、芦花、雁灰……似乎它已成了乡土风景的标志，鸡一抖擞，整幅画就活了。
一点不像现在市场上的肉鸡：憨憨蠢蠢的硕态，仿佛偷了“相扑”家族的基因。山里鸡几乎不吃粮，每天在草窠里转悠，刨土觅虫，含草啄籽，餐泥饮露，沐风浴霁……它们很难称得上被喂大，更像一群自生自长的孤儿。所以，山里鸡也称“草鸡”“柴鸡”。由于野生野长，它们肌肉结实、腿翅矫健，散打、飞扑、追逃，从地面到树梢、从篱笆到房脊，飘逸自如。较之肉鸡的室内体虚症，草鸡属运动健将了，既有鸟科目的野性与不羁，又驯良温厚、乖巧习人，俨然满地里跑的农家娃子。
鸡属于农耕，属于传统，属于诚实的劳作和俭朴的生活。日子愈清苦、贫寒，它愈显得珍贵。在农人心里，鸡的分量很重：雄鸡司晨，雌鸡产蛋，鸡毛造掸，鸡粪入肥，拿鸡蛋换几个零钱，换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鸡给平淡的农家生活添了一丝生气、一抹温煦和殷实的暖意。农人自个儿舍不得食鸡，除非特殊当口，比如招待贵客、滋补病人、伺候产妇。鸡是山里的珍珠，农妇唤鸡的“姆姆”声是那样亲热，像唤自己的孩子。
难有动物像鸡这样与农家结下如此深的渊源。虽是主仆，但更像生存伙伴，一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关系。加上草鸡对食物的节约（几乎不分享主人的口粮），你真说不准，究竟是人养鸡还是鸡养人。在“为人民服务”这点上，草鸡真是模范。就连青蛙，也被唤作田鸡，顿时拉近了这种小野物和人的关系。
鸡是村野人烟的标识。城市人进了山，顺着崎岖的羊肠小道，未及村口，最先撞上的便是三三两两值勤般的鸡。外来者无论善恶，从胃的本能来说，对草鸡都有一股强烈的欲望。鸡是农人饭桌上最隆重的出场，与其说是菜，不如说是一道大礼，家里来了客，若男人能扭头对媳妇说：“逮只鸡吧！”这情分算是到家了。不过这差事到了妇人身上，便心如刀绞，走到院里，对着那群朝夕相处的宝贝儿，她该犯难了：挑哪只呢？
鸡在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珍贵和显赫性，在一些特殊年代的故事里亦反映得淋漓尽致：比如《林海雪原》“百鸡宴”一戏，匪徒们对鸡的狼吞虎咽俨然其人生最高享乐，对鸡的垂涎三尺和大撕大嚼，成了对坏人最传神的描绘。比如《红嫂》中的鸡汤，也被视为了百姓牺牲精神的象征，作了“军民鱼水情”的最佳道具。《铁道游击队》中不也有以香喷喷的烧鸡诱日本兵，趁其埋头享受的当儿、抡起大刀片的场面吗？鸡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见一斑。再比如“鬼子进村”，无不鸡飞狗跳、哭声狼藉，刺刀抓人与抓鸡同时进行，人之命运便也和鸡差不多了。
作家尤凤伟有过一篇讽刺小说《幸存者》，讲的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中鸡的遭遇。小说以幽默悲凉的语调，叙述了一位老汉和一只叫“拾米”的大公鸡——与村干部作命运抗争的故事：
该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上头一下来干部，村长就向村民借鸡，挨门逐户，谁也甭想逃脱。村委会对全村50户人家的“鸡户口”了如指掌，鸡们也似乎通人性，一听见村干部的脚板声就心惊肉跳、四下逃窜。“山里的鸡吃虫子，肉香，再用炭火细炖，极有味儿。来客都想吃。有的县、乡干部常常就为吃这一口才来这里视察工作。当然村干部自己馋了，借个来炖炖也稀松平常。”
这回该轮到“拾米”了。可主人古老汉很犟，死活不应。在他眼里，“拾米”不仅是只鸡，还是个听话懂事、忠实可人的伴儿，像自家孩子。“拾米就是只不挨刀的鸡，我就是要叫它活，活到它自己老死……我就是要给它送终。”在黑脸村长“中国人说话算数”的威吓下，古老汉犯愁：万一哪天自己先走了，“拾米”咋办？于是他琢磨，当务之急是帮“拾米”提高逃生本领，他开始训练这只和主人一样老的鸡，他要让它重振雄风，重新飞翔，让它在猪圈、房顶、树杈和院墙间游走自如，让那帮混蛋望“拾米”兴叹。
“拾米”的危险一天天延续，老汉的身子骨越来越差。终于有天，他拖着病体去了亲戚家，演了一出现代版的“赵氏托孤”——“给我也中，只是太老了，炖时费火。”“不许炖。”
“不炖作啥？”“养着。”
“养到啥时？”
“到它死。”……“你应了，我死了房归你。”
不久，老汉撒手西去。“拾米”成了孤儿。但它活着，有尊严有意义地活着。它将顽强活下去，带着主人为自己辛苦拼来的“生存权”。不能自杀，更不能被杀。
这是个不轻松的故事。它发生在当代，发生在“山高高不过天，人能能不过官”的乡土中国。我知道它的真实性，人的命运有时和鸡差不多。但我更看重古老汉的那句话：“活着吧拾米，好好活着吧……”我向这位鸡的监护人致敬，他是伟大的。这不仅是为鸡争生存权，更是在替人争尊严和自由。孤苦伶仃、卑微无辜的“拾米”，其实就是主人的影子，是他落在人间的魂。
活着，好好活着。人和鸡都不易。
1999年
（四十）邻居
客居小城已近10年，最重大的活动就是像鼹鼠一样搬家，每搬一次，邻居便换一拨：炸油条卖凉粉的，贩蔬菜蹬三轮的，开洗头房美发屋的……他们中大多数我已模糊，有一人除外，一个离婚男人和他的儿子，姓张。
张蹲过两年班房，原先在巷口做修车补胎生意，兼配钥匙，一天上午，有人找他开锁，说钥匙忘家了，经不住死磨硬泡，跟着去了……下午警车便呜呜来了，开锁那家失窃了几千元存折，房主却另有其人，正赶上“严打”，张便进去了。祸不单行，刑满前，老婆把孩子扔下，跟一个浙江裁缝跑了。从此，张发誓再也不碰老本行，当起了三轮车夫。
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碰上了一桩倒霉事：某晚出门买烟，钥匙忘在了屋里，又和房东联系不上。去派出所申请开锁，警察正打瞌睡，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证件在屋里呢，只要进了屋，身份证租房合同全给您，警察摆摆手，这样违反规定，碰上贼谁负责？末了说单位介绍信也行，我一听急了，深更半夜哪里开信去？没辙，蔫蔫往回走，有人提醒，怎么不请你邻居帮忙，他可是这方面好手。我不知底细，去敲张的门，他一听脸黑了，死活不肯，最后说，你要不嫌弃，就在俺屋里呆一宿吧。那晚，坐在张的炕头，边喝酒边听他叹气……后来听说，张出狱后，“110”的人曾找他，想聘他为开锁员，替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解燃眉之急，每次付5元劳务费，他哼一声，扭头就走。
那是一栋50年代的筒子楼，不像现在对门双户的单元住宅，而是一长溜走廊通着，一排多户。我住顶层的尽头，隔壁即张家，有了那次留宿，彼此便少了生分。他称呼我从不带姓，只叫“老师”。张喜欢吆嗓子，尤其卡拉OK，他有一架旧放像机，晚饭一过，就吆喝儿子往走廊搬家伙。时间一长，我听出来了，他会唱的就那么几首：《十五的月亮》《嫂子》《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张唱歌不赖，嗓门、音色都够份，能连吼几小时而不气衰，至深夜，“妹妹”“嫂子”的吼声还惊天动地……开始我不怎么烦，甚至心里暗夸，但时间一长受不了，那天，张唱兴头上突然打住，门被敲开，他脸红着问：老师您吵不吵？我说哪能哪能呢。之后，我一有空便出去当面听他唱，看书时便偷偷将门窗关严，耳朵塞棉球。秘密很快被识穿，他一见我门窗紧闭，便自动歇业，抱着设备回屋去。通常，现场观众只有两人，我和他5岁的儿子。日子长了，大概他也觉得该换换曲目了，便添了些港台新歌，偶尔，他会捧一个本子来找我，指着上面的字问咋念，他居然只上过两年小学，真不明白他平时怎么看那些繁体字幕……奇怪的是，这个报纸都拿不上手的人，对那些词儿却有一种天然悟性，极少唱错。
有一晚，坐廊口纳凉，张突然抛出个令我大吃一惊的问题：“老师，不怕您笑话，有个事儿我寻思不透，打小就寻思不透，可心里憋得慌，生怕孩子啥时候问我咋办……我也不怕丢人了，您说，那天上的星星月亮，咋都挂着，不掉下来呢？”他吞吞吐吐，脸涨得通红。我愣住，半天才回过味。
若非亲眼看到、亲耳闻见，谁会想一个壮汉竟被这么个幼儿问题折磨着呢？我敬畏地看着天，熟悉的天，看着让一个父亲惶惑多年的神秘景观……我眼里，那些星辰突然变得巨大而深刻起来，璀璨无比。
于是我开始慢慢讲，似乎讲了“地球引力”“上下方位”等话题。他一边听，一边咬着牙点头。我对自己的解释并不满意，觉得自己的“答”有点配不上这位父亲的“问”。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为人师的难度、尴尬和力不从心。
那天夜里，失眠中想起一件事，一件和童年求知有关的事。
小时候，我是个爱观天的孩子，尤其夏夜，在萤火烁烁的草地旁，看星星看月亮。有一回，我问身边一位醉醺醺的大人，为什么月亮有时圆、有时缺。
大人打着酒嗝，很热情，拿树枝在地上画起来：月亮本是圆的，“缺”是因为人的视线刚好被地球挡住了……他还举了太阳的例子：你看你看，早上太阳升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一半？因为另一半给地平线遮住了啊！
这例子一下子征服了我，我毫不怀疑眼前的道理，并作为一个“科学”牢记于心，竟一直记到了初二。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月亮“缺”的时候并非在地平线上啊？怎么能用“挡住”来解释呢？
我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父母，父母吓了一跳：他真这样对你说的？显然，他们不相信聪明儿子竟被一个浅显道理蒙了这么多年，更不理解一个受过教育的大人会对儿童说出那样的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