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十月,我入武昌陆军学校充当教员。武汉一带的人民,因曾受北兵骚扰,甚至见着北方人,全有愤恨之意。湖北驻防的旗人,因平日仗势欺人之故,武昌起义时,不但将旗人杀尽诛绝,且连累一些不是旗人的北方人。那不怪武昌人无礼残酷,是因为少数的北兵与少数的旗人,种下了恶因,使无辜的北方人也受了连累。
当一个要人,修坟地,建宗祠,不是光宗耀祖。做一个好人,不给乃祖乃宗招骂增羞,才是真正的耀祖光宗。
为好人,只要一个良心。做恶人,须费千条妙计。
青年人,多为将来的事作梦。老年人,多为已过的事后悔。中年人,不但为将来的事作梦,又为已过的事后悔。人之一生,也不过是作梦与后悔而已。若能将眼前的事尽力而为,就可以不为将来作梦,也可以避免为已过的后悔。
合理和恒久的生活目标是志向。非理与变动的生活目标是妄想。也可以说,志向是定见。妄想是作梦。
志向是专一的。妄想是复杂的。伟大的人,一生只能有一个志向,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平凡的人,一生存无数的妄想,所以必多失败少成功。
志向如正路,只要一心一意地走去,虽途径长远,终必能达到目的。妄想如歧途,纵然东奔西驰而求,虽途径短近,终必不能有所成就。我半生所以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就是因为错将妄想,当了志向。
我曾求朋友将“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写为对联,悬在我的寝室。有同学老友见了说:“这对联仿佛挽联,你何必悬挂。”我说:“我生与家庭无益,与社会无补,与国无功,与世无利。活着与死了,毫无分别。你说是挽联,实在合情合理。我寿终之日,你若能将这八个字作挽联,才真是我的知己。假若你用‘典型犹在’,哲人其萎’或‘老成凋谢’等等的词句送帐子,那才是骂我呢。”
为人与立国相同。为人只靠自己要强,不存损人利己的念头。纵然发不了大财,做不了大官,然而也受不了大穷,招不了大祸。立国只靠整理内政,不做侵略的行为。纵不能扩张领土,威镇环球,然而也不致大遭惨败,民乱国亡。
为人若到无人敢惹的程度,就是到了寿终的日子。立国若到无国敢惹的范围,就是到了灭亡的时候,人为日本人高兴,我替日本人担忧,势不可作尽,篷不可扯满。招白种人之嫉,事小,伤同种人的心,事大。
贪人不能长富。贪国不能长强。人因贪而败。国以贪而亡。
狮虎天性凶暴,残生害命。然而种类,不能发达。牛羊天性温良,屡受摧残。但是子孙,日加繁殖。可见“强者荣华,弱者消灭”之说是不合自然现象的话。
自然之理,是抑强扶弱,奖善惩恶。人若背逆自然之理,自逞聪明,自显强横,就是对自然革命。迟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我所说的自然淘汰,就是循环果报。
自然之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是戒满忌盈的。高大的山与深长的河,尚且日渐缩小。人的寿命,既不如山河,就当不求有余,力避盈满。
“强存弱亡”一句话,是扰乱世界的根源,是已过的。世界第一大战的成因,是未来的世界第二大战的种籽。
人类的不平等,是自然而然养成的,不是忽然改变的。正如高山因积土粒,深海因汇水点而成的。人既不能平山填海。也必不能使社会各阶级化为一律。更不能用一种学说,于一时之间,除净阶级的存在。
古圣前贤用“愚公移山”持久耐烦,和平稳妥的办法,劝化世人的恶行。劝了几千年,尚未能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边际。今人竟想施用揠苗助长急迫躁猛,相仇互斗的手段,强使人类的阶级,于少时之间,化为相等,岂不是徒劳的妄想。
人力纵能移山填海,也不过只能移只能填一小部分。归终还是要望山流汗,望洋兴叹,空耗气力达不到目的。那么,利用“阶级斗争,混合贫富”,才能发生效力,也不过是“一部分”的,也不过是“一时”的。
我为己奋斗二十余年,到现在没有半间的房产,并无一百元的存积。我岂不愿向富者斗争,平均产业,平均劳逸。怎奈人事是复杂的。或贫或富或劳或逸,各有原因。决非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一律的。要知学说终是学说,它的势力决打不倒事实。
人类有富贵贫贱的阶级,我以为正是鼓励人自强上进的梯子。你若羡慕人的富贵,你就勉力向上攀登。若只坐在梯子底下怨天尤人,梦想有人把你抱上去,那是徒劳妄想。你纵然将梯子打倒了,仍必有人将它扶起来,再往上爬。
世事就仿佛一个梯子。人生就如同爬梯子。在这梯子前后左右,你争我挤各不相容。若得到梯子的正面,就费力小而成功易。若得着反面或侧面,就费力大而成功难。你若爬不上去,只可怨你的心志不坚,脚根不稳,不能怪人推你挤你。
劳资之间,并没有什么分界。工人若勤恳耐劳,积有盈余,也可以变成资本家。资本家若奢侈不节,怠惰放肆,也能降为工人。今日被人雇用,明日就能雇用人。我见这种的实例很多了,所以劳、资不过是个有时间性的名词。
人人骂资本家。人人骂官僚。但是,谁不愿为资本家,谁不愿为官僚。我只望惯骂资本家,惯骂官僚的人,一旦走了运,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若能为工人想,变成官僚的日子,若能为百姓想,就不致于再招人的骂了。
劳资虽有贫富劳逸之分,实在是互做一件事。劳方出力,资方费心。劳心者获利多,劳力者获利少。无工人无资本家。无资本家,工人无工作。双方应互相谅解,和衷共济。和则两利,仇则两伤。万不可苦待工人。万不可轻于罢工。
我是由学校出身的。我深知学生头儿管学生,甚于校长教员。我入社会二十余年的经验,更使我知道,工头管工人,甚于资本家。妇女管妇女,甚于坏男子。二房东对房客,甚于大房东。我也当过二房东,我对于催索租金,比大房东还不客气。可见“奴使奴,使死奴”与英文中说“弱者之间的专制,过于强者”两句话是至理名言。
朱熹说:“肯为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现在各国所以不安,中国所以不安,就是坏于不肯为别人想的人太多。
国际之间,甲国若肯为乙国想,就不能侵略乙国的领土。一家之内,父子夫妇兄弟叔侄姐妹姑嫂,若肯互相为别人(对方)想,就不能起家庭革命。社会之中,富贵贫贱老少尊卑,若肯为别人想,就不能有阶级斗争。
肯为别人想,就是《孟子》上所说的“不忍之心”。不肯为别人想,就是《诗经》上说的“忍心”。不忍之心是慈祥的。忍心是狠戾的。不忍之心就是仁。忍心就是不仁。仁就是善,不仁就是恶。
英文所说的Considerationfor Others就是“肯为别人想”。所说的Conmiserating Mind就是“不忍之心”。可见洋圣洋贤,也是与中国的古圣先贤,同想到一条路上去。这种思想,若能普及人群,世上就是天堂,用不着拜神求佛,祷告天主,歌颂耶稣。自己的心,就是上天堂之路,就是入地狱之门,何必向外面去寻。
天堂与地狱两个名词,本是人造的,假定的名词。可是人也能将世界造成实在的天堂地狱。自古以来,一些君子,就是造天堂的。一些小人,就是造地狱的。自我民国成立,人民日处于刀山剑树碓捣磨研之间,就是因为造地狱的人太多。
良心就是上帝。背逆良心,就是得罪上帝。
俗语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心所以不惊,是因为有“良心”从中作主。
据我多年的观察,无论如何贫穷卑贱的人,全有发达的希望。惟独好占便宜的人,永远不能有发达的可能。因为好占便宜的人,是生就一身穷骨头。他无论算计得如何精巧,到底还是外面拾进来一升,家中反失了八斗。
精于算计别人,必疏于为自己计算。人所最容易受欺骗的时候,就是正在他用心欺骗人的日子。
小学教科书的良否,关系人一生的成败。在小学若打不好根基,入了中学大学,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人材,是知己知彼的。若不先将真正知己的知识,灌入脑中,决不能追求真正知彼的学问。我国许多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之后,竟不能使中国得着他们的利益,就是因他们多能知彼,不能知己,对外国的事明白,对本国的事模糊。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仍不改国民性,仍是日本人。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多失了国民性,多变成外国人。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多服务社会。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多钻入官场。看一看现在我国的文职大员小员,有几个不是挂着英美大学博士硕士的头衔。
我的学生某甲,为将来没有出路大着其急。我对他说:你将眼前的功课,预备好了,将来自有出路。若只在吃喝玩乐上注意,仅在衣饰上讲求,将来不但没有出路,简直只有死路。
当初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可以造出一个秀才。现今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不足给儿子做一身洋服。当初造出一个秀才,至不济还可以慢慢地收回三亩田。现今造出一位学匪,多是把产业也光了,把儿子也毁了。
天下惟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
中国的百姓,并不求参预政治,并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心满意足,歌功颂德。
各国军队,屯驻防区要塞,对百姓无所需求,且竭尽保护之责。开拔调防之日,百姓也无若何感谢的表示。因为卫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百姓既为国尽了纳税的义务,当然应享保护的权利。
我国的驻军,只要不加搔扰,百姓就认为是恩出格外,受宠若惊。除了制造万民伞万民旗之外,还要登报颂扬德政。这种老实可怜的实例,全球几十余国中,除中国外再也寻不出来。
在中国当老百姓,最好是不住在“用兵所必争”之地。仅以近三百年以来,仅以我滦县而言,连遭吴三桂,李自成,清兵,军阀,外寇,匪军的蹂躏,屡屡不得安生。但是滦县的百姓,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仍不愿逃出龙潭虎穴之地别寻乐土。我若有养身之道,仍要转回故乡。可见居住险要之地的人民,并非不怕遭劫,只是故土难离。
有人说:“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我国的政客军阀,只能在‘中华舞台’上演唱《双天师》。他们互相排挤,彼此攻击。究竟谁是真,谁是假的,我们小百姓,实在无法区别。”我说:“真天师能降妖捉怪,假天师也能唤雨呼风,他们哪能比得上。他们不过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纵然证出谁是真武大郎,谁是真潘金莲,又有什么价值。”
我极愿做官。朋友问我愿意做官的理由。我说:“在中国千行百业之中,惟做官最容易。并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书记,传达。武的,我不敢做连长,排长。至于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马上任。因为官愈大,愈用不着学问。”
在满清将亡的时候,有不会写“军”字的陆军部尚书。在袁政府的时代,有认不清自己大名的督军。假若他们是书记或秘书,不但掌不了大权,发不了大财,简直保不着饭碗。
各行之中,据我看惟有唱戏与教书最难。因为挑眼的观众最多,决不是可以模糊对付的。唱戏的,若是大草包还可以下降而跑龙套,充扫边。教书的,若是半瓶醋,在学校内决无滥竽充数之余地。我所以竭力要跳出教育圈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里,不易谋生。
近一二年来,连连发现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远逃国外,或匿避租界。当局若果肯拿办他们,他们怎能安然出国,焉得稳居租界。纵然他们托庇于洋人宇下,既不是政治犯,又为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赶紧将他们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愤怨,也可以使外国人少说闲话。因亲属关系,容留一二奸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为全国设想,为自己的声名打算,则万不可稍存姑息。
刘邦所以受人民的欢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悦服,是因他能先诛贪官。
苛税不除,民生无望。贪吏不诛,国命不保。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字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
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教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烟。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同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惟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了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然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却除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太平天国的名将陈玉成,守安庆时,对部下临阵退缩的将官,不分亲疏,一律用点天灯之法处治。东王杨秀清,对部下败将,全处以凌迟之刑。他们那等行为,固然是惨无人道。但是太平天国,所以能支持十六年的原因,未尝不是对大员能行法的效力。以后太平天国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姑息顾忌,不敢严惩大员,只能对小民身上用法了。
我国的扰乱,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操持大权的人,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讲情面而不忍处治。二是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所顾忌而不敢处治。其实若能光明正大认真办理,虽亲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将他们的罪状宣布全国,虽大员亦必无法反抗。
若想中国不亡,须振起监察院的胆量,施行“闻风即奏”的办法,由该院直接派人暗中澈察。不必另派大员使大员们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减少公费,也可免得大员们,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严办犯法的人,才能保护守法的人。宽纵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理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