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如用药，用药是为去病，不是为添病。维新是为图强，不是为求亡。药，虽然对症，也必须随着人的年龄体质区域，谨慎加减。新，纵然相宜，也当按着国的程度资格环境，详细斟酌。该加的，不可减。应减的，不可加。该缓的不可急，应急的不当缓。藏红花虽是妇科常用之药，然而对八十岁的老太婆，则极不妥当。腽肭脐虽是健肾壮阳之品，可是对二十岁的小伙子，更不可妄用。以我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若仍竭力吸收奢侈的洋化，就好比强使老太婆日服八钱藏红花。以我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论，倘再尽量提倡新奇的思想，就如同劝诱小伙子日服十具腽肭脐。
一个女子，愈追求男化，愈失去女子的天然美。一个邦国，愈追求洋化，愈失去邦国的独立性。阴，不阳化，才能与阳对立。华，不洋化，才能与洋并存。自保特异之点，与人对峙，是争存的条件。自弃特异之点，与人化合，是求亡的途径。
猫不求化于狸，狗不求化于狼。所以世上猫不断种，狗不绝根。狸虽凶狠，不能阻碍猫的蕃衍。狼虽贪暴，不能减少狗的孳生。因猫不与狸同化，而替猫悲伤，是不明弱存强亡的定理。因狗不能与狼同化，而为狗忧惧，是不明优败劣胜的准则。
唯强者，才受“自然的淘汰”。唯弱者，才能保“永久的延续”。唯耳食之徒，才肯深信一时的现象。唯浅见之辈，才敢轻忽万古的定理。
我中国，若想以夏变夷未免是骄气太深，若想用夷变夏实在是骨头太软。人的天性，不能不好新奇。在这海禁大开，交通便达的今日，虽远隔重洋，如同近在咫尺。若对于新奇，一毫不加沾染，未免是强人所难。不过，我以为若些微洋化尚可，若全盘洋化则万万不可。个人些微洋化，只是他个人的自由，外人无法阻拦。少数的人，若欲对祖国实行全盘洋化，则关涉民族的存亡，凡是国民，即当群起而攻。
英国阿灵顿Arlington说：“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之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之精神。”可见，我国求强之道，不必在我国的文化上寻瑕疵，而应在人心上找毛病。正如子孙若不知要强，而偏指摘祖宗的缺点，实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况且，只要是一个稍有思想的外国人，还不敢轻蔑我国的文化，我中国人，又何必自轻自贱，自认是没有文化的国家。
自从民国八年，我国的新人物中，出了一班自骂祖先的人。他们因为要竖起西洋文化的旗帜，造成新势力，以便包办中国的一切，于是乎狠命地对中国固有一切，加以猛烈的攻击，甚至胆敢污骂中国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祖先既未入过外国籍，并且纵然入过外国籍，而骨血还是中国的骨血。他们污蔑中国人，请问他们那文明的遗体是由何处而来。譬如，一个人自骂他的父亲作贼，他的母亲为娼，试问与他自己有什么光彩？这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声价，反要增添自己的羞辱。
骂一个国或一个宗教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原不是大罪。若骂一国或骂一宗教，就是罪不容诛。因为这是污辱那全国的人民，污辱了那全教的信徒。一国的文化是一国国魂之所寄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若骂一国的文化，简直就是骂及全体全国的国民。只因我国衰弱，外国人虽对我国国民，加以种种的欺凌，可是直到今日，还不敢对我的文化胡批乱评。我中国人，只要有廉耻有血性，对于污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必须以热血与他拼一个死活。假若我中国人中，再有自骂中国文化的人，我中国人，更当认他是外人之后，将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罗素PerandRussell说：“中国人，一伟大国民也，不能久受外人之压制。彼不欲采吾人之恶，以增进其兵力。但欲采吾人之善，以增进其智慧。予意世界国民，惟中国人能真信智慧较真实尤可贵。而西洋人，凡以中国人为野蛮。”罗素是英国人，他既是全球知名的人物，当然不是故意邀买中国人的好感。他若不是对中国有深切的研究，也不能发出这样确实的评论。外国人，只要对中国留心，还能看出中国特有的美点。假若中国人对本国古圣先贤的遗书稍加研究，我想他决不忍讥评中国人的文化。
前年，我听一个朋友对我国人说：“我恨耻为中国人。”那外国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耻为中国人，中国无论多么不好，你既是中国人，就不能耻为中国人。正如英国人不耻为英国人，美国人不耻为美国人。”我以为他这话是对的。只要我中国人不以当中国人为羞耻，我想我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古谚说：“狐向穴嗥，不详。”狐之大穴，如同人之有国。穴是狐的藏身之处，国是人的寄命之所。狐无穴，不能避危险。人无国，不能竞生存。狐若非疯狂，决不肯轻视自己的巢穴。人若不癫痫，决不忍污蔑自己的祖国。
古诗上说：“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胡地在北，由北方来的马，遇到刮风时候，还要触动故土之思，而发悲恸。越国在南，由南方来的鸟，建筑窝巢，还要寻找向南的树枝，而示依恋。禽兽尚且如此，人若一味地羡慕外洋，而任意地轻视祖国，他的思想，岂不是在禽兽之下！
威伯思德DanialWebster说：“我既生为美国人，我生，要为一美国人；我死，要为一美国人。”我中国人，若能将他这话，改为“我既生为中国人，我生，要为一中国人；我死，要为一中国人”。那么，活着就对得起全国的同胞，对得起所吃的粮米，对得起已死的祖先，对得起将来的子孙。假若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之中，有四分之一，有这种决心，纵然我全国地图的四分之三变了颜色，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孟子所说的立国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的立国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权”，全是东西相同、中外无异的名言。主权与政事，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全是一样。不过，我以为人民，尤其是不改国民性的人民，最为重要，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土不过如同一家的产业，事或主权，不过如同一家对内的规则与对外的方法，人民不过如同一家的子孙。只要立志坚强，不背祖训，纵然产业被人侵占了去，终有物归原主的时候。并且好的子孙，还能在外添置产业。否则纵有极大的产业，也是保守不住。
一国的文化，是一国立国的精神。它的重要性，较比国土还重要到千百万倍。我以为传扬本国的文化之功，大于开疆拓土。毁弃本国文化之罪，尤甚于割地称臣。
我中国，向来被人称为文弱的国。我常想这个原因，只是因为我国素以“自守”为主，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我国对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张骞之辈，并不怎样的恭维。这就是我国人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凭证。纵然因此得到文弱之名，我以为，我国正可以“文弱”二字自夸。因为这种何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的思想，正是人种真正文明进化的表示。
据新圣人某甲说：“中国素以‘儒’道立国。儒是‘懦弱无能，苟且图存’的意思。我中国所以危弱，只是受了懦道的毒……据我所知，儒’字的意义，决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卑鄙。仅以《韩诗外传》对儒字的解释，儒就是“不易之术”。所谓不易之术者，即是可行于古，可行于今，千古不变的准则。以儒道而言，当然以孔孟为代表。但是孔孟二人，决不是任人欺凌而自甘忍受的人。他们对于强者，未当有一点屈服的表示。
世上的人，不能全善，也不能全恶。世上的国不能全强，也不能全弱。既有善恶强弱的不同，恶必欺善，强必凌弱。就以思想单纯禽兽虫鱼而言，还有这种的现象。人类的欲望复杂，这类恶行，当然格外的繁多。不过，我以为，人类既然比禽兽虫鱼，多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天良，就当对得起万物之灵这个名称，竭力地不使禽兽虫鱼间的现象，表演于人类的世界。在几万年前“原人”的时代，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原与禽兽相差不多。人类彼此残杀，互相狠斗，还有可说。在这二十世纪的今日，若仍不能改变几万年前的老套，还配谈什么文明与进化。
现今所谓“文明进化”者，据我观察，不过是杀人的利器日多，祸人的方法日毒，骇人的主义日巧，诱人的学说日精，人类的恐惧日加，人类的寿命日短，人类的烦恼日增，人类的凶狠日甚。照这样“文明”下去，必致将人类变为“紊”乱无序，“冥”顽不灵。照这样“进化”下去，必致将人类“尽化”为禽兽。
真正益人之道，并不十分神秘。真正有用之学，并不异常新奇。真正养人之食，并不特别香甜。
去伪存诚，实事求是，是修己、治人的八字箴言。
现今，使我国不能富强的病根，只是虚伪二字。由在上的起，若将这个病根去不净，无论讲什么高明的主义，论什么惊人的科学，也是只能趋于乱亡。
“生吞活咽”的新文化，是削足适履的文化，是舍己从人的文化，是用夷变夏的文化，是反客为主的文化。总而言之，是奴性的文化。
中国古圣前贤的书，是主张克己。克己是难事，所以不受人的欢迎。外洋新兴的学说，是提倡责人。责人是易事，所以容易受人的接纳。
“环境”只能影响匹夫小人，不能更变英雄豪杰。有志之士，要使环境适应自己，不可使自己适应环境。
现今流行的书报，多是教争，教乱，教残，教忍。这全是亡身，败家，祸国，乱天下的先锋。
青年人喜欢听什么，就讨着他们的心意发言。这种杀人的不见血的罪行，非有铁石心肠的人决不忍为。看见别人的孩子，想一想自己的儿女，也当知所警惕。
光绪二十六年以前，老学究的教育，是给本国皇帝造顺民。民国八年以后，新圣人的教育，是替外国学者造奴隶。
有人对我说：现今的人，知识开得太早了。六七岁的孩子，几乎比当初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明白。你以为是好是坏？我说：这是不祥之兆。人的知识，如同草木的籽粒果实，成熟须有一定的期限。熟得太早，决不是好的现象。繁荣得太快，凋谢得必速。
现今，说话作文若用上君、后等字，人必说是顽固腐化，受了封建的遗毒。但是，若提到电影皇帝、剧界大王、影后舞后、女王，人反以为是时髦摩登，合乎现代潮流。这是什么原因，真令我莫名其妙。
人生最苦是有书无暇读，有钱不会用，有子不敢教。
愈是人浮于事的时候，愈闲不住真有本领的人材。愈是货压街头的日子，愈剩不下品质精良的货物。
果有真才，不愁没有识主。果有好货，不愁没有销路。旧学虽不时兴，旧学真有根底的，各处还是抢着任用，古玩虽不摩登，古玩真有特色的，各处还是抢着收存。人谋位置，货求买主，其实，位置何尝不寻找人材，买主何尝不寻找货物。
北平的医生，据说有三千余名。可是其中有几个医生，终日车马临门，应接不暇，对求诊的人，推也推不出去。有二千多医生，终日门可罗雀，独坐无聊，对有病的人，请也请不进来。可见，愈是那一行的人多，真有高超本领的人，愈能大走旺运。
平凡的人，只为人多事少发愁。有志之士，独为才能不足焦虑。
庸医不多，不能显名医，凡材不多，不能显奇材。
我常对学生们说：“怨天尤人，是无志。责骂环境，是无耻。自从新圣人们提倡‘责人’的学说以来，误尽我国无数大有后望的青年，使他们只知高谈‘这个不良，那个恶劣’而忘了在自己的‘正心修身’上注意。”
我看见一位青年所作的文，只要其中有“在这残酷无情的世界里”、“在这组织不健全的现实社会中”等等恨天怨地的话，我就可预断他将来必是个决无成就的废材。这种的人，可给军阀去卖力，给银行家、大财主去当子孙，坐享幸福。因为真有志气的人，只知刻苦自励，努力自修，决无闲暇在“社会”或“环境”上找毛病，费心思。
我常细想新圣人们，所以提倡“责人”的邪说，正是因为他们看出人类，尤其是青年人的弱点。他们为迎合人心起见，所以故意将种种罪过，向环境或社会上推卸。这种“将自己认作无过”的邪说，入于人心之后，人就认他们为知己，拥他们为圣人，并且承认他为改良环境、改造社会的领袖。于是乎，他们名也成了，利也有了。其实，他们并非真有救世爱人之心，不过是利用傻小子们，做他们那“登墙、爬房”的梯子。
不必骂环境不良，先要问你自己良不良。不必骂人不肯用，先要问你自己是否真有被人聘用的本领。不必骂“社会组织不良”，先要问你自己是不是社会中的一个良好分子。
《果斋日记》上说：“子弟无专长，便是家之累。亦是国之累。”我常对学生说：先不必高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先要将自己养成一个真有实在本领的好儿子好国民。
青年人好奇，是因为阅历少。老年人不好奇，是因为经验多。
四十岁，是“开倒车”的时期。你若不信，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你的思想是要“向后转”。
为恶如同欠款。你借钱之后纵然能忘了，可是借给你钱的人总能记得住。你为恶之后纵然能放在脑后，然而受你害的人必能存在心里。
抓住了时代，不如保住天良。若失去了天良，纵然抓住了时代，也是时代中的败类。
无知之辈，信假不信真，信虚不信实。信一时的浮说，不信永久的定理。
人，立身不可有色彩，求学不可有臭味。人派人系，左倾右倾，是失了自立性。大丈夫当超然自处，中立不倚。大丈夫要做松柏，不做藤萝。人是能直立的动物，禽兽虫鱼决无这种天赋的特能。猿虽然像人，但是立起来也不能直，纵然能直一时，也决不能支持许久，所以猿猴终不能脱出兽的范围。人若将自己当人看，就当挺然直立，决不可左倾右倾。
德国俗谚：“捕野兔，用猎犬。捕愚人，用谀言，捕妇女，用金钱。”据我所知，猎犬未必准能捕住狡兔，金钱决不能引动贞妇，惟独谀言，不但能迷惑愚人，甚至极聪明的人，一听人奉承一两句，也必骨软筋麻，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入了人的圈套。
走运时，不可趾高气扬，以免惹人怨恨，穷困时，不必愁眉苦脸，以免招人嫌恶。
现今多数的青年，对于自由平等，愿按新式的，对于依赖父兄，愿守旧式的。
在无论施行什么政体的国里，全是官吏少，人民多。以少数的官吏要欺骗多数的人民，岂不是自找败露。败露之后，若还继续行骗，岂不是恬不知耻。俗语说是“好贼不偷二回”。官吏骗术，既经人民发觉之后，官吏若不痛自改革，他们的知识，岂不是在盗贼之下。
治病须临时处方，不可预先拟下若干方案。治国也是如此，不必预先定下几年的计划。与其以后乱加改动，使人民增加许多的纷扰，遭受许多的损失，不如到一个时候，办一个时候的当务之急。
离开应走的正道，当然入了不当入的歧途。现今，听许多青年所说的话，看他们所作的文，全有“徬徨十字街头”的言词，足见他们是迷失方向。他们所以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地步，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过错的责任十分之九，是在一些野心的“作家”。你只要查一查现今许多青年所爱看的书报杂志，就可以查出使他们真诚入了歧路的罪魁祸首是谁。
包办民意最易，附和民意最难。因为，前者是为利己，后者是为利民。利己的事，虽禽兽也能办得到。利民的事，非圣贤不能做得成。
一种政治若失了人民的信仰，就如同行尸走肉，只能令人躲避，不能令人亲近。
有好民，无好官，有好兵，无好将，如同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脸面，也能使全身体受了挂累。
真有学问的留学生，言行动作必像中国人。毫无知识的留学生，言行动作必像外国人。愈是洋气十足的留学生，愈是金漆的马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