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足国之道，在务本而节用。”又说：“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有用度有阙，横赋暴敛，必有及于民者。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民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李邦献说：“用不节，财何以丰？民不苏，国何以安？”现今我国当前的急务，不是要聚合一些专家，研究如何增加国家的收入，而是在一些要人，用心计算，如何缩减国家的支出。假若不能在节字上考核，纵然将全球最新的经济学家，统统的请了来，也是不能救国救民。
张居正说：“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源，工作为大……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谓之奢。二者皆非也。”他这话，正是用与节的分别。我国现今的要人，若能知道如何是陋，如何是奢，何者当缓，何者当急，我国就能免去国困民穷的危险。譬如，国防的设备，堤岸的修整，沟渠的疏掘，工厂的建立，只要切合现今的实用，就是“不容已者”。若不肯用款，就归于陋。譬如修饰死人的坟墓，国葬所谓的伟人，建设华丽的衙署，筹设高谈学理的机关，增设摩登的娱乐场所，纵然合乎时代化，正是“可已而不已”。若不惜用款，就流于奢。
有人间我：“现今某省用三十万元培修黄帝陵。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中国人谁不是黄帝的子孙。黄帝既是中国人的共祖，为这大家的祖先修陵，凡是个中国人，当然表示同意。为一位“国父”的陵，还可用四百七十九万七千一百十六元五角（据民国二十二年，傅焕光所编《总理陵园小志》载入），若培修一位“国祖”的陵，仅用区区三十万元，实在为数不多。并且为一位革命伟人谭某之陵，还费了二十余万。为一位我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大伟人黄帝的陵，才多用十来万元，尤其是不觉其多。
又问：“黄帝死去已经四千多年，连骨头渣滓也没有了。给他培修坟陵，与国计民生有什么益处？”我说：我国的国土日缩，我国的国民日困，只是因我们这伙子遗孙，实在不知祖先争气，不能继武先人，并且也是因为大家将这位露脸的祖宗忘在脑后了。假若将他老人家的陵，培修起来，一些有钱到西北去逛的人，看见这座光荣的祖坟，因而发奋图强，不再自私自利，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大有后望焉。
当初，太甲不曾做王，伊尹就想了一个方法，在太甲他爸爸坟茔那里，建了一座宫殿，请太甲去住了三年。太甲天天见着先人的埋骨之所，因而想起先人创业的艰难，果然改过自新，成了商朝的好王。这次将黄帝陵重修起来，我中国的要人，每逢到西北去，看见黄帝的陵，若追念他老人家的文治武功，因而励精图治，清廉自矢，未尝不可变成好官。并且，我中国现在，名虽民治，其实还是官治。假若这班治国的人，于谒中山陵之后，再谒黄帝陵。谒黄帝陵之后，复谒中山陵。每谒一次，就追怀先人的功德，就反躬自思一次，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更“大有后望焉”。不过，我以为，假若修了等于不修，谒完如同不谒，未免是多此一举。因为，两个月前，据报载兰州通信，兰州城里就饿死一千多人。与其费三十万元培修死伟人的坟墓，实在不如用三十万元救济活小民的性命。
后人要强与不要强，发达与不发达，和先人并无关系，和先人的坟墓，更无关系。若因为先人有功有德，自己才肯要强，若因修饰了先人的坟墓，自己才肯学好，实在不是真有志之士。真正有志之士，决不管先人的个什么东西，决不管先入的坟墓修与不修，自己总要先努力争求上进，自己总要先在举动行为上耀祖光宗。
纵然有孔孟那样的先人，自己若只能误国殃民，不但不能给自己遮罪，反要给先人丢尽了脸皮。纵然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亚赛天宫，自己的先人假若鬼魂有知，也是要在里头气得乱蹦乱跳。
先人若果然有功有德，后人纵然不好，别人追德念功，还不致骂及他的先人，只有替他的先人悲叹。假若先人原来就无功无德，后人又是变本加厉，别人必然连活的带死的一齐骂。这样，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愈好，挨得骂愈多。费得钱愈多，将来的人，刨得越凶。我以为，后人若想不挨骂，若想使先人的尸骨得平安，只有自己在自己的品行上用功夫，不可专在先人的坟墓上费财力。
曹操与秦桧，毕竟还能自知其恶。他们的子孙，也真有先见之明。因为曹秦两人的坟墓，隐隐秘秘的直到今日，还未确实被人发见。假若在当时就辉煌美备，恐怕早就和魏忠贤的生祠，走了同样的命运。我以为，人生一世，只要光明正大，死了纵然箔卷席埋，躲在九泉之下，也是坦坦然然。假若一生只是祸国殃民，死了纵然金井玉葬，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心惊胆颤。
现今，在我国这危机四伏、民穷财尽的日子，用一个钱，当得一个钱的实用。不但对于修陵、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一些不急之务可以停止，至于重修杨贵妃墓与薛涛井一类的工作，更可以缓而又缓。固然有些工作之费，是出于要人的“捐廉”。然而有这笔款项，不如移作紧急国防或贫民教育的费用。修黄帝陵，还可以说是培植民族精神，修杨妃墓与薛涛井，不过只能供有钱的人去逛。杨薛两人，固然是最有名的美人，但是这种美人，只能祸国，只能迷人，有何功德值我们纪念？
推崇前贤，不在乎形式上的敬拜与物质上的表扬，只在精神上的追随，天良上的效法。他们在史书里已占了万古流芳的位置，用不着我们一时的锦上添花。死人果有真功在国，实德在民，自有千秋万世的人，替我们花钱修坟、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用不着我们现今费钱费力，我们何必急不能待？试问一些名贤名宦的纪念物，是当时修筑的么？
俗语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受穷。”歌德Goethe说：“生财之道，与其注意不利，不如注意小费。”一家用度费于柴米油盐者，并不甚多。只是不会打算，才能倾家败产。若以为任意支出一些小费，无关重要。其实，积少成多，足以家败人亡。家与国的情形相同。若以为这里用十万，那里费二十万是小事一段，不足计议。然而若用之不止，也足可使民乱国亡。只要稍读史书，就可以知道各朝乱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取之于民，一毫一厘不放松。用之于官，成千成万随手去。
吕坤说：“今之用人，每恨无去处，而不知其病根在来处。今之理财，每患无来处，而不知其病根在去处。”他这“来、去”二字，将明朝以及前朝后代，所以亡国的总原因，说了一个罄尽。
古语说“量入为出”，虽然是一句陈腐的话，但是足可行于万代而无弊。最新经济学纵然说了一个天花乱坠，著的书虽然数千方册，也出不了这四个字的范围。可惜，现今的人多是在外国的经济学上找方法，专靠一些经济学者寻门路。
韩非子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我读宋元明几朝将亡的时候的情形，再一反观我国的现状，我真怕亡国奴的衔名，不久要临到我国人的头上。时至今日，我国的要人，若不愿负亡国之责，我国的富人，若不愿尝乱亡之苦，最要紧的就是将有用之钱，用于有用之地。
国家的岁入，全是人民的脂膏，外债的低借，全是人民的担负，天下各国，无不如此。然而既取之于民，就当用之于民。譬如用之于国防的设备，用之于生产的建设，一则可以使人民得保障，一则可以使人民增利益，人民当然表示同情。假若取之于民，而用之于不急之务，用之于消耗之品，人民当然大生反应。有治国之责的人，对这种的支出，若不详加考虑，就是显然与民意为敌，不是要促短自己在政治上的寿命，也是要促成国家的灭亡。
横征暴敛是亡国的根源，滥用轻支是亡国的引线。既然横征暴敛，而又滥用轻支，就是到了国命的尽头。《穀梁传》上说：“财尽则怨，力尽则封。”人民一生怨怼之心，就必丧其乐生之念。人民若不以生为乐，国家决没有还可以存立的道理。
不只家败出不了一个奢字，国亡也出不了一个奢字。
家败，多因购买不急需的物品，多因讲求无益的应酬。国亡，多因滥施不急需的建设，多因耗于无谓虚文。
李绘先生说：“家贫而结豪贵，无钱而喜多事，速败之道也。”不独居家如此，是速败的原因，立国如此，更是速亡的定理。
贺琛说：“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在上者若能静不多事，人民就不致多增烦扰。在上者若朝改夕革，不但钱财多所损耗，而人民也不得安居宁处。要知，加损增税，人民还可忍疼贡献，惟独多烦多扰，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假若既向他们搜求，又催他们改良，他们实在支持不住。
李恭说：“俭之自下，则涓滴。俭之自上，则邱山。”假若在上者“成大篓的撒油而向车辙里捡芝麻”，财政永远是要入不敷出。
李邦献说：“上节下俭则用足。”我国自维新改良，习染洋化以来，上不知节以为倡率，下不知俭以顾身家。这种现象，已是不祥之兆。
官吏用自己的钱，如同抽筋剥皮。用国家的钱，等于扬沙洒土。一有这种现象，纵然没有敌国外患，也必民穷财尽，民乱国亡。
我问一位朋友说：“一家若已经到了无米为炊，典当度日的时候，有修饰坟墓的没有，有修建花园的没有？”他答道：“天下决没有这种不会打算的愚人。”我国现今，对于恭维死人的消耗和对于摩登建设的支出，是不是就等于这不会打算的愚人？
在我国现今这危急的日子，决无辨理“颂扬死人”的余力，若在这民不聊生的当儿，大耗财，表扬死人，非但不能振起民族的精神，反要惹动人民的怨愤。要知，人民的怨愤，较敌人的攻击更为可怕。并且，纵然将死伟人的铜像碑祠，立遍了全国，外人也不能因我的伟人众多，肃然起敬，而奉表称臣。纵然将死伟人的坟墓遗迹，全都修整一新，外人也不会因我的建筑辉煌，诚加保爱，而不忍摧毁。总之，国土若保持不住，连一切现代化的建设，也是徒为外人耗财费力。
国是全国人的国，如同家是全家人的家。家长以血统之尊严，还不能任意妄用家资。要人不过为一国的“公仆”，岂可滥支国币。前者，某大学校长本来穷得无米下锅，他领到薪水之后，竟敢买了一个紫檀的书桌，闹得全家向他起了冲突。不但他低头认罪，邻居也派了他一身不是。他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钱，还不能购买不急的东西，何况国家的钱财，全是出于人民的血汗。要人又岂可背逆国民的心理，而随便开销，去办一些不急需的事务？若说我是强奸民意，阻扰建设，我决不惜粉身碎骨。因为我决不忍亲眼看见我中国的灭亡。
钱，是国家平时的筋骨。钱，是国家战时的血脉。在平时滥用，决站立不住。处战时妄耗，是自求速亡。
我所最不明白的是，自民国以来的要人用钱，就一掷几万或几十万万而不知爱惜。既然是由平民出身，为什么不了解民间的疾苦？对区区几万元，固然以为渺乎其少，岂知这几万元之中，有若干是人民卖儿卖女的代价！
专制国所以不如民主国，是因为下情不能上，皇帝生长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浪费妄用，还有可说。民国要人，既然来自田间，为什么居然“好了疮，就忘了疼？”
英谚说：“用钱买你所不急需的物件，将来必要卖你所必需的东西。”我以为，国家若好办不急之物，不是奋勇图强，正是努力求亡。
钱，如同火炭，聚合起来，就能用以做饭烧茶，假若抛在各处，立时就必化为灰烬。以我国的岁入而论，并不为少。
所以屡觉不足，就是坏于随时随地胡乱抛掷。这些年来，只要有人能与要人接近，只要他能创出一种好听的名义，就能支领一笔款项。“研究学术”也罢，“整理文化”也罢，“复兴农村”也罢，经常费若干万元，至于成绩如何，只要你“朝中有人”，管保无人过问。反正是大家心照不宣，你不可揭穿我的黑幕，我也不必探查你的内容，所以只见领钱，不见出货。滥支妄费如此，国库焉得不空，民生怎能不困？
所谓一国的圣贤，一国的伟人，必须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而不是极少数的人所可以勉强捧起来的。极少数的人，在有势力的日子，固然可以硬将一个龟奴或一个婊子，捧得高与天齐，说他们如何有功于国，有德于民。但是在多数人的心里，还是要认定他们是龟奴是婊子，而决不肯认他们是圣贤是伟人。我以为，这种圣贤，这种伟人，只可称之为“蘑菇式”的圣贤，“蘑菇式”的伟人。因为他们是在昏黑的时候，突然钻出来的。只要阳光一射，立刻化为几滴臭水。本质既不实在，当然不能持久。
要人全是“圣贤豪杰”，小民全是粪土毫毛。要人因试验政策，弄死几百万民命，也是为人民谋幸福。小民为维持生命，偷窃半升粗粮，也是有害于人群。要人善于假借国字民字，享尽荣华，受尽富贵，死了也是“为国为民”而死。小民不敢利用国字民字，受尽痛苦，遭尽颠连，死了也是为私为己而亡。所以，要人死了全是“殉国”，小民死了全是“殉私”。前者，就应大耗国币，举行国葬，铸像修坟。后者，就当箔卷席埋，弃在郊野，喂狐喂狗。
报纸，固然可以称为民众的喉舌，固然可以称为代表民意的东西。但是任何报社也不能说，我这报是“民众喉舌”，我这报是“代表民意的东西”。因为民众这个名词，是指全国的人民而言，民意这个名词包含全国人民之意。苟有一毫偏私的念头，牵涉到私利、私图、私恩、私仇、私愤、私怨，就不可滥用民众或以民意做为题材。
一个报社的编辑，学识无论如何高超，观察无论如何通透，也不配说他的言论就是民意，他的批评就能代表民众。一个编辑，既不能以私意为民意，以自己为民众，那么，也不可以少数人之意为民意，也不可以少数的人为民众。所以一个编辑，每逢要写到“民众”或“民意”的当儿，必须详加考虑，自问天良。否则，就是包办民众，包办民意。
办报的人，若犯了包办民众或包办民意的罪恶，无论靠山如何高大，无论资本如何充足，也决不能支持长久。因为民众就是一个大公，民意就是一个天理，包办民众，就是违背大公，包办民意，即是拗逆天理。天理与大公，岂是可以任意假借的！若是可以随便假借，某某总统，何致贻议千载。某某军阀，何致身死名辱，以威风凛凛的总统，以杀气腾腾的军阀，还以包办民众，包办民意而遭失败，手无寸铁的办报的人，更不应擅违大公，妄逆天理。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人，若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必不可模模糊糊的与众人同好恶。报，若想做一个公平的报，必不可模模糊糊的与众报同好恶。要知，众人或众报所排斥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光明磊落，心口如一的大好人。众人或众报推崇的人，未必不是一个媚世谐俗，欺人惑众的大骗子。
有人说，这二十世纪是进化最速的时代。依我看这二十世纪，正是一个骗术最精的时代。以前的骗子，只能骗个人骗社会。现今的骗子，专能骗民族骗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