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就是居正的政治系统。”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王朝就像李密在《陈情表》中形容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来,虽然章惇①在宋哲宗的支持下,于绍圣年间恢复了青苗、免役、市易等部分新法,但由于在具体措施上对兼并势力过于妥协退让,收效甚微,几近“回光返照”。
再后来,蔡京集团在宋徽宗的支持下打着“遵用熙丰之典”的名号,对教育制度、货币制度和盐茶专卖制度等进行了改革。然而,由于他们的改革只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壮大自己的腰包,满足自己的私欲,故对于朝廷无异于雪上加霜。
北宋王朝,就在宋徽宗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的指挥下,步入了极度腐败、极度黑暗、极度荒诞的时期,陷入了“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的境地。最终,于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被金军轻易地灭了。
北宋亡后,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政权,成了“南渡之局”。这个政权尽管只是偏安一隅,但也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期间,虽有一两位图思进取的皇帝,如宋孝宗、宋理宗等,他们以恢复旧山河为目标,也实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形成了被史家称道的“淳熙小康”和“端平更化”局面。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改革无法彻底进行,也无法坚持到底。当然,一些痼疾无法根除,南宋王朝也无法真正地强大起来,只能一步一步挣扎着走向死亡。
从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海算起,至公元1368年元顺帝逃到应昌为止,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正好九十年。这九十年间,元朝统治者自始至终只是在“掠夺”思想的主导下,干了四件给自己“挖坑掘墓”的事:一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灭了金国灭宋朝,打了日本攻南洋,等等,在穷兵黩武中损耗了很多精力;二是“终朝只恨聚无多”,想方设法地盘剥老百姓,聚敛财富以满足皇室和特殊阶级的穷奢极欲,不断地激化民族矛盾;三是统治集团内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断上演宫廷斗争戏;四是把一国之民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②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愚蠢地给自己制造敌人。
有一本书叫《帝国如风》,写的就是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至于这股风究竟是什么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赞它是英雄的风、好汉的风;也有人称之为暴力的风、杀戮的风。在笔者看来,它就像一股“龙卷风”,来得快,去得快,其势猛,其声厉,其留待后人思考的则更多……
一
历史总喜欢开玩笑,或让人啼笑皆非,或让人莫名尴尬。元顺帝这个人,名号取得好,叫“顺”,可偏偏运气不好,一生不“顺”。他当皇帝不久,就霉运不断。其时,由于元朝统治者盘剥太甚,加之自然灾害不断,整个中原大地已是民不聊生、遍地干柴。
从公元1348年起,先后有海盗出身的方国珍,起兵台州;贩布的徐寿辉,起兵蓟州;贩盐的张士诚,起兵高邮;算卦人的儿子郭子兴,起兵濠州;打渔的陈友谅、传教的刘福通、韩林儿等,也都扯起了造反大旗。这群人中,最厉害、最具雄才大略的要数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他在扫荡群雄、推翻元朝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使“江山永固、千秋万代”。他首先想到的一招是恢复封建制,把自己的儿子和外孙封到全国各地当王,镇守一方,拱卫朝廷,以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无奈他的儿孙们不争气,在他死后不久,即发动了帝位争夺战,上演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搞得“星光灿烂月难明”。最后,他的儿子朱棣打败了他的孙子朱允炆,坐上了皇位,并将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尽管明成祖这个皇帝当得不错,文功武治,开创了中兴盛世,于天下、于百姓好处多多。但这一战,毕竟大大消耗了明皇室的元气,也开了个“同室操戈”的坏头。
朱元璋想到的第二招,就是加强对子孙的教育,毕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无奈他的子孙们也很不争气,除少数几个比较像样外,如成祖朱棣、孝宗祐樘,大多数是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蠢。在治国理政方面,远不如他这个文盲;而在寻欢作乐方面,则又远远超过他这个老祖宗。如英宗祁镇、宪宗见深、武宗厚照、世宗厚熜、穆宗载垕、神宗翊钧、光宗常洛、熹宗由校等,或沉迷玩乐,或沉迷修道,或沉迷玩宠物,或沉迷玩女人,或沉迷做木工,或沉迷做生意,等等,有的甚至成为怪癖,达到“变态”的地步。如此皇帝,江山焉能不乱?
朱元璋想到的第三招,就是废除宰相制度,防止权臣架空皇帝,防止宦官干预朝政。无奈他的子孙们太不争气,不是昏庸无度,就是懒得出奇,几乎是拱手把权力交给了权臣或太监,使“两防”变成了“两空”,“两空”变成了“两害”。
这第一害,就是权臣之害。朱元璋不设宰相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大政都归属六部,由皇帝一人“总其成”。这种办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不好,但实施起来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皇帝必须英明能干和勤奋。可惜的是,这老朱后来的子孙,昏庸怠惰的多,朝政便不得不交给“内阁学士”打理。而这个内阁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拥有比宰相更大的实权。
历史算是给朱元璋开了个大玩笑,不想放弃一点点小权,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放弃了大权。在朱元璋的子孙里,政务上最疏怠荒废的是明世宗和明神宗。世宗前面十几年干得还可以,后面二十几年沉溺修道,大权由严嵩独揽。神宗更是荒唐,多年不上朝,所有奏章都“留中不发”。如此荒唐为政,纲纪焉能不废弛,国事焉能不糜烂。
第二害,就是宦官之害。朱元璋对宦官的危害认识是最深刻的,对他们作出的纪律规定也是所有朝代里最严酷的。但令人悲哀的是,明朝的宦官之祸,在所有朝代里也是最严重的。如英宗时的太监王振、武宗时的太监刘瑾、熹宗时的太监魏忠贤等,当时都是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人物。魏忠贤还被封了九千岁,与皇帝相比仅差一千岁,可见其威权显赫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有了上述“三不争气”的缘故,明朝自宣宗起,便奏响了衰亡之音。而这场音乐演奏会,在演到中下场,即明世宗寿终正寝时,已是“大弦噪噪如急雨”,整个时代已陷入低潮,出现了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形容的“五大累”,也就是五大难题,即“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张居正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怀着“拯救时艰”的使命,走上改革舞台的。
张居正,公元1525年-公元1582年,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二
中国历代的改革,以模式而论,大体可分为三种:
其一,无中生有,暗夜举火。其改革措施具有原创性,属于完全的自主创新,有“前无古人”的味道。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子产变法以及隋文帝创设的科举考试制度等。
其二,鉴古知今,他山借石。其改革措施具有改良性,主要是在借鉴前人或他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推出的一些措施。如唐太宗改革、王安石变法等。
其三,旧瓶新酒,化朽为奇。如张居正变法,主要是把曾经有的但又没有认真落实的好制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推进,使其重新发挥更大的新的效应,颇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味道。
历来强国之途,主要靠两条: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肃吏治。“吏治清,天下兴”,在张居正看来,要解决明朝当时的困难,扭转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须抓住“吏治”这个牛鼻子。怎么抓呢?张居正捡起了老祖宗留下的一个“旧瓶子”,即《考成法》。至于张居正为什么要捡起这个“旧瓶子”,并怎样往旧瓶里灌进“新酒”,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他在万历元年六月上的一篇奏疏。这篇奏疏,实质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纲要。
1.历史的宝贵经验
张居正在这篇奏疏中,主要引述了两个典故:一是上古时期作为中国三皇之一的尧的话,“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皋陶的话,“率作兴事”,“屡省乃成”。另外,结合自己对实行《考成法》重要性的认识,他阐述了一个观点:“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2.现实的紧迫需要
张居正在这篇奏疏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当时朝政存在的两个弊端,由此凸显出实施《考成法》的必要性。
第一个弊端是“虚”,总体表现为,“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具体表现在“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矣”。这两种具体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的生动描述,即无论是言官提的建议还是各部门发的文件,都只是“置邮而传之四方”,停留在纸上,没有人去落实。
第二个弊端是“拖”,突出的表现为:“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嵇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著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3.祖宗的明确要求
张居正引用了《大明会典》中的三条来说明《考成法》“自是祖宗成宪”的问题。其中,第一条内容是,“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第二条内容是,“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俱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稍缓者,参奏”。第三条内容是,“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
由此三条不难看出,明朝初期实行的《考成法》,其运行程序并不复杂:
(1)建账。主要是各衙门将自己承担的任务登记造册,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等,建立工作“账簿”。“账簿”中所列项目,同时抄送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