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金字塔”
成都北门外，有一座古石桥名叫驷马桥，过桥往北再走1公里，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正方形土台，那便是著名的西周羊子山土台了。过去老川陕公路从这里经过时，车上的人远远望见一个土丘如庞然大物般隆起在平原上，都会问：“这是谁的墓啊？修得这么高大。”的确，在羊子山土台的年代和性质被确认前，连考古学家们也认为它是一座特殊的古代大墓。
土台的西北方向，一条名为“凤凰河”的河流从此迂回向南潺潺流过，再缓缓流经威风山的南麓进入府南河锦江段。1953年底，当地农村在土台旁修建了一座砖瓦厂，打算把这个没用的土台通过烧制砖瓦消化掉，在当时情况下，这算得是废物利用的好主意。西南博物院的考古学家们闻讯后，即刻派人到现场去被动地配合清理，先将土台上面的古墓群清理干净，然后再让砖厂的工人们取土。土台上的坟墓从秦代到现代的都有，估计当地居民认为它隆起那么高，定是块风水宝地，所以从古到今都把坟墓往土台上建。
考古学家们期待着一座大墓的出现，如果它真是一个大墓的话，墓主人的身份和级别一定非常之高，因为大家凭直觉知道这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土台，说不定会是蜀王墓地或者三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坟墓。然而等待落了空，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土台像被分割的蛋糕，越割越小，仅剩下40来平方米，期待中的大墓最终也没出现。尽管如此，这种违反常规的现象更加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于是开始从头仔细清理和分析，结果，发现它是一座商末周初建立的、一直使用到秦代方才废弃的古蜀国国家祭坛！
经过仔细清理和测量，我们发现这座土台最初的形状颇像去掉顶的埃及大金字塔，而且祭坛四面均有台阶可以登临。它的建筑方式卓越高超，修建过程估计为：先在土台中心约31.6平方米的范围内围筑一圈“口”字形的墙，墙基先用工具夯成12厘米深、6米宽的凹槽，槽内再用土坯砖砌墙。每匹土坯砖的长、宽、高分别为65厘米、36厘米和10厘米，砖内还掺有大量藤草之类的纤维植物。以砖砌墙的方法为平置和上下齐缝相叠，每匹砖之间的缝隙采用灰白色细黏土粘连，从发掘时的情景看，砖与砖之间连接得十分紧密稳妥。墙体由底层砌至第10层后，外壁仍然直线向上砌，而内壁底层用砖建成一个锅底形，然后再往“锅”里加土夯实。从残留至今的清晰的夯窝看，夯具应为圆形的木棒或石锤。夯窝十分均匀，平均直径为9厘米，也就是说，夯土的工具应该有成人的小腿肚子那么粗。
待第一个方台砌到一定高度时，建筑师又指挥工人们在它的外围砌第二层土台，使两者形成一个“回”字形，并将“回”字中间的空地加土夯实，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再在其外围加筑第三层台，也即最外面一层台。如此筑法看起来环环相扣颇为麻烦，修起来也费工费时，但实际却有不少好处。看来整个建筑方案是建筑师事先精心策划过的，说不定还画了详细的图纸呢。如此修筑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很好地控制每一层之间逐渐递增的高度，使台阶四面整齐划一。你想啊，这么重要的一座国家祭坛，一定是请来了全国最好的建筑专家，万一台阶四面修得高的高、低的低，宽的宽、窄的窄，既不对称又不流畅，那还不被蜀王拉出去砍头啊？所以建筑师们绞尽脑汁，最后觉得只有这一种方法才最稳妥，墙基的每匹砖实际上相当于一把尺子，每砌一匹砖，就如同测量一次，这样一尺一尺地往上砌，当然不会出错了。
国家祭坛建好以后，蜀王也许还兴致勃勃地前来验收，耸立在他面前的是一座高达12米的雄伟之坛，他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觉得毫不费力，因为台阶的坡度是13度，比较平缓。当登上祭坛顶时，他有一种豪迈的感觉，这时候蜀王觉得自己头顶苍天、脚踩大地，他为自己的设想和建筑师们的手艺感到满意。
关于羊子山古蜀国国家祭坛的建筑和使用年代，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有争论，因为涉及始建年代和废弃年代。废弃年代的争论相对要小一些，因为祭坛顶上出土的172号墓为秦代墓，而且到了秦代，古蜀人的大型祭天祭祖仪式已不盛行，秦灭巴蜀以后中原文明之风呼呼地吹了进来，人们的信仰和习俗也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因而这座祭坛的废弃年代应在秦灭巴蜀之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至于始建年代，则有商末周初说、商代说、春秋说、西周说等等。我们觉得商末周初说比较合理，首先因为台基上遗存的陶片有高柄豆、小平底罐、盖纽和绳纹的盆等，而陶片又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东西（它往往保留着时代识别的密码），这样的陶片在十二桥文化一期里最为常见。其次，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古蜀人已在成都城市西部形成大型的聚落，从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看，也明显具有王国特征。因此在没有山的成都平原上，古蜀人跑到城市北边去修一个国家祭坛，也是合情合理。如果再从建筑技巧上推论，十二桥遗址的大型廊庑式木结构宫殿建筑与羊子山国家祭坛的三道式砖坯建筑，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尽管一个是土建，一个是木建，但明显的技术革新已使两座遗址有了可以互通的血脉。
著名考古学家孙华在《羊子山土台考》一文中指出，羊子山土台的建立“当与在成都建都的开明氏紧密相关”，这就为我们指明了羊子山国家祭坛的主人。开明氏是继杜宇之后的一代蜀国英主。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证实，开明氏王朝的后期已把成都作为其首都所在地，而且常常采用“五丁力士”的劳役组织大兴土木。
开明氏筑坛而祭，其实也并非是他的个人发明，因为中国的古代帝王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普遍地采用筑坛的方式来进行大型祭祀活动了。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早期祭坛（不包括北京的天坛、先农坛等）主要有良渚文化中的瑶山祭坛、余杭县瓶窑镇汇观山祭坛、上海青浦县福泉山祭坛等。其中1987年发现的瑶山祭坛和1983—1984年发掘的上海青浦县福泉山祭坛，都与古蜀国羊子山祭坛的建坛方式基本一致，都是坛面呈阶梯状，自上而下分成三个大的台阶，瑶山祭坛更明显是由三重遗址构成，最中央的是一个略呈方形的红土台，土台四周是一条“回”字形的灰土沟。在所有这些祭坛中，古蜀王开明氏的国家祭坛是规模最大的，底座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而瑶山祭坛仅为16000平方米。
先民们的仪式
古蜀人在修筑羊子山土台祭坛时，是否举行过隆重热烈的奠基仪式？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应该是举行过的，而且目前还有一些神秘的遗迹尚未揭开谜底。
首先，在修筑这个浩大的工程之前，人们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考古材料证实，在祭坛与地面之间的层位（也即修筑祭坛之前的原始地表）上发现有石壁、兽骨、盆、罐、豆类陶片和焚烧树枝的痕迹。最初人们认为台基上的灰烬应当是古蜀人在建坛前，焚烧了这片土地上的树林留下的，可是后来发现，灰烬都是些小树枝被烧后遗留的痕迹，而且有目的地分成三处，里面还混杂着陶片，可见这不是焚烧树林所留灰烬，而是奠基仪式上的某种行为所致，说不定那块残断的石壁就是当时仪式上折断并丢弃的。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地面台基上发现有几条醒目的白色石条，摆放成方框状，中间还有两条白石成对角线交叉，构成一个“困”形，这显然是奠基仪式上埋下的某种神秘符号。它有什么意义？它是巫师们所依赖的符咒图像吗？它的作用是为了使这座祭坛能够顺利建成并千年不倒吗？这一切都成了千古之谜，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已经太久远了，凭借我们现有的智慧，还无法复原三四千年以前古蜀人的想法。
根据以上古蜀人所留蛛丝马迹，我们大致能够推想，建坛前古人们曾经在此举行过祭地仪式，因为要使这座祭坛拔地而起并最终建成，那么祭祀土地是免不了的，从残留的石壁、陶器和灰烬看，其仪式大体是先摆上各类祭器，陶器中斟满酒液，主持仪式的巫师或法师禀告作法，然后再进行焚烧祈祷。
当古蜀国国家祭坛建成并投入使用以后，它的主要功能是祭祀什么神祇已不可考，推想大概应是天地山川等神祇，因为如此大的工程和耗费，其目的性是很强的，作为国家祭坛，它起码应该起到保佑社稷安全、维系人心的作用。当时，蜀王头戴礼冠、身披法衣登临祭坛，主持祭祀的官员紧紧地跟随在他身后。晴空万里，红日高照，为了使蜀王的身体免遭日晒，随从们还为他撑着缀满流苏的遮阳伞。祭坛之下，各级官员和黎民百姓黑压压地跪了一地，他们也许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朝着他们祖先最初的发源圣地。祭祀开始时，蜀王高擎青铜酒杯向神灵祈祷，然后将酒泼洒在祭坛之上，如此三巡以至九巡，坛下百官黎民均按序叩首……
若干年后，当初十分雄伟的国家祭坛被废弃了，战争使当初参加祭祀的人群迁往他处，蜀王也躺在了阴森的地下船棺中长眠。祭坛渐渐被成群的野兔和土拨鼠所控制，凄风苦雨一点点改变着它原有的形貌：台阶消失了，顶端也垮塌了，树木和荒草从泥缝中生长出来，一年一年地随着季节的变化落下枯黄的叶子。而土拨鼠们则在这被衰败的树叶覆盖的泥土里打洞觅食，生儿育女。以至到后来，人们已不知道它曾是一座国家祭坛，有人在上面修建坟茔，有人在上面放牧牛羊，砖厂的工人也扛着锄头前来取土了。一座雄伟的国家祭坛就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衰败、消亡，以至于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