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墓坑东南侧的泥土里，考古学家们还惊喜地发现一根粗大的柱础，从它的大小和形状看，应为制作船棺时所剩下的材料，也就是高大楠木的尾端一截（此前，在该柱础前面不远处，已有另一根柱础在建筑施工过程中被挖掉）。随着清理发掘过程的深入，又在墓坑南边发现带榫头的条形方木，它们构成一个长方形框架，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为当时的木构件基础；同时，又在该基础的东西两侧发现同样宽度的“边厢”。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墓坑上部东侧一线也有发现，这说明当时墓坑上面和靠前的地方建有大型的木构件房屋，这与古代宗庙及陵寝制度中的前朝后寝相一致。
何谓“前朝后寝”？此为古代帝王事死如生的一种陵寝格局，即前部按生前朝中建筑设计修建，后部为长眠安寝之处——寝陵。当时商业街蜀王墓地一带还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也许有一些聚落零星地散布着，但都不会拥挤，林立的高楼和四通八达的街道自然更不可能出现。也许有一条较为宽阔的卵石铺成的道路，那是蜀王运输棺木和建筑材料的通道，蜀王的后裔们也定期沿着这条道路去祭祀扫墓，路的两边长满萋萋的芳草，道路中间逐渐被车轮压出了两道深深的辙印。抬头望去，家族墓地前的建筑没有宫廷建筑奢华，颜色也不艳丽，正是如此，则更显得庄重肃穆，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
这些由上好楠木建成的陵寝建筑，已经明显比十二桥遗址的木结构宫廷建筑完美，它的榫卯部分的斗接技术已相当先进，可以严丝合缝地把一根一根的木头按照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战国时期，成都制造漆器的工艺水平已很高，这里的陵寝建筑完全可以请最好的漆工来抛光上色，并描龙画凤。
绝世漆器——成都造
商业街蜀王船棺中出土的最有特色的器物是漆器，种类包括日常生活用品中的梳子、耳杯、几案等，还有瑟、编钟基座和放置物品的器座，这些漆器均为木胎漆器，底子是黑色的，上面加绘鲜亮的红彩，虽然历经数千年，但仍光洁如新、亮可鉴人。每一件漆器都是色彩亮丽、纹饰斑斓的绝世珍品。其纹饰变化多端，内容活泼丰富，包括龙纹、变形鸟纹、卷云纹等。从制作技术和纹饰风格来看，这些漆器应当早于湖北江陵一带所出战国中期及晚期的楚国漆器，而与湖北当阳所出春秋晚期漆器颇为类似。此外，许多漆器上出现的画在方格之内的龙纹，又与中原地区所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错嵌红铜的铜器上的龙纹非常接近。这一方面表明，这是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批漆器的制作年代不会晚于战国初期。
我们也许还记得，三星堆遗址曾出土一件雕花漆木器，而且青铜人头像上面的金面罩内侧有一层“极薄的呈枣红色的硬壳”，也为土漆粘接时所留痕迹，由此可见，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熟练掌握了制漆用漆工艺。春秋战国时期的成都漆器曾大量出土于荥经和青川墓地，漆器种类包括漆盒、漆盘、漆壶、漆杯、漆奁、漆梳等日常生活用品，说明当时漆器已不是什么罕见的贵重物品，它实际已深入贵族家庭了。有趣的是，制漆工匠们深知自己制作的产品绝非一般手工艺品，而是可以传播名声并留为纪念的上等工艺品，因此均得意地在漆器上留下“成都造”的烙印文字，以此来扬名。
到了两汉时期，四川境内的成都、郫县和广汉县城北所产漆器已独步天下。1957年贵州清镇第15号汉墓出土的部分漆器，上面自豪地铭刻着产地“广汉郡”！广汉出产的漆器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就拿那件雕花漆木器来说，它以木为胎，外施土漆，木胎上还雕有镂孔，器表装饰着雅致的图纹。实际上，漆器的生产制作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包括了割漆、生漆加工、制胎、上漆等一系列工艺流程。
制漆首先要栽种漆树，然后在漆树身上用刀割出口子，等树内汁液如泉水一样一点一滴慢慢渗出，再汇聚起来进行加工。从中国范围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成都漆器是有名的；而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漆”则一直是这个东方古国的某种象征。这正如瓷器能够代表中国形象一样，实际上漆器也为我们增了不少光，添了不少彩。《周礼·载师》记载当时的一种官名，名曰“漆园吏”，是个很古怪但却形象的名字，其职责可能是管理国家漆园，好比齐天大圣孙悟空奉玉帝之命镇守蟠桃园似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则说，如果当时一个人拥有一千亩漆树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尽管考古学家们看到过不少古往今来的漆器，但面对商业街蜀王船棺墓所出漆器，也忍不住感叹：这真是我国战国漆器中仅见的精品！
大兴土木的年代
读者会认为，商业街蜀王船棺墓所出船棺内，一定装着或曾经装着古蜀国王族们的尸体，其实错了。在这些船棺中只装着从别处坟墓中拾来的人体骨架，而没有僵硬或腐化的尸体，为什么？因为古蜀人时兴“二次葬”。我们今天所见船棺内的人骨就是蜀王被埋葬若干年后，将骨头捡起来重新安葬在船棺内的。
作为一个家族墓地，它仿佛是亲属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团聚之地。它的方便之处在于，能够把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原因死亡的亲属都归拢到一起来，能够有效避免因尸体腐化等原因造成的不便。当这个家族墓地建成时，蜀王把他以前的亲属骨骼都拾捡起来，埋在一起，其作用相当于“合棺”。这是一个葬俗上的极大进步，其意义可以和今日的公墓相媲美，只不过一个是私家的，一个是公众的。它甚至比北京十三陵、成都明十陵墓群更值得珍视，因为它不是肉身下葬，而是采用比较干净和简约的“二次葬”。虽然船棺中仅装有人骨头（骷髅），但古蜀人并不是将这些骨头随意安葬，而是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把拾捡起来的骨头进行拼接，然后再举行入葬仪式，仪式完毕后再入葬。根据这一点进行推测，当时营造这块墓地时，可能一次性就把坑内所有的船棺都准备好了，只等那些葬在别处的尸体腐化到某种程度，或到了某个黄道吉日，再开墓捡骨，然后陆陆续续地安葬到这里来。
如此多的大型船棺是如何从坑的上面安放入坑底的？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个考古揭秘节目，介绍中原战国时期的一个王侯墓。墓中的石棺有数吨重，从它斜着栽入坑内的情形推测，当时的人们可能使用了绳索和支架，但在把石棺吊起来准备放入墓坑时，绳子一下断了，于是这具庞大的石棺就斜着栽入墓坑，把坑底砸出一个巨大的洞。
商业街船棺的下葬方式可能与此类似。首先，这些船棺不可能是在坑内制作的，因为坑的长、宽分别只有30米和20米，一根长达18.8米的巨大楠木放入坑内以后，开锯，挪动，再将锯开的棺盖揭下来摆在一边，然后又在剩下的楠木上凿出坑穴，做这一切都会显得“鱼大塘子小”；而且坑中不只摆放着这一具船棺，30几具大小不等的船棺还在排队等着哩。如果那样的话，岂不成了砂罐里炒胡豆，搅也搅不开了吗？所以合理的推测应当是，在不同的地方选好上等楠木，然后锯倒，剔去多余的树枝，通过水运或陆运陆续运到商业街集中，船棺加工厂就设在墓坑上面不远的地方。这里汇集了成百上千的木匠和身强力壮的民工，刨皮的刨皮，锯树的锯树，有的还拿一块皮尺似的东西在那儿东比画西比画。监工坐在一张木凳上大声骂人。这项工作持续的时间很长，也许有半年，也许有八个月，等一具又一具的船棺做好以后，人们在墓坑上面搭起脚手架，架上有小孩子的胳膊那么粗的绳索。民工们先用滚木将船棺移到坑的边沿，然后系上绳子，数百人拔河般拽着绳子用力拉，船棺离开地面被吊了起来，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人站在坑边指挥：一二——放！一二——放！那具庞大的新船棺就这样被放入了坑中。到了坑底，底下也有许多滚木，一些人用棍棒把船棺的位置移好，移出空来，等待下一具船棺被绳子吊下来。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初墓穴的四壁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面缓坡。倘若如此，倒可以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小的船棺只需十来人抬着走下去，大的船棺则可以用滚木滑下去。但目前该船棺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没有发表，所以不知道当时坑的一面是否有缺口，但从古蜀人所留下的建筑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古城遗址、古城墙和十二桥商周建筑等）来看，他们不会选择前一种笨方法，而会采用第二种方法。
所有的船棺都整齐地排列在坑的底部，仿佛要开一个古蜀国的大型楠木船棺博览会。船棺静静地躺在坑底，张着嘴，等待着那些精美的漆品，曾经在宫中奏出美妙音乐的编钟，一把柳叶形剑以及那些姗姗来迟的高贵的古蜀王的骨头，还有那个运气不好、被选为殉葬品的卑微的奴隶或战俘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