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布在成都城里的汉代古井
多年来，汉代的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有众多发现，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占绝大多数。这大概是由于汉代成都的河流尚未经过大规模整治，城市居民的用水大多依赖于井水。汉井在成都市区的分布如下：一是盐道街至南门城墙一带，几乎每200米就有一口汉井；二是羊市街、白丝街、城守东大街、人民东路锦城剧场、市中区人民南路省展览馆前面、东胜街、南校场、包家巷、方池街等区域；三是老西门一环路口至青羊宫一带，这一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发现七十余口汉井，尤其是西门至三洞桥王建墓一带汉井分布最为集中；四是南校场至包家巷一线也是汉井密集区。1982年冬天，考古学家在西安南路新一村约300平方米的建筑工地，即发现五口汉井。如此众多的汉井遗迹散布于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昭示了井与这座城市的息息相关和紧密联系，汉代的成都人在辘轳上吱吱呀呀汲水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汉井来看，成都市区的汉井深度大多在两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对于读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时光倒流回到汉代，成都平原的地下水系十分发达，丰富的地下水就像甘甜的生命之泉一样浸泡着这座城市。时至民国，成都“挖地三米见水”也是常事。汉代的成都人只要挖一个一两米深的土坑，清澈的地下水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井其实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命源泉，《释名》解释“井”字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清洁的井水有井壁四周土层的过滤，地下的水源通过缓慢渗透的方式集中起来，因而井水比江河湖塘之水更卫生，更温馨滋润。一个人离开故土，我们会说他背井离乡——离开那口自己用惯了的井，就表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
成都城里的汉井可分为陶井和砖井两种，前者的时代较早，而后者的时代偏晚。简单地说，陶井就是用陶制的圈筒套在井中形成井壁，而砖井则是用砖头垒砌井壁，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井壁垮塌，并进而使井水更加清洁，减少泥沙的含量。从已经发现的数量众多的陶井圈来看，它是一种成批生产的陶制品，专门出售给市民打井用。有的陶井圈外观还很讲究，饰有绳纹或方格花纹。在曾家包画像砖石墓中，有一块画像砖曾经详细描绘了汉代成都人汲水的情况：井口上架设了木质的井栏，井栏上有一支转动的辘轳，一个妇女正把系在井绳上的陶罐咕噜咕噜摇上来。清澈见底的井水盛在朴实的陶器中，使我们对汉代成都人的朴实生活产生了许多美好的遐想。那个时期，成都的大街小巷都响着辘轳的声音，有多少平民人家的家庭主妇在井边汲水、洗衣服、洗菜，她们用亲切的乡音在井台边传播着成都的轶闻趣事，她们的衣衫是单薄的，袖子挽起来，手臂像藕一样既结实又白皙。
考古学家在这些干涸的汉井底部，还清理出卵石夹沙泥、绳纹陶片以及素面灰陶罐底残片等。井底的卵石可能是打井的师傅故意扔下去的，目的是使井底少一些稀烂的泥沙，而多一些固体物质。而绳纹陶片则可能是陶井圈破碎以后沉入井底的。至于陶罐的残片，那一定是某人汲水时不慎把陶罐撞在井壁上，陶罐打烂了，其残片像一只摔碎的茶杯落入了井底。
考察这些汉代人遗留下来的古井，有助于我们了解成都城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人口分布，同时对于复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这一口一口的汉井已经枯竭了，已经被后世的建筑逐渐遮盖了，遥想当年，汉井之水是那样的丰富，是那样的清澈，是那样的甘甜，它养育了一座城市，同时也养育了一种安闲而舒适的文化。
无处不在的粮仓
从曾家包汉墓的画像石上我们已经目睹过东汉时期大富人家的粮仓形制，这种成都地区用以储存粮食的尖顶房子通常被建在院落的附近，粮仓的底部建在粗壮的木柱之上，以防止粮食受潮，仓房的上部还开有窗户，用来通风。“仓储”是汉代成都地区农业发达的物质见证，当时政府十分重视和提倡粮食储藏，因为那是一个以农业为命脉的时代。
关于粮仓的形制，在汉墓中出土有不少陶制的粮仓模型可资参考，这些小巧玲珑的仿真陶质粮仓制作得十分精美逼真。它们大多以陶质为主，外加少量的木、石、铜质等材料做成窗或底部的支架，有的陶制粮仓四面还上了彩釉，看起来金碧辉煌。把陶制粮仓作为陪葬品放入墓中，反映了中国丧葬制度中最传统的事死如生的思想。墓主们希望他们的九泉生活跟他们在世时一样，能够吃喝玩乐，享尽荣华富贵，所以在曾家包汉墓中我们除了看见画像砖石上的汉代社会生活场景外，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陶俑、陶牛、陶蟾蜍、陶制说书俑、陶鱼、陶青蛙、陶兽、陶房子，以及钱币、铜车饰、铜镜、金饰珠等，尽管这是一个地下的虚拟世界，但人们相信人死后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
在汉代的成都城及其周围，汉井及粮仓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和保障，它们作为汉代人两个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为现代考古学家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