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炊之后……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在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分子包括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他们曾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有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这些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自始至终不承认“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沧，使我们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慰藉。（黄晓龙：《流年往事》）在农村，老知青的奉献也换来了理解和温暖。在辽宁省中部那片黑油油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靠山屯的村子，在那里安家落户的46个沈阳老知青不仅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而且最后挑起了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大梁。为了履行自己扎根农村的诺言，有的男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姑爷”；有的女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媳妇。他们也有感到失落甚至绝望的时候，但是正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些知青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并由此结下了伴随一生的友谊。回顾那段经历，老知青翟亚萍发现它竟那样如诉如歌：
“几度山下春草绿，几度山上秋叶红？在岁月的更迭中我们奉献着、拼搏着、彷徨着、痛苦着。我们调动了生命中的全部顽强蘸着汗、蘸着泪、蘸着血书写了自己的知青岁月。难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幻，尽管有那么多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汇成了一支难忘的歌。”（翟亚萍：《靠山屯纪事》）这个知青点的知青金霆和刘金秀结婚需要建房，友好的乡亲不顾农忙时节白天在地里干活的劳累，晚上义务帮助两个知青筑墙盖房，使他们扎根农村的愿望成为现实。（金霆：
《扎根》）老知青后来虽然离开了农村，却总也忘不了那些善良的农民给他们的那份恩情，岁月的流逝割不断他们对那些父老乡亲的思念。
人生如旅途，一路上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驿站”，我们在那里歇息，在那里感悟世界和人生。但并不是每一个“驿站”在我们的记忆里都占据同样的位置。长沙老知青张健夫在动乱的年代身陷绝境之时，受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和姑娘的厚待。如此滴水之恩他终生不忘：“假如你曾经记得在某个“驿站”所经历的毫末细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着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张健夫：《生命的驿站》）对于老知青，农村正是这样的一个“驿站”。
很多老知青对俄罗斯着名诗人普希金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耳熟能详。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幸运者真正可以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尽管他们当年历尽人世的艰辛，但是每当抚今追昔，都会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激之情。他们怀恋那些苦中带甜的日子，他们珍惜那些患难中的友谊。
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同伴自从当年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向往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可惜的是，对于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老知青都在追求些什么？回答是：他们追求的是那短暂而脆弱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人间至善至美的感情。上海老知青阿蔡在校学习期间是三好学生、二级运动员，在新疆十多年，落得了下半身瘫痪。回到家乡上海，他找不到正式工作，但他不甘平庸，发奋读书，居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本想通过取得律师执照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帮助那些跟他命运相似的弱者。但是在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大陆，他却没有得到开业的许可，就因为他是残障人士。面对这样的歧视，阿蔡大哥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在将自己的故事付诸文字的时候，《无声的群落》（续集）的作者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终生所爱的大地和人民，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暴力和社会动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向往社会的长治久安。综观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200名国内外记者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总理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中华民族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出极权政治的阴影。
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留下了很多历史的教训，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去研究和总结。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是非功过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在大是大非上苟且、麻木的民族是难以建立自信的。
学者徐友渔先生在讨论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的现状时发出这样的警告：“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徐友渔：《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老知青、民间思想家谢几何代表《无声的群落》（续集）的所有作者表达了他们的初衷：“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的。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样的证言。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能得到救赎！”（谢几何：《“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老知青这个群体自身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障碍：一、老知青当年对乌托邦理想的认同和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否定乌托邦就可能否定他们青春时期的所有梦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带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痕迹；二、作为一个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个人和家庭在当年受到的迫害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伙伴当年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他们半生贫困，半生潦倒。回首往事，痛不堪言，于是他们宁可让痛苦的记忆烂在心里，也不愿让回忆来撕开血迹尚存的伤口。这才叫“哀莫大于心死”。
对老知青经历的忽略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记忆导致的“社会忘却”。社会忘却或集体失忆是沉默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位西方学者在讨论东欧国家出现的有组织的社会忘却时写道：“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人的尊严遭到侵犯，而且还在于这样的危险，即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转引自王纪潮：《有选择的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号，第46页）老知青的经历对一些政治精英实际上是一种逆耳的真实。
这种逆耳来自于它的另类性质，因为它来自一个弱势群体，更因为它对一些人们所接受的神话提出的质疑。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这样描绘历史的冷酷：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
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史观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已经开始面临风雨飘摇的局面。日新月异的信息手段和信息传输渠道给个体的表述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无数小人物的故事也在挑战几十年来御用学者创造的一个神话。一位学者写道：“选择什么作为社会记忆就是一个主观性事件，也就不具有永久性。从时间上看，专制国家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社会记忆，由于历史可以不依赖“社会记忆”的独立存在和它的重构性，专制国家塑造的社会记忆或者强迫的社会忘却是短暂的，对记忆或忘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人们自己拯救自己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其中的道理也十分简单，无论权力集团以什么样绝对正确的理由要求社会记忆什么或忘却什么，并不能如愿，原因如同雨果在《九三年》
中所言，在这个绝对正确的控制社会记忆的理由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见王纪潮：《社会如何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号，第47页）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今天已经有了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广阔的视野，他们应该有勇气、有能力走出历史的阴影。和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和谐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科学的事实，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的存在。但是鼓吹阶级斗争，利用阶级斗争来实现乌托邦的革命是一种缘木求鱼的举措。专制政治的遗风是中华民族创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摒弃阶级斗争理论，必须从理论上拒绝暴力，才能真正找到实现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途径。
学者们发现，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对暴力革命进行了反思，在民主制度中看到了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曙光。他发现：“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也见谢韬：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在过去30年里，中国实施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对世界敞开了大门，走向了世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满目疮痍的大地逐渐焕发了生机，中华民族重新找到了自信。然而，巨大的成功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道德失范、文化断裂等。应付这些挑战要求大智大慧，要求勇敢的前瞻，要求通过对话和改良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决心。“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遭受了太多的损失。在新的一个世纪，这个古老的民族再也不能承受动乱，再也不能承受暴力革命了。请那些今天仍在颂扬暴力、宣扬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人三思！
本书的作者是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经历了忧患和人世的沧桑，他们对民族依然满怀着深情，对中国的未来怀着殷切希望。但是，他们也知道，任何文字、任何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近年来，各种治国的理论、方略纷然杂陈：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无意提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高论，他们只想给后代留下一点关于暴力革命的代价的血肉文本。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训；没有总结，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相信，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这本一百多位作者参与的集体回忆录集是他们恢复当年被极权政治所抹煞、今天被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声色犬马时尚所淡化的记忆的抗争，是一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宣言。四十多年前，当他们离开城市时，既有几分无奈，又胸怀几分壮烈。
今天，他们的心境已经异常淡定，却仍然牵挂着儿女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从推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到创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摸索了50年，花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牺牲了许多性命，代价可谓高昂。老知青因为自己经受的不公，是和谐社会这一理想最坚决的拥护者。如果中华民族要在新的世纪建设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走出暴力的阴影；也只有走出暴力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拥抱生命的尊严。诚实的回忆录写到头来，作者会发现他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老老实实地记载自己过去的经历，审视自己的是非功过，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超越。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中华文明里缺乏宗教作为道德的源泉和依据，历史因之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源泉。这样的现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历史诚实、公正、温良、敦厚。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它还要求历史具有科学和批判精神。这样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发展中，在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道、进步之道、民主之道、和谐之道的伟大进程中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对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的还原和反思，《无声的群落》续集是“文革”前老知青继《无声的群落》之后，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奉献。《无声的群落》及《无声的群落》续集的全体作者和所有参与这本书编撰的老知青朋友谨以此书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仰天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