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老师您并没有愁眉苦脸地对大家横加指责，而是谆谆诱导循序渐进地帮助我们提高学习外语的兴趣：您将字母谱成曲，让33个枯燥乏味的字母伴随优美的韵律鲜活地跳动，美妙的歌声和跳动的音符，将一些毫不相干的字母与声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排列组合成为一个个朗朗上口颇具想象活力的单词和短句；为帮助大家提高口语能力，您将课本内容编排成情景小话剧，分成几组与别的班级举行对抗竞赛，以此增加同学之间相互情感沟通与口语交流的机会。记得当时，我们同学在街头巷尾相遇时还情不自禁地使用表演剧中的对话，不断引来过往行人惊愕不已的目光。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您寓教于乐帮助同学们领悟学习外语的真谛，也使得我们对俄语学习的兴趣直线上升。
一个滴水成冰的中午，下课铃声响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打开自带的饭盒，望着冰凉生硬、难以下咽的饭菜正在发愁，您刚好路过教室来到我身边。
“哦，你在学校吃午饭？”您关切地向我问道。
当得知我家离学校较远，而不得不带中午饭到学校吃时，您皱了皱眉头：“饭太凉了，吃下去会伤肠胃的。来，到老师那儿去把饭菜热一下，顺便把所学过的知识温习巩固一下。”像是一位妈妈老师，话语是那么的温馨朴实。
就这样直到来年的春暖花开，您那简洁的宿舍成了我新的温馨家庭和双语对话的第二课堂。正是您的鼓励与帮助，我的俄语成绩和口语能力突飞猛进，每次考试与竞赛都名列前茅，年级中很多熟悉的伙伴都谑称我为“俄语小博士”。
由于家离学校实在太远，第二学年伊始，我要转学了。在办理转学手续时，您得知这一消息，特地赶来为我送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您将两个对于物质特别匮乏的那个年代说来还比较高级的塑料封皮单词本递交到我手中，殷切地叮嘱道：“发扬自己的特长，勤学苦练，持之以恒，以便将来用自己的专长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当时，我将您的话牢牢地记在心底并暗自立下志向。
想不到，再一次见面是在不可思议的时间及场合……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尽管学习成绩优秀，档案材料里阅卷老师的“可取北京外语学院”的批语上面被赫然盖着“不予录取”的方形小章，宣判了我与升学无缘而只能与大多数成分不好的同学一道被下放到广阔天地中脱胎换骨去洗刷祖辈的原罪。
1967年，正是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民主横遭践踏的年月，乾坤颠倒，斯文扫地：学生不复上课，工人不复做工，农民不复耕田。像大多数知青一样，我逃难回城，成为一名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一天，百无聊赖的我在街上闲逛，走近曾就读过的那所学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一行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打倒修正主义的卫道士、代言人文××”。熟悉的名字上被重重地打上了几个血红的叉。这不正是我那昔日的老师吗？回想以往的那段岁月，我的心感到一阵发紧，脚步也沉重了许多。
蓦然，前面十数米处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我的心又莫可名状地剧烈跳动起来：炎炎烈日下，身着被汗水浸透了的灰色衣装的您，正双手挥动着长扫帚清扫街道旁大字报的残片，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更显瘦弱，大汗淋漓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原本满头略带卷曲的秀发剃成了个“阴阳头”，一块硕大、画着三个大红叉的木牌搁置在街边转角处。
也许是街上的行人不多，也许是心灵感应，此时，您抬起了头，四目相对，显然您也认出了我-一个曾经充满些许期待的学生。
顿时，我心底油然升腾起一种久别重逢的冲动，立即快步朝前，欲对昔日的老师行礼鞠躬。然而，待走到距您咫尺之遥时，我停住了脚步……或许是因为当时您的处境与我心中的尊师形象相去甚远？或许是我没有达到您所期待的那样，而愧疚于内不敢与您面对？或许是当年的“小博士”如今的“乡下佬”会令您感到失望？或许……太多的或许使尚未成年的落魄少年脆弱的心里无法承载、难以判别。刹那间，我选择了逃避，内心惶惑不安而又默默无语地在您面前低头而过，甚至不敢回头，但分明感受到了一双充满期待而又颇感困惑的、如电的目光长久地射向我渐行渐远的背影。
岁月递邅，寒暑相推。当年那不谙世事的毛头少年现今早已两鬓飞霜。过往成长中的几多喜乐哀怨恰似过眼烟云，唯有那一次邂逅在时常叩问我的心扉。曾几何时，我寻访原来的学校，打算面见亲爱的老师。一来，感谢您曾经的教诲之恩；二来，就那相见不相认的懵懂之举向您致歉。然而，时过境迁，学校早已改换门庭，成为一所旅游中专学校，无人知晓您现在的去处，也无人知晓您现在的状况，寻访中仅仅得知一个震撼人心的往事细节：1968年底在欢送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即将登上远去的轮船前一刹那，在滚滚人潮的呼喊声和喧嚣嘈杂的锣鼓声中十分清晰地传来了您那独有的与当时环境格格不入的号啕哭声，那哭声是惋惜青春毁灭，还是抗议天道沉沦……老师，如果您还健在的话，想早已步入古稀耄耋之年，所幸当年我们师生间各自所经历的遭遇与厄运，如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早已不再。
“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情。”值此今年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请您接受我-一位学生迟来的道谢与鞠躬，并借此机会衷心祝福普天下所有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的老师们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张崇实，1965年湖南长沙五中初中毕业，同年下乡到湖南省江永县。
秋天的故事
章孟杰
“……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
这是10月的一天，我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范读课文《白色鸟》。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几片枯黄的梧桐树叶摇曳着打着旋飘落在窗台上。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声音好大。待外婆回来，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他一个下午。外婆说：“听话，莫出事，没断黑不要回来。”……忽然传来锣声，哐哐哐，从河那边……“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
从那绿汪汪里，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
读到这里，我的喉咙哽住了，声音有些变调。学生们惊愕地抬头望着我，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篇课文是当代作家何立伟写的小说，讲的是十年“文革”期间，一位老人为躲避城里造反派的批斗，带着她的外孙子来到农村，但造反派仍没放过她，追到乡下。在知道即将被批斗的时候，这位慈祥的老人借故将外孙子支得远远的，不让他看到这残酷的一幕。
当外孙子在田野上尽情嬉戏时，村里的斗争会开始了……在现在的少男少女们眼里，这不过是一篇平淡无奇的课文，老师何以如此动情？他们不会理解这些文字在我心灵长河中掀起的巨大狂澜。愈合已久的伤疤被重新揭开，鲜血又缓缓地流出……
49年前（1959年），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那也是10月的一天下午，刚上课一会儿，教室门被推开了一条缝。班主任何兰贞老师走到门口小声问了几句后，转身向教室里坐着的我微笑着说道：“章孟杰同学，你爸爸找你。”我那时学习成绩优异，担任少先队中队长，老师宠爱，同学拥护，生活充满阳光。
我走出教室，看见父亲仍穿着整洁的蓝色中山服，手里提着铺盖卷等行李，似要出远门。他温和地对我说：“爸爸要外出学习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月才回来，你和哥哥弟弟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担心。”我问他要走多远。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不太远。他接着拿出一叠钱给我，说是我和二哥今后的生活费。
那时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母亲正下放到南川县的一个农场劳动，大哥在重庆三中住读，年幼的弟弟因无人照料只好寄养在舅舅家，我和二哥跟当教师的父亲住在一起。
父亲说完就转身走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名警察。但少不更事的我当时并未留心这个情节。
放学后，我打开纸币，发现夹有一张纸条：“放学后去找二哥，天黑前不要回家。告诉妈妈不要为我担心。”我看了一时摸不着头脑，要我去找二哥有什么事，父亲没有讲明，但我还是去了。
二哥就读的中学离家较远，恰巧那天他们被组织运废钢铁去了，我没找着，只好提前回家。在路上我迎面碰上何兰贞老师，她一把拉住我，紧张地问：“小章，你父亲怎么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紧张，老老实实地说：“爸爸要出去学习一段时间。”何老师同情地看着我，摇摇头走了。这时一个要好的小伙伴跑过来找到我，急切地说：“那边广场上正在斗争你爸爸！你还不去看！”我一听顿时惊呆了，赶快随着他跑去。
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人，口号声此起彼伏。主席台上方挂着“揪斗反革命分子”的横幅，父亲和另几个人胸前吊着长方形牌子弯腰低头站在主席台前沿，他们身后站着持枪的警察，父亲胸前的纸牌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章祖德”。
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目瞪口呆，难以相信学识渊博、慈祥善良、走路连蚂蚁都怕踩死的父亲竟会是反革命分子！在我的眼里，白公馆、渣滓洞那些杀害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才是反革命分子。
我家祖籍安徽省滁州。950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支持王安石变法改革被朝廷贬谪于此，逆境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从那以后，滁州人就形成了尚文的风气，人人以读书为荣。我曾祖父荣登进士后，被清廷任命为安徽省学台，更在全省兴学。
生在书香世家，秉承先辈遗风，我父亲兄妹六人，就有五人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改名南京大学）。其中一个妹妹在南京大屠杀中，因反抗日本鬼子强暴，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父亲每忆及这段历史就悲愤难忍，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
若干年后，父亲劳改释放回家，我向他问起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来历。他告诉我，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中央大学流亡来川，毕业后应聘到江津县中大附中（由南京迁来）当教员。那时被国民党当局释放的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避难来到江津县石墙院安身。父亲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出于对这位中国当代大学者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敬仰，父亲与一批青年才俊多次上门拜访他，见他生活窘迫也曾资助过他。解放后，父亲在课余闲谈中曾向同事谈过这些往事。父亲乃一介书生，头脑里只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哪里懂什么路线斗争。他的这些谈资很快被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的人捕捉到，立马向党组织告密。胆敢同情并资助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这算是犯了大忌，父亲大难临头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大巴山插队落户的日子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痛苦地思索：当历史都不幸成为反革命后，还有什么人不能成为反革命呢？潘汉年、胡风、彭德怀、刘少奇……无数的老革命家不都是这样罹难的吗？
当天晚上，二哥很晚才回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把看见的告诉了他，并拿出父亲留下的纸条，兄弟俩揣摩了很久都没弄明白文中的意思。
成年后，我才明白，一贯教导我要诚实的父亲这次却对我说了充满父爱的谎言，他不愿让我看到那残酷的一幕，他在尽最后的努力避免使我受到伤害，可惜老天爷阴差阳错使他这一善良的愿望落了空。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们兄弟的人生轨迹从这天下午开始发生逆转，我们沦为了“狗崽子”，从此歧视、屈辱、痛苦、绝望伴随了我们整整23年！
几天后，母亲请假匆匆从南川县农场赶回，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几经周折，才打听到我父亲随劳改队在原中美合作所内的新建厂（即后来的松山化工厂，现已垮掉）劳动。
一个星期天，妈妈吩咐我和二哥去探望爸爸。爸爸是北方人，喜食面食，临走时妈妈特意烙了几张饼，包上过冬的衣物，叫我俩给爸爸送去。
时值深秋，气候逐渐寒冷，秋雨连绵，道路泥泞。我兄弟俩一路问人，好不容易找到新建厂。只见山坡上和山沟里到处是穿着浅灰色劳改服的犯人在进行土石方作业。接连问了几个人后，终于找到父亲劳动的地点。父亲正挑着一担土迎面走来。他身子本来较高，沉重的担子压弯了他的腰，于是他只能佝偻着身子像“苏秦背剑”式挑着担子踉踉跄跄地走着。
他看见我们小兄弟俩，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问我们是怎么找来的。我见他比走时瘦多了，满脸胡楂，浑身是泥，连耳朵上都沾着泥，那一定是跌跤所致，脚上满是稀泥已分不清穿的是什么鞋。父亲平素酷爱整洁，每天都要刮胡修面，头上从不会有一丝乱发，衣服上不会有一处皱纹，他每天都以最完美的形象走上讲台。他精通英语，在研究古汉语文学方面很有造诣，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可眼前的父亲跟其他的犯人毫无两样。
我和二哥心里都酸酸的，强忍住眼泪，把妈妈烙的饼拿出来给他。看见还带着微温的面饼，父亲双眼放出光芒，他用一双泥手接过去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他显然饿坏了。
这时冷不防一个管教干部走来，他狂吼着：“章祖德！你是来劳动改造的还是来享福的？”父亲低声申辩道：“我的孩子给我送东西来，我刚坐下……”那管教干部又凶神恶煞地吼道：“赶快去挑土！”他说着夺过我们手中包着冬衣的包裹随便往稀泥地上一扔，说：
“先放这里，完工后自己带走！”他转身又教训我俩：“你们要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不然也没有好下场！”父亲挑着担子，温和地对我们说：“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说完，他佝偻着腰挑起担子又踉踉跄跄地融入劳改的队伍。我和二哥一路哭着回到了家。
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自古坚守一条信念：士可杀不可辱。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中，不甘受辱的邓拓、吴晗、老舍、傅雷、田家英、张闻天……成千上万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都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而父亲却在劳改营非人的折磨中幸存下来。是他懦弱怕死？是他担心自杀会给妻儿带来更大的灾难？还是他根本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我无从知道。但我想，对一个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夺去你的生命，而是剥夺你做人的尊严！让一个知识分子生不如死这其实比一枪毙了他更残忍！由此，我深深地理解邓拓、吴晗们。
1962年的秋天，一身伤病的父亲被释放回家。那时全国闹饥荒，劳改营里死人太多，他们怕父亲死在那里给他们添麻烦，让他回街道接受监督改造。
街道上有一个叫阎春的“王大姐”（重庆方言“妓女”的别称），平时好吃懒做，靠卖淫为生，其名声在街坊邻居中臭不可闻，平时在路上和她相遇，人们都要捂着鼻子绕着走，生怕她身上的梅毒病菌会传染给自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批斗我父亲时是最凶狠的。
她声嘶力竭地带头呼口号，蹦跳着用那双肮脏的手强行按着父亲的头，要父亲低头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