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阿蔡跑哪儿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
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他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
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真是的，就记得我的外号。
“×××，你怎么这副模样？”
我也还了他一个外号，一比一，咱们扯平了。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窸窸窣窣，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
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
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报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待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
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被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于是，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
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犯，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
子弹从阿蔡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但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蔡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待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
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战友们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会场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在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像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像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蔡，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写到此处，心里响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一支男声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冈，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不是幼稚可笑。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