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库的传播战略
Chapter Four: Arncrican Think Tank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对于20世纪初的美国思想库来说，它们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学术研究从而服务于公共利益。第一代思想库的创立者们，像安德鲁·卡内基、罗伯特·布鲁金斯等都认为思想库应该远离政治决策过程，也因此在那个年代思想库的舆论传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政策影响力也很难被感知。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美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日趋复杂、对思想库的需求越来越大，思想库的数量急剧增多，各个思想库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金和注意力，开始加大舆论传播的力度。另外，在这一时期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一批“政策倡导型”思想库诞生，它们的创立者和管理者们认为“思想就如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需要走向市场，需要赢得受众( Donald Abelson，1996)82。”在这样的理念下，这些思想库采用市场营销的方式，不断改进传播策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扩大其政策产品的影响力。而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思想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影响力策略和全方位的传播机制。
对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战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明确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如何进行扩散的，从而对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尽管思想库的规模、种类、研究方向、目标受众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采用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大致相同。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战略传播网。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大众传播可分为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三种渠道，纸媒介的影响力更侧重长期性，电子媒介在舆论的形成中注重放大和引导，而网络媒介侧重于互动和全球性。
（第一节人际传播的直接影响
美国思想库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政策研究机构，不具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法定权利。为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起权威地位，有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思想库除了加强思想的创新能力、独立性和研究质量外，它们必须与总统、国会、政府行政机构以及社会各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和一定程度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人际传播是最为有效的传播策略，也是其他很多传播策略得以实现的基础。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现象，其目的是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以及相互认知，可分为面对面的传播和借助有型的物质媒介的传播。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和合意基础上的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尤其在说服方面其效果好于其他传播活动（郭庆光，2003）81。
于美国思想库而言，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思想库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依靠各种人际关系网络影响政策制定，人际传播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力也被美国学者称之为隐性影响力。人际传播通常依靠的渠道主要有：通过“旋转门”入朝为官；（唐纳德·阿贝尔森把思想库产生影响力的渠道分为公开的和隐性的两种，也可分为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方式。）
在总统大选期间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政策顾问；给政府官员直接打电话，或者邀请政策制定者参加私人午餐、内部会议；保持与国会议员的密切私人关系；邀请前政府官员到思想库任职等。除此之外，美国思想库与其他思想库、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界之间所形成的“思想库意愿共同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人际舆论传播网，从而使得思想库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各个阶段。
对于人际传播的重要性，布鲁金斯学会负责传播事务的副总裁MelissaSkolfield认为：“个人关系网在思想库的传播渠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时候，借助个人关系，思想库的研究者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对话，使其了解或接受其研究成果。”①“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为思想库的舆论传播提供了两条通道：一是入朝为官，从而成为政府决策的直接制定者；另一个通道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际传播网络的形成。
对于思想库而言，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政府官员与思想库之间的人际关系网使得思想库虽然在政府之外，但却与政府内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思想库的“旋转门”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得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而且也使得思想库成为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得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① 引自笔者2008年2月26日在华盛顿对Melissa Skolfield的访谈。
布鲁金斯学会现任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六位之多。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图尔特·塔尔博特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原中国中心的主任和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在加入布鲁金斯之前一直服务于美国政府，他曾是美国驻纳米比亚大使（1999～2000年，也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杰弗里又重返政府，出任奥巴马的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原外交政策资深学者苏珊·赖斯曾作为助理国务卿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现在被奥巴马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莱尔·布兰纳德2001～2009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副总裁，2009年3月，她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到目前为止，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有36人之多。而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建议可以迅速到达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机构，从而对政策制定产生直接影响。
比如，2009年奥巴马访华前夕，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东北亚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原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应邀出席发表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不但对奥巴马的各项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并且在演讲开始尤其强调了他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他与总裁塔尔博特、东北亚中心主任卜睿哲、现任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的同事和朋友关系。毫无疑问，这四位都曾经效力于克林顿政府的同僚，经过“旋转门”的几次旋转，在布鲁金斯学会与奥巴马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人际传播网络。
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中，穿过“旋转门”次数最多、最为典型的当属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从1977年至今，斯坦伯格五次穿越“旋转门”。斯坦伯格第一次穿过“旋转门”是在1977年，时年24岁的他担任了当时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助理的特别助手。之后，从1978～1981年，他历任美国总检察长特别助理，美国参议院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的少数党法律顾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助理。1985年，斯坦伯格第二次穿过“旋转门”，他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兰德公司担任研究员。斯坦伯格第三次穿过“旋转门”是在1993年，
表4.1 任职于奥巴马政府的部分布鲁金斯学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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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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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贝德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莱尔·布兰纳德 财政部副部长
詹姆斯·斯坦伯格 常务副国务卿
苏珊·赖斯 驻联合国大使
卡洛斯·帕斯卡尔 驻墨西哥大使
大卫·桑德罗 能源部助理部长
托马斯·多尼伦 副国家安全顾问
丹尼尔·本杰明 助理国务卿
伊沃·达尔德 驻北约大使
彼得·欧尔萨格 国会预算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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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信息整理。
这一次他效力于克林顿政府达八年之久，先后担任了副助理国务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以及围家安全事务副助理。2001年斯坦伯格的第四次“旋转门”之旅使他成为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副总裁，负责外交政策项目。2009年1月，奥巴马提名斯坦伯格担任副国务卿，成为排名仅次于国务卿希拉里的国务院高官，这是斯坦伯格第五次穿越“旋转门”。①除了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之外，其他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也保持着这种旋转门机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中曾任国务卿的有十多人，曾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或副部长的有数十人。大约有54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曾被邀请入卡特政府，如副国务卿菲利普·哈比比、财政部副部长A．所罗门、驻联合围大使唐纳德·麦克亨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30多名高级研究员中有一半曾在政府任过要职，2001年小布什当选为总统后，美国企业研究所有20多位学者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副总统切尼、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帕尔、①资料参见祁怀高：奥巴马外交团队：“旋转门”的解读。（http：//www．news365．com．cn/wxpd/wz/hqjj/200911/t20091102 2511098. htrm）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等。
除了智库人员进入政府外，前政府官员卸去公职后返回智库的例子也有很多。1976年的竞选失败之后，福特总统与美国企业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同样，在卸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回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前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也在布什总统竞选落败后加入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80年接受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职位，加入了亨利·基辛格、哈罗德·布朗、威廉·克劳上将和詹姆斯·施莱辛格等这些政坛名流的行列。国务卿舒尔茨在里根政府的任职期满后接受了胡佛研究所的职位，而他的同事们如理查德·艾伦、威廉·贝内特、杰克·坎普和埃德温·米斯接受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职位。①通过以上列举的这些“旋转门”，美国思想库与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建立起了纵横交错的人际传播网络，从而渗透着思想库对政策的影响力。这也正如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所说的“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库在一起为智库的专家们开辟了多种渠道(Donald Abelson，2006)155。”
担任总统政策顾问除了借助旋转门机制进行舆论传播外，在大选期间为总统候选人担任政策顾问，以及与现任总统的各个咨询委员会保持紧密关系是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如果智库学者有机会加入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PFIAB)、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以及总统军备控制与裁军咨询委员会等重要的咨询委员会，智库学者可以对总统奉行的政策施以直接影响。
以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Economic Policy Advisory Board，简称PEPAB)为例。1981年2月10日里根总统宣布了由12名成员组成的PEPAB① 参见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网站资料。
102 l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正式成立，他深信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在协助他执行其经济政策时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委员会的秘书安德森外，PEPAB还包括一些著名智库的经济学家如阿瑟·伯恩斯（美国企业研究所）、米尔顿·弗里德曼（胡佛研究所）、保罗·麦克拉肯（美国企业研究所）、赫伯特·斯坦（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托马斯·索维尔（胡佛研究所）。在最初的一年，PEPAB六次会见了里根总统讨论什么政策必须执行以推行他的经济战略。虽然它的成员们经常就如何恢复美国经济的状况意见不合，但他们始终如一地支持里根减少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努力。根据其成员透露，PEPAB的观点得到了总统的高度评价，“这些经济界大师的建议是非常受重视的，他们的个人立场加在一起的联合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委员会竭力反对，里根政府想长期执行任何重要的经济政策将会是很困难的(Donald Abelson，1996)78。”
每隔四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会有很多思想库的学者为总统候选人担任政策顾问，试图能够影响总统候选人，进而影响未来美国总统的政策理念。“尽管常常被忽视，但智库似乎对总统选举期间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做出的贡献最大……在此期间，总统候选人征求广大知识分子的意见以建立大量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总统候选人与政策专家交换意见，并在竞选中检验它们，这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营销策略的测试(Donald Abelson，1996)67。”
对于思想库专家和总统候选人而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共赢”关系。
对于罗纳德·里根、吉米·凯特、乔治·布什这些在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对华盛顿和美国政治并不非常熟悉的候选人而言，与思想库建立联系，听取专家们的政策建议，不但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准确、深入的了解华盛顿政策以及美国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而且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而对于思想库的专家而言，通过为总统候选人担任政策顾问，他们不但可以发挥其政策影响力，而且可能在总统候选人成为总统之后被邀请加入政府。近30多年来，美国思想库通过这种方式在多届美国总统的战略形成、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