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奥巴马初次见面是在2006年，我们一起吃了晚餐。记得布热津斯基博士第一次见奥巴马后说，“他是自肯尼迪以来，我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人物。”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和奥巴马初次见面交谈后，我感觉他和肯尼迪很像，极具潜力，他很坦诚，思想很有见地，这些都是强烈吸引我的领袖品质。我当即认定他将成为一个很独特的领导人。奥巴马团队有许多来自学界的志愿者，包括一些高级顾问。亚洲和中国顾问团队大约有60到65人。我们为奥巴马提供关于亚洲的政策咨询和建议，我们为奥巴马提供每日新闻的最新进展。
王莉丽：在思想库里，很多学者都和您一样，具有政府工作经历，在政府有很多人脉，而且有很多学者也会有机会进入政府工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旋转门”，您是如何看待“旋转门”的？从您个人的体验，做一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有哪些区别？
杰弗里·贝德：“旋转门”这个概念起初用于游说集团、大企业之间人员与政府的“旋转”，对于思想库而言，有的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有的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思想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我们也称之为“旋转门”。“旋转门”的存在是与美国的两党竞选政治密切相关的。“旋转门”也使得政府和思想库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度。
政府官员和思想库学者，两者之间存在根本不同。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你有权利作出决策，而思想库学者无权做决策；政府官员没有时间思考细致的政策问题，他们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而学者的思考和研究时间是充裕的；政府官员不能就政策问题随便发表公开的评论，而学者可以决定自己要研究什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可以自由地公开发表意见。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私人关系（个人关系）对于政策影响的重要性？
杰弗里·贝德：我觉得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影响公共政策，你和总统或者某位高级官员很熟悉的话，他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你的建议，另外，你会有机会把自己的建议或者观点告诉他们。也就是说，私人关系能够让你直接跨进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子，跨进这扇大门。如果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你只能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情况是不同的，有时是几个人的决定，有时候是全民的讨论。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思想库的影响力？
杰弗里·贝德：我想我不能确定思想库的影响力有多大。从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关关系问题上，我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发表观点，我想这可以影响人们想问题的方向，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够产生具体的影响。我参与了几次中关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对于讨论的选题、如何讨论、会谈的结构，我们都提出了建议，我想在这个案例上，我们的确影响这个过程。
王莉丽：目前，在华盛顿有300多家思想库，很多思想库也都设立有中国中心，与其他思想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有什么优势？
杰弗里，贝德：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之前，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一直是中国，1、睿哲( Richard Bush)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可以说，布鲁金斯学会早就有而且很重视关于中国的研究。与其他思想库的中国研究相比，很显然，我们是具优势并且富有成效的，我们处于领导地位。我们拥有一流的有着中国背景的学者，我们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我们在北京开设了办公室，与中国本地学者一起开展研究，召开研讨会。我们的北京办公室为中关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很多中国的思想库与我们建立了联系，很多中国的官员愿意到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
王莉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教授是美国众多思想库中唯一一位在中国执教的董事会主席，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也因为这个理念，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其北京办公室得以成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中心未来的发展，又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意义？
杰弗里，贝德：因为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和他提供的连续五年、每年250万美金的捐赠，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我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要成为研究中关关系的中心；二是要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决策者面临的能源、金融和国际关系等负责问题，并且为他们提供政策建议。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从中国过去25年来平均每年都高达9%的经济增长率，到中国对世界能源和商品市场的巨大影响；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和国家经济的不断融合，到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外交作用，人们所看到的是中国跟世界的贸易额在大幅增加，看到的是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国际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我198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人们比较贫穷，缺乏公共生活，城市里几乎没有什么商店，也没有多少饭店和宾馆。那时的北京真是一个没有快乐感的城市。但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中国彻底改头换面，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王莉丽：作为中国中心的主任，您是如何选择学者的？
杰弗里·贝德：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选择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而是有一个程序。通常，如果一个学者希望进入布鲁金斯学会，我们需要召开一个圆桌会议，这位学者需要就其研究领域做一个演讲，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裁、副总裁、其他相关学者，大约15个人左右会参加这个会议，并就相关问题与这位学者进行讨论，从我的经验而言，这是一个通常的程序。
就中国中心而言，我们希望寻找的是能够就某一方面很有研究的学者，比如我们有对中国政治、环境、经济非常有研究的学者，现在我们还希望寻找一位对中国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王莉丽：前不久，中国中心举行了一次与达赖喇嘛的内部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您认为中国中心在此承担了一个什么角色？
杰弗里·贝德：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我们不是政府机构，我们没有任何的观点和立场，学者有自己的观点，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没有任何观点。在与达赖喇嘛的会议这个事情上，中国中心所作的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一个会谈空间，对重要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对任何观点都持包容态度，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我们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和机会。对于台湾问题也是这样，这是我们思想库做的事情，在人权问题、宗教问题上，我们也是如此，中国中心没有任何观占、，中国中心只是提供平台和论坛，而不是桥梁。
王莉丽：对于中国思想库及其未来发展，我很想知道您的印象和建议？
杰弗里·贝德：我相信，你现在所做的研究，将来会对中国思想库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去年，中国思想库的一些学者和我交流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智库有很多，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学者。中国现在也很重视同美国智库的交流。当中国有重要人物访问美国时，他们通常花一两天时间同美方官员进行会谈，然后再花一两天时间同美国智库进行交流。就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而言，我们欢迎更多的中国官员来访问和做客。中国官员同美国官员会谈和到美国智库演讲是不同的事情，两国官员进行会谈，都是严格按照事先准备的讲稿，通常都是不公开的，而到智库进行演讲和讨论则可以放开谈，而且通常都是公开的，这对中关关系应该是有益的。中关两国有互不信任的历史，彼此对对方都有猜疑。就美方来说，中国的长期意图是什么，中国崛起后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的崛起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等。就中方来说，美国是否想遏制中国，美国是否想阻挠中国取得在国际上应得的地位等。这些问题在中美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谈中很难得到完全的讨论，而通过在智库的演讲和交流，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充分地讨论，可以有助于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对于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非常坦率地讲，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思想库也有一些从政府退休的官员，但是他们退休后还是和在政府时一样，中国思想库的很多学者也感觉像是政府工作人员。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真正发挥作用，资金的独立、人事的独立都是需要的。但是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就短期而言，中国思想库如果想真正发挥影响力，我觉得可以从公开和私下两方面来讲。私下里，思想库的学者们应该无畏的发表观点，而不是揣摩政府官员的想法；那么公开来讲，中国大部分思想库都是附属于政府机构的，所有在公开场合或者媒体发表观点时，他们必须非常小心。总体而言，我认为一个社会，有不同的观点是健康的，应该允许、鼓励不同的观点。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约翰?哈姆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John J．HamrePresident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思想库要做的就是为政府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新思想。人们给我们提供资金，就是因为相信思想库能够产出创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能够采访到哈姆雷博士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我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安德鲁·施瓦兹(Andrew Schwartz)的访谈中，彼此交流得非常愉快，并且成为了朋友。于是在他的安排和帮助下，我有幸采访到了哈姆雷博士。与安德鲁的友谊也成为我华盛顿记忆中的美好。
时隔两年多，与博士见面时的场景，我至今清晰记得。那一天，华盛顿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灿烂纯净，我穿好套装，步行了差不多四个街区，15分钟的时间到达了位于K街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大楼。按照约定的时问，我到了CSIS的总裁办公楼层，秘书安排我在休息室等待，大约几分钟后，高大、温和的哈姆雷博士出现在我面前，并亲自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如果不知道哈姆雷博士之前的从业经历，他的学者气质、幽默谈吐和极为标准、缓慢的英文很可能让人会误认为他之前是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前国防部副部长。
哈姆雷生于1950年7月，1978年开始在国会下属的多个委员会工作，并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供职10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1997年，他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1997～199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2000年4月，他开始担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并在奥巴马当选后，出任国防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目前，据美国业内人士判断，哈姆雷由于在克林顿政府的任职履历，以及长期从事安全研究的经验等优势，都使其成为接替盖茨，出任下一届国防部长的强有力候选者。《纽约时报》2010年10月发表文章认为，一旦盖茨离任，哈姆雷将是出任国防部长的最佳人选。
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 William S．Cohen)曾经这样评价约翰·哈姆雷博士：
“他有着银行家的勤俭，有着教师的耐心，有着政治研究家的分析才智，他有一种神圣的信仰--要做人类天性中的善性的布道者。”
对此，我也深信不疑。
访谈实录王莉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采访到您，首先问您一个可能非常简单，但是未必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从您的角度，您如何定义思想库？
约翰·哈姆雷：（哈哈大笑）哈哈，你的问题真的有些难回答，我的妈妈总是问我，你们思想库是什么，在做些什么，她从来没有弄清楚。
总的来讲，思想库是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民社会环境下，对什么是思想库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即便在美国，也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目前世界上大概有6 000多家思想库，大部分都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欧洲，思想库大多是政府或者政党创办并且出资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中国应该也是这种模式，在美国却非常不同。美国的思想库大多是自下至上的模式，有人想成立思想库，他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他就可以成立，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都是这样的模式。但是，美国也有政府或政党成立的思想库，如兰德公司，最初是政府出资创办的，资金来自于政府，你就很难去批评政府，这是关键。美国也有很多利益集团创办的思想库。当我们谈论什么是思想库时，需要明白世界上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至上者两种模式，当我们在美国使用这个词汇时，通常指后一种。思想库就是产生于民间的、自下至上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从事政策研究、创造新思想、影响政府政策的、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
王莉丽：您认为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
约翰·哈姆雷：对于政府来讲，它需要创新思想，但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很难创造新的思想。我们思想库要做的就是为政府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新思想。人们给我们提供资金，就是因为相信思想库能够产出创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
王莉丽：在美国众多思想库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其他思想库相比，有什么不同？
约翰·哈姆雷：每个思想库都有自己的特点。对此，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希望能够比较明白地解释这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想建造一座房子，通常你需要找四种人：设计师、合同商、工人、供应商。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模式好比是设计师和供应商。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花时间写书，提出建议和蓝图。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更像是合同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房子建好，希望我们的建议得以实施。在CSIS，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如何影响政府、我们的渠道是什么。布鲁金斯学会是学术导向的智库，CSIS是项目导向的智库。我们有很多项目，学者们服务于不同的项目，以项目为中心。我们在做任何一个研究项目和计划之前，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受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造这座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