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秀丝：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思想库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同时，任何一个提供金钱的捐赠者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明确这一点；第二，美国思想库发展了100年了，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识，思想库的捐赠者们都认识到思想库研究的独立性，并且尊重这种独立性。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来得出结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除本身的基金外，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来源是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美国政府（如国务院人口、难民及移民局），公司，外国政府（如加拿大政府），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慈善机构，大学，研究所等提供的资金。我们要在这些资金与独立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和独立。
王莉丽：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常如何确定研究选题、开展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马秀丝：我们没有一种模式。问题的判断力、平衡问题的能力以及广阔的视野是最为重要的。
这也是一个有着良好声誉的思想库与平庸思想库之间的区别所在。在卡内基，研究选题的确定通常是由一个管理团队来确定的，这个团队主要包括总裁、运营总监、三个负责研究项目的副总裁、一个负责公共关系和外部事物的副总裁组成。董事会在研究选题这个问题上，通常是负责总体上把握机构的发展方向。当然，每家思想库的董事会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也取决于董事会任命了什么样的总裁，董事会是否满意这个总裁对整个机构的运作。对于董事会来讲，他们需要做出的通常是战略性的决策，比如说卡内基决定拓展中国研究。
王莉丽：您谈到董事会在不同思想库有着不同职责，那么董事会主席与智库总裁之间，你们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马秀丝：一家思想库的董事会负责任命总裁，把握思想库的战略性发展方向。
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更多像是一个负责筹集资金的团队，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更多像是一个工作团队，卡内基董事会由25人组成，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基金会负责人、知名学者等。对于董事会主席和总裁之间的关系，在卡内基我经历了几位董事长。我们通常是就思想库的发展战略、资金、研究选题等等各种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很难具体来形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主要取决于董事会主席的个人背景、个性、工作经历，以及他对这家思想库所投入的时间成本。
王莉丽：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年代，卡内基的视野和目标是什么？
马秀丝：我们希望看到美国有能力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现在美国正在失去领导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帮助美国理解全球不同的声音。到全球不同地方去，去倾听，去交流。
一个世纪以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一直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着自身。目前，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入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决策者、企业领导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理解、预测和阐述那些具有冷战后时代特点的经济、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深刻变化。每一个人都必须重新审视战争与和平之间，以及人类的痛苦与安乐之间的各种可能性。统观全局的思考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
多年来，卡内基在很多方面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但是我很难给你特别确凿的例子，因为一个思想的提出到最终成为政策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在莫斯科的研究中心，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高水平的政策沟通平台，我们改变了俄罗斯智库的发展方向。卡内基基金会通过其莫斯科中心形成了一个分析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公众政策的有效系统，有助于改进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提供了可供政府选择的不同方案。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政策辩论，为不同意见和声音提供沟通的平台。卡内基基金会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基金会与北京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对中国法律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王莉丽：一个思想库的核心创造力是研究人员，那么在卡内基，我们寻找什么样的研究人员？
马秀丝：毋庸置疑，我们寻找的学者都是在各种领域最顶级的学者，而且更为重要一点是他们都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和影响政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新闻界、法律界和公共事务领域，拥有不同学科的深厚资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美国华盛顿总部和莫斯科中心共有140多名工作人员。
王莉丽：当我们有了好的思想，好的研究成果时，通过什么样渠道去影响政策制定者？您认为哪种渠道是最有效的？
马秀丝：使用什么样的渠道取决于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受众。我们通过个人关系、大众传媒、会议等各种渠道和形式传播我们的成功，很难说哪一种最重要。
我们的很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听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基金会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
王莉丽：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两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您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还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对于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马秀丝：我觉得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从法制上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思想库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并且在国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不代表一国政府，但是可以沟通政府的声音。我也希望中国思想库更多加强与世界各国思想库的沟通与合作。每一个常到中国的人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发展，也会对一些中国面临的挑战印象很深。
我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愿望了，那时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各类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于是，我们举办了一些研讨会，邀请一些中国代表到华盛顿参会，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了我们与中国合作的第一步。后来，这种合作不断加强，过去只是一些会议上观念的交流，现在则深化到一些实质性合作。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对世界的作用都在加强，成为一个深层次影响世界、并被世界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和责任方。
王莉丽：您认为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马秀丝：新一届政府要经营和克服的外交问题很多，需要全球各国一起合作来解决。与中国相关的美国外交事务，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非常特殊的。一是气候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是如此严重。目前，在美国的对外议程中，白宫、国会都非常重视气候问题。而中国的政治支持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中关能在气候问题上合作，其他国家也会跟进。这是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新领域，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深厚的合作基础。第二个问题是伊朗总量，在伊朗问题上，俄罗斯、中国都有很强的战略作用。三是巴基斯坦问题，巴基斯坦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国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要克服消极面，并取得一些新进展，需要关中的紧密合作。
马秀丝博士的日程非常紧张，本来预定半个小时的采访超出了十几分钟，秘书来催了几次，但她依然非常平和地回答完了我的所有问题。之后，我们在一起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2010年初，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北京设立了“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马秀丝对外宣布了该中心的成立，她说：“去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显示出美国和中国需要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增进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紧迫性。
无论是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还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很高兴，通过与享有盛名的清华大学开展新的合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能够发挥自身的作用，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在北京的专家将与他们在华盛顿、莫斯科、贝鲁特和布鲁塞尔的卡内基中心的同事们一道，就上述问题和其他问题展开合作。”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借鉴了1994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成功经验，继卡内基基金会在贝鲁特和布鲁塞尔开启项目运作之后而成立。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久负盛名的亚洲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向美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有关亚太地区复杂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发展状况的准确而清晰的分析。一个由中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著名领导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将为卡内基一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提供建议和支持。
在马秀丝博士的引领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构建一个无所不在的政策影响网络。这对中国思想库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Deep Interview with American Think TanksREVOLVING DOORAmerican Think Tanks Research肯尼思·杜伯斯坦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Kenneth Dubersteln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 Ronald.Reagan美国思想库需要更加大胆在政策领域寻求影响力……在不跨越游说界限的情况下，思想库的学者们需要更多的传播理念，寻求影响力，放大思想库声音，通过各种方法影响政策制定者，更多的进行信息传播，更多的市场战略，现在还不够里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肯尼思·杜伯斯坦2008年5月，当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完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会议之后，我的美国导师 一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教授给了我五个人的采访名单，建议我联系并采访他们，这五个人中就包括肯尼思·杜伯斯坦。桑顿教授认为对这些人的采访能够极大拓展我的研究视野并且加深我对美国思想库和美国政治的理解。
自然，采访到像肯尼思·杜伯斯坦这样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仅凭我个人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桑顿教授建议我自己先发邮件与这些重要人物的助理联系，介绍自己并且表明采访意图。私下里，桑顿教授给他们每个人打了电话。能够遇到像桑顿教授这样的导师，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讲，都是极大的幸运。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可能对肯尼思·杜伯斯坦并不十分熟悉。在Google上可以查询到关于他的中文信息也寥寥无几。
肯尼思·杜伯斯坦生于1944年4月21日，曾在1988～1989年担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1981～1983年担任里根总统的法律事务助理。
在美国历史上，肯尼思·杜伯斯坦是第一个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犹太裔美国人。1989年，杜伯斯坦被里根总统授予公民勋章。加入政府之前，他是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在为里根政府服务的间隙，他曾为美国最顶尖的游说公司Timmens&Company担任副总裁。肯尼思·杜伯斯坦早期的政府工作包括在福特总统期间担任劳工部助理部长。他的公共服务生涯最早开始于在国会为参议员担任助理。
杜伯斯坦在很多大学、智库和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或者负责人，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他目前所担任董事长和总裁的Duberstein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战略咨询公司。杜伯斯坦是一位活跃而且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他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大媒体的评论节目中，并且时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
2008年1 1月，共和党元老级人物杜伯斯坦在接受CNN记者的采访中表示，他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
与杜伯斯坦的对话时间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5～20分钟，但他的热情、风趣和友善令我感觉像是与一位多年的老友聊天，而他对美国政治和思想库的深刻洞察更是极大启发和拓展了我的研究。
访谈实录王莉丽：尊敬的杜伯斯坦先生，谢谢您给我这次访谈的机会。我带着很多问题而来，桑顿教授介绍说您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
肯尼思·杜伯斯坦：呵呵，我不知道是否能够给你满意的答案。
王莉丽：您的职业生涯跨越政府、思想库、游说公司、咨询公司，我想知道，从您的视野，您认为思想库是什么样的机构？思想库与咨询公司、游说公司有什么区别？
肯尼思·杜伯斯坦：思想库是不做游说的，思想库是提供信息、研究和讨论平台的机构，思想库是研究者的家园，思想库寻求改变观点的机会。思想库虽然从事政策的研究，但他们所要做的不是去游说改变政策，而是提供信息源和不同的观点。即便他们认为很重要、需要改变的政策，他们也不会去从事游说，他们会作为信息源和提供研究支持。
王莉丽：您如何看待美国思想库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
肯尼思·杜伯斯坦：像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思想库，他们为政府提供很多研究服务，提供知识内容，告知和教育公众。
思想库承担着重要而多元的角色。他们为两党政治服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入主白宫，白宫、国会、行政机构的人，都会到他们尊敬和信任的思想库寻找信息和建议。很多远离政治核心的公众，他们也阅读思想库的研究报告，获得信息。
王莉丽：您认为这些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制定有直接的影响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