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的社会群体结构日趋“原子化”。原来工商业主阶级、劳工阶级、农民阶级三足鼎立的格局结束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多元社会群体的结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产阶级内部又分为诸多有着不同偏好的亚社会群体。它们迫切要求政府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来代替单调的统一性服务。
马克斯·萨维奇（MaxSawicky，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1992年在≤社会政策》（Socialpolicy：winter1992/7）杂志上发表《何谓新范式：新右派的指导理论》一文，该文梳理了美国政府自80年代以来开始探索的政府新范式的有关论点（其中包括市场化、分权、选择、授权、实用主义）。
作者最后给出的观点是：“权力，首先是指个人收入以及自由支配个人收入的权力。”，“权力是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直接控制。”
1993年美国戈尔报告的第二章题目就是：“顾客至上（PuttingCustomerFirst）”。该报告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重塑提出若干建议。“顾客至上”一章所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倾听顾客的声音——让顾客做出选择”。后三个建议依次是“使服务组织展开竞争”、“创造市场动力”、“利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从该章的建议顺序，可以发现纳税人的选择权力与竞争、市场动力、市场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说，纳税人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力构成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的基础。没有消费者的选择，哪里来的市场供求机制呢？
1993年9月11日，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设立顾客服务标准》的第12862号行政令。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责令联邦政府部门制定顾客服务标准。该行政命令称：“顾客至上意味着联邦政府为美国人民提供能够得到的最高质量的服务”。行政令提出了8条要求，其中第6条要求政府部门“为顾客提供选择公共服务的资源和选择服务供给的手段”（“ProvideCustomersWithChoicesInBoththeSourceOfSer-viceAndTheMeansOfDelivery”）。
1994年9月国家绩效评论专门出版了一个专集名为《顾客至上：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标准》，专题介绍政府各部门制定服务标准的情况。
以上都是通过引证分别说明美国政府改革服务市场化的三个要素。下面以引证皮埃尔（JonPierre）对“政府的市场化”（TheMarketizationoftheState）的完整界定来结束本节。
“国家的市场化”的三层含义是：
一为“利用市场标准去配置公共资源，并且利用市场标准去评估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供给者的效率。”
二为“国家的市场化与新公共管理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它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新公共管理‘是移植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的一种管理模式，其强调的是以结果为本”。（“新公共管理”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决策和执行的分开——笔者注）三为“个体可以像在自由市场一样在不同的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
（第二节政府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主要目的
美国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的主要目的有三，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借助市场机制吸纳私人之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供给效率；较深远的两层目的是：有机配置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功能优势，形成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的复合型制度安排；瓦解特殊利益集团对公共服务决策的渗透和分利行为，显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真实需求。
一、借助政府公共服务输出的市场化来吸纳私人之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供给效率
Felix.A.尼革鲁（Nigro）与LloyctG.尼革鲁在《现代公共行政》（第7版）中，以“财政压力之下的管理”为标题，列了六个子目录：“私有化”、“公共财产出售”、“合同出租”、“用者付费”、“志愿者”、“质量小组”。不断修订的美国《现代公共行政》的这种编排充分说明，政府功能输出的市场化是在财政压力之下引发的，最直接的目的是缓解财政压力下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的危局，摆脱税收下降与公众要求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困境。
美国行政改革中政府公共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发端于州与地方政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压力。财政压力来源于四个方面：70年代的经济滞胀、70年代末的抗税风潮、联邦对州及地方补助的削减、州与地方政府必须做到预算平衡（不能像联邦政府那样出现预算赤字）。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从根本上削弱了州与地方的税收来源，美国1971-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2.9%，而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率却高达7.40%。1978年6月6日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3号提案，把地方财产税减少了一半。人们不能再忍受对通货膨胀和公共服务质量不佳的双重不满，抗税风潮蔓延。1978年11月4日，也就是加州投票后的五个月，17个州的政治家与限税团体设置税收的最高限额，并进行投票表决，除了五个州没通过外，其余12个州得以通过。经济滞胀已经使州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江河日下，各地的抗税风波更使州与地方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将分类补助改为整笔补助）减少对州与地方的补助。
到1982年，各州和地也方政府失去了近1/4来自联邦的经费。1982年是自1978年大萧条以来衰退最严重的—年。各州与地方政府眼前实在是无路可走，只能是另寻它途了。
各州与地方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只好改革其政府公共服务输出方式。各地的改革探索开始了，最终汇聚成一股政府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潮流。“市长和州长们接受了’公私伙伴关系‘，并且制定出一些（除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选择方式，来向社会提供服务。”亚利桑那州凤凰市的公共工程局同私人公司面对面地平等竞争处理垃圾收集、街道整修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合同。
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建立了六七个私人非盈利公司来重新开发城市。
弗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建立起许多利润中心，那里挣得的收入超过了税赋收入。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房管局将100套单元的一处房地产出售给居民户。
明尼苏达州等州政府让家长及其子女自行选择他们的公立学校。
南卡罗来纳州采用一套业绩奖励制度，让学校和教师为试行新方案而竞争资金和竞争奖金。
90年代的许多州长（如佛罗里达州州长劳顿·奇利斯、马萨诸塞州州长比尔·韦尔德、俄亥俄州州长乔治，沃伊诺维奇）就是打着“重塑政府”、“公私伙伴关系”等旗号竞选上台的。
1990年的经济衰退也促使联邦政府通过政府功能市场化途径来提高政府功能输出能力。1990年布什总统发起“农村美国运动”（PresidentialInitiativeOnRuralAmeri—ca）。该计划鼓励建立政府间合作关系、公私合作关系，以更好地推进美国农村发展。
1992年4月3日布什总统发布第120803号行政令，放松了各州及地方出售公路（highway）资产的限制，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1993、1994年私人资本参与公路、污水处理厂基础建设的步伐加快。
1996年财政年度的美国财政预算降低了联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包括航空、公路、铁路三个方面），削减对州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补助。各州及地方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运用市场制度以获取基础设施的财源。
总之，以政策创新补财政之不足，是政府功能输出市场化最直接目标。
二、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复合制度安排，有机配置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优势功能
霍得（Hood）在1987年将公共行政界定为：“公共行政是关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安排”，（Hood.（1987）“PublicAdministration”P.504，inVBogdanored.“TheBlanckwellEncyclopaediaOfPoliticalInstitutions”，Oxfo‘rd：BasieBlackwell.）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之后关于公共服务输出的制度安排是：政府“收税和提供服务”。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关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许多公共服务是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比如宗教团体，种族协会和街坊文教馆”。美国自80年代以来，关于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正在形成一种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有机配置的复合性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最主要目的是：去除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劣势，通过“杂交”配置，突出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共同完成供给公共服务这一目的。
政府和市场各有其功能优势和功能劣势，这是在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不争事实。
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劣势和优势的论述是建立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上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一段时间可能致力于分析市场交换的缺陷，突出政府权威干预的合理性（如20年代以来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思·阿罗的著作），一段时间可能是致力于分析政府权威干预的缺陷，突出市场交换的优越性（如詹姆斯。M.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著作）。对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领域做过完整剖析和论述的是，查尔斯·林德布隆姆1977年出版的《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美国兰德公司研究生院院长查尔斯·沃尔夫（Wolf.
Charles）1988年出版的《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一书，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优劣势及其原因。
下面综合林德布隆姆和沃尔夫的观点，列出一份政府权威和市场交换功能的比较清单。
第一，政府权威功能劣势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
1、政府权威在供给私人物品过程中的功能劣势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其一，政府权威无法明确人们真正需要的数量和质量。
因为政府权威无法或者没有能力寻求出他们计划决策所要求全部真实的信息。这恰恰是由政府权威的结构决定的。
政府权威是以等级制和官僚制的静态结构存在，它运用专业化的技能和程序化凝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政府权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个消费者的既有差异而又不断变动的需要信息。如此复杂而庞大的信息根本就无法通过有既定容量的官僚制的信息通道，全部到达决策者面前；政府权威运行的层次性更加剧了信息运送的时滞；等级制的下级往往扩展运用自己的权威，为了局部利益上报虚假的信息。交换制度的结构恰恰能把复杂的决策问题变为简单的决策问题。个人通过简单的购买行为，通过影响价格机制的变动，从而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动，厂商的生产决策恰恰就是根据个人简单的购买行为所显示的需求。
其二，政府权威可优先配置某种资源，但不能长期有效配置资源。因为它缺乏有效价格这个工具。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多用点资源放在一种产品上，就意味着在另一种产品上少用一点资源，不同的组合具有不同的效果。交换制度具备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找出边际比率，即资源用在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收益都相等，使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种产品的价格比率。在权威制度下财恰恰恰缺乏这种有效价格。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期，为着特定的目标，可优先配置一些资源，使用时边际成本为零的政府权威尤其能够做到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威配置资源的低效已在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证明，并成为改革的对象。
其三，权威直接控制（管制）下的企业缺乏动力机制。
在权威制度之下的企业，是权威作用的客体，是政府的附属物，缺乏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在实践中既不能像市场交换下的企业那样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取得“动态效率”；也不能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主动进行组织创新，取得所谓的“X效率”；也不会积极寻求和使用目前可能最好的技术从而取得“技术效率”。交换制度之下的企业，尽管现实中不存在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产品的价格并不严格按边际成本定价，但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积极寻求一切可能降低成本实现最大利润的机会，就连垄断企业也不例外。
其四，造就了庞大的官僚队伍。这就形成了发展经济的巨大负担和障碍。集中管理、协调、监督、控制权威制度之下的经济本来就要庞大的人员，加之权威作用的过程中自我膨胀的特点，使得管理经济的庞大队伍急剧扩增。计划经济国家是这样，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管制工商企业的队伍也随着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而膨胀。
2、政府权威在直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劣势
其一，成本和收益的分离导致成本的提高和过剩。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活动的生产成本必须最终来自于自身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权威活动的成本来自于强制性的税收。这种根本的不同，使得权威组织没有消费者行为，市场份额和盈亏底线那样的硬性约束。再加之权威在运行中扩展使用权威，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使得权威活动的成本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权威在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过程中有自身的特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具有垄断性；同时检验物品质量的标准不确定；在采用何种技术上往往难有定论；一旦供给活动不成功，也无可靠的终止机制（企业失败则有倒闭的危险）。权威供给公共物品的这些特点更加剧权威活动的成本上升。因而在权威实践中，权威组织往往追求预算越多越好，所采用的技术越先进越好，办公设施越豪华越好，办公手段越现代化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