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当选后的1981年春天，虽然有促成改革的财政形势，但里根总统与国会的预算之争冲淡了改革的议题，里根总统只是主张把社会保障转移到福利志愿者组织中去，并强调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并没有长期的改革战略。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最终还是提出，把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做为平衡预算的突破口，因为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财政危机毕竟为改革提供了机会，使既得利益者、国会在一种不变革无以求出路的情况下达成改革的一致意见。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Stockman）告诉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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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出一个削减总计45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项目的建议。中心措施是对提早退休者削减补助25%，许多受这项决定影响的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所以这点建议很快能削减140万受益者的补助。另外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Stockman）提议削减40亿美元的基本补助，推迟3个月发放生活开支津贴。里根总统的高级顾问不愿把这件得罪人的事与里根联系起来，斯托克曼（Stockman）遵照里根总统的意见，让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施韦克（Richard Schweiker）在1981年5月宣布这是自己的建议。
但里根行政当局在国会一系列的胜利使里根的助手过于自信，施韦克的提议很快与里根挂起钩来。民主党迅速作出反应，在一片反对声中，参议院以96比0的悬殊票数反对任何“不公平的”对社会保障项目的锐减。最后经过妥协，国会两院终于在1981年5月21日通过了里根新政府第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预算案。在6950亿美元的预算开支中，削减社会福利开支360亿美元。这项改革政策是妥协的产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但是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谁也不愿首先提出出力不讨好的任何解决办法。信托基金继续萎缩。里根担心削减社会项目的创议又会给民主党人一个提出公平问题的机会（即议会中的民主党人又会以公平为箭牌否定总统的提议）。于是里根总统宣布成立一个代表各利益团体的委员会来制定一项解决信托基金财政赤字的计划，其中众议院发言人内尔（Tip.0.Neill）与参议院多数领袖贝克（HowardBaker）各自任命自己的人选组成委员会。一般来说诸如此类的委员会只能提出诸多建议，却很难制定实质性政策。
这个委员会却最终达成一项妥协性的方案，最后于1983年形成一个社会保障修正案（1983 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1983年根据该方案所实施的改革，大幅度地削减了社会保障项目。这也只有在老年人退休信托基金发生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各方达成的一致。
1983年退休金政策改革的内容是：
推迟六个月发放生活补助；第二点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接受补助者的个人负担，即如果个人可支配的毛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上（或共同收入在32000美元以上）者，50%的退休金补助来源于收入税。当通货膨胀推动名义收人的增长，退休金的来源也增长。以前退休金发放与生活开支指数化，但退休金来源不与毛收入指数化，这是退休信托基金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后，通贷膨胀推动名义收入增长，退休金的来源随之增加。这一举措使越来越多的退休金来自个人税收。从而增加了个人负担，减轻了政府包袱。第三，自2000年始把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已经决定在65岁退休。
1983年社会保障修正案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该修正案使政府较大幅度削减了退休金支出。据估计，在1985至2030年间，改革后的退休补助会有实质性降低，对低收入者来说将从原来的63.8%降到51%，对中等收入来说将从40.90%降到35.8%。
1984年重新当选的里根总统不敢贸然进行激进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1985年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多尔（RobertDole）等人担心高赤字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故，又旧话重提。但里根不愿再卷入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
1986年22个共和党人重新当选参议员，加强了共和党人的力量，提出要冻结一年的生活开支补助。里根总统对此不予积极支持。民主党拒绝考虑该建议。为了换取国防开支的授权，总统只削减了部分社会福利项目。四面碰壁的参议员多尔重新认识到擅自改变退休金补助这样一个普遍受欢迎的项目是多么的危险。里根当局希望多尔削减社会保障项目的提议是最后一次。
1987年10月19日世界金融市场的崩溃，道琼斯股票一天之内使纸币价值损失1/40预算赤字又一次给政府带来压力，接受“预算上限”又重新提上议程。但里根政府在削减财政赤字的措施中惟一得以幸免的是社会保障项目。
里根总统在1987年10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为了削减赤字“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就是不能削减社会保障项目，这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然而用来削减财政赤字的选择手段毕竟有限，社会保障项目不久又成为争论的热点，许多人又提出了限制生活开支补助的建议。与社会保障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迅速做出反应，抵制压缩社会保障项目的政策倾向。并且，随着金融市场危机的消除，1987实际上并没有再削减社会保障项目。
保守党的努力的确导致了公共退休金的边际调整，这种边际调整包括在退休金补助削减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市场化的私营部门退休计划。但统一而有力的抵制力量使保守党败下阵来。行政决策不是以行政部门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各个阶层互动妥协的结果。也只有退休信托基金面临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公共退休金政策才做了边际调整；正因为退休金政策有强大的社会基础，退休金政策面临强大的利益集团阻力，即使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它仍然能生存下来，且仍有长驱发展的势头。
案例2：80年代的住房政策改革
与退休金政策改革相比，住房改革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美国1937的国家住房法案（NationalHousingAct）规定，公有住房的补助对象只是穷人，因为穷人最需要补助。
的确，公有住房项目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权利项目。权利项目是指公民天生具有享受某一福利项目的权利，公民获得相应的权利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资格要求。当时住房政策的设计目标是更多地依靠自由市场提供私有住房。政府为了让绝大多数公民通过市场来获得住房，设计了多种辅助性的制度安排，这些辅助性的制度安排有出租房屋，提供抵押贷款，适当安排公共住房建设，直接提供各种补助等。一般公众比较喜欢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个人选择住房，因为政府的各种补助在较长时间内分散了住房购买成本。
1938年时，英国有100万套公有住房，美国在70年代时才达到这个水平。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时，30%的家庭住在公有住房，而美国只有1%的家庭住在公房里，2-3%的家庭获得私人租房津贴。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低收入者、中产阶级、建筑发展商三个利益集团联合推动了联邦住房补助的增长。60年代末期，低收入住房政策抬头。建筑商和银行家推动了1968年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案（The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 of 1968）的制定。直到70年代末期，公有住房保持着缓慢而稳健的增长。70年代后半期接受住房补助的总人数比以前增加到了50%。当然，1975年对低收入住房的预算安排只有900亿美元。卡特时期继续增加了住房和城市发展的支出，并注重新的住房建设。在两种政策惯性推动下，1981年联邦长期预算中的住房安排是2500亿美元。政府在公用住房方面支出的增长跟巨大的赤字财政压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住房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美国总统住房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ousing），明确提出三项改革措施：其一，切实停止新的住房建设；其二，实行以引入凭单制度为中心的新补助体制；其三，将大部分的公有住房私有化。
里根政府的住房政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其一，与公有住房相关的利益集团抵制能力有限。与低收入住房相关的利益集团首先是全国住房和再发展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and Redevelopment）与低收人家庭联盟（Low-Income Housing Coalition），它们是压缩住房补助的直接阻力，但其可运用的资源实在有限，难于有效抵制住房改革。
其次，是强有力的建房利益集团（由房地产经纪人、发展商、银行家组成的职业性利益集团）及州与地方政府是住房政策改革间接的阻力，但公有住房不普及（只占1%）。
摆在这些利益集团面前的利益份额太小，难以形成持久抵抗的诱惑力。
再次，华盛顿把住房建设决策权留在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及白宫手中。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塞缪尔·皮尔斯（SamuelPierce）无足轻重。为了进一步削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力量，联邦政府将该部永业性全日制公务员削减了21%，将其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削减了38%。可见，总统对具体政策部门的控制能力是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这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政府首脑总是想大力推进包括机构改革、政策改革在内的行政改革，但是政府各部的部门利益，往往使改革举步维艰。政府首脑与各部的力量对比，是行政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住房在美国不是一个权利项目。在国会中找不到对该项目进行有利支持的联盟（1986年以前，共和党人一直控制着参议院），这是推动住房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
住房改革的具体内容：
第一，在供给方面，限制了新的住房建设。尽管1981年之后国会给予里根政府更多的资金去建房，但是实际上对住房建设的削减幅度还是比较大的。1983年，取消了第八条款新建项目（Section8NewConstruction），从而降低了住房面积。1986年与1982年相比，受补助的住房数目减少了80%。
第二，对住房补助方面的改革：即提高了租金，引进凭单制度。1981年国会同意租房者支付房租的份额从收入的25%提高到30%。该立法将政府住房补助削减了14%。降低住房补助量，使高收入阶层对受补助的住房渐渐失去了兴趣，逐渐走向了自由市场去选择自己的私有住房。这样住房优惠的对象就逐渐集中到最穷而又最需要补助的阶层。
1983年里根政府又提出了一个进一步削减补助的方案，该方案如果实施的话，可以使接受政府补助的家庭平均少得44%的住房补助，国会拒绝了这种锐减住房补助的激进方案。
引进凭单制度的目的在于直接给予消费者资源，通过消费者在住房市场上的自由选择，引发住房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凭单制度实施时的口号是：“从资助砖块和泥浆转变为直接资助个人”（From Subsidizing Bricks And Mertar To Subsidizing People）。政府补助额是这样计算的，即舒适居住条件下的房屋租金（全国范围内测算的一个定值）与家庭总收入的1/4之差额。
补助砖块不如补助个人，鼓动生产不如刺激消费。在政府看来，引进凭单制度一是可以抑制消费需求的无限制的增长，可以部分显示消费者的真实偏好；二是可以相对较少地干预市场经济，为政府最终从低收入住房市场上完全撤退作准备。1983年凭单制度遭到国会的抵制，实际上只有15，000个家庭作为示范进入凭单制度，这跟政府1983年使120，000个家庭进入凭单制度的目标相差甚大。但是，1987年国会通过的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案（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确立了凭单制度。自此以后，进入凭单制度的低收人家庭日趋增多。
第三，公有住房的私有化。有两个措施：其一，出售公有住房的股票，其二，制定旨在刺激政府和私人共同投资的房客管理计划（Tenant-Management Schedule）。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JackKemp）主张通过立法鼓励住房的私有化（肯普在布什1988年大选成功后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他期望将100万套公有住房私有化，但该项计划却难以奏效。因为穷人以外的人已排除在享用公有住房之外，但穷人实在又买不起私有住房。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助理瓦伦·伦德奎斯特（WarenLundquist）估计，在120万套公有住房之中，只有2-3万套能卖出去。强调公私合作的房客管理计划旨在刺激公共和私人共同投资，这项计划后来成为布什的住房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里根时期推行这项政策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出现重大的腐败丑闻，共损失纳税人税收60亿美元。联邦政府为了在适度复兴项目中（Moderate Rehabili-tation Program）实行公私共同投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控制着政府投资的决策权。政务官手中的决策权对私营部门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哪家私营部门从事复兴项目的建设，哪家企业就会得到政府慷慨的资助，私营部门向政务官的寻租便在预料之中。前内阁部长詹姆斯·瓦特（JamesWatt）对住房政策一无所知，却有权对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皮尔斯发号施令，来分配政府的住房投资。瓦特为承包商说情并收贿几十万美元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共和党政治性任命官员控制相关权力，本来是为了推动改革，这种集中控制的权力却最终演变成分配恩惠的工具。这也是改革的悲剧色彩所在。
复兴基金的资金分配决策权力集中是腐败根源。1983年前适度复兴基金按照一定的程序分配给每一个州。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认为补助基金太分散，犹如撒芝麻，把受补助的单位从2万个减到6600个，该部门集中了项目选择的决策权。权力的集中兼之发展商对有限补助的竞争性索取，这给腐败拓宽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