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着，加起来总有一二百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一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城市，近十几年，又随着我来到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中学生，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密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尔后，“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愈演愈烈。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再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里从农村迀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撬开了木箱的诱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高升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取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视野，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味道是酸是甜，情绪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小妤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会背《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诗句。
可能和从小就失去母爱有关系，她的性格有些内向，也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四岁，个子却和她一般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青睐。每天我到塾斋都很早，趁老先生还在吃饭，她就过来和我闲谈，还常常偷偷地拿出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一次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都要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北墙上的孔夫子像。有几次，我从侧面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在偷偷地听我背书，生怕我出现差错遭致斥责。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弯作弹弓，去弹射他人，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她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浆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同学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地耐心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简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了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台下的人群早已慌做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一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践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价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一流人物。
最有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把棒棰，嘴上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过去，抡起棒棰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张着大嘴呵呵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
这里，顺便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在《青灯有味忆儿时》一文中，我写了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师去家里探视，她都要随着前去。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稻操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圪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稻操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剌一般，把我全身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柴操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往哪面靠都有尖刺顶着，而且，根本无法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林秸一捆一捆地捣动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我在《碗花糕》一文中写了，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厚福。一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
“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才有了我，因此，开头我的大名叫做“晚芳后来他又根据一句什么诗给我改成了“野芳”“不论“晚芳’还是“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千家诗》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共洛阳花下住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欧阳子似乎很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就在这次闲谈之后不久有一天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把小妤嫁过来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命相不对。咱们的孩子属猪亥属水；小妤属羊未属土土克水所以说：“水土无常运，猪羊不到头、与水命配婚，最好是属鸡或者属猴的，申、酉属金，金生丽水。命相不对，早晚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五行相生、相克”的宏论，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是费词，就像无须过问一根针尖上能够站立多少天使一般。
从那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妤姐。一天早上上学，发现我的书桌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从《大学》到《孟子》的全套“四书”，书页全部用蜡液褽平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音信也杳然了。1948年底私塾停办，家居无事，追思曩昔，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一首涉及到小妤姐：
秋水映长天，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相见待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