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连衫裙
靳希
这两家人的活动引起了更多的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向政府、教会和学校呼吁：应该帮助这条没有人行道、没有自来水的街上的居民，他们的境况这样糟，可是他们仍然在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1909年的春天来到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可是，她没能给盖特街带来新面貌。临近的那些漂亮街道上的住户们都已忙开了：拾掇闲了一冬的小园子；粉刷、油漆房屋；为夏天准备好剪草机……盖特街却仍是老样子：又脏又乱。
盖特街是条短街，但走过这条街的人都嫌它太长了。当然，住在这儿的人都没多少钱，穷人的要求是不多的。
他们有时能找到点儿活干，有时为找工作而奔波；他们的屋子多年没有油漆粉刷了，院子里连自来水也没有，盖特街的住户只好到街角的水栓那儿去提水。
街上的景象当然好不了——没有人行道，没有路灯，街道一头上的铁路线给这儿增添了更多的嘈杂声和尘土。
春天来了，别的街上去学校读书的小姑娘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裳。但是，这个盖特街来的小姑娘还是穿着那件她已穿了一冬的脏罩衫，也许，她只有这一身衣服？
她的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多好的小姑娘呵！她学习起来可真用功，她懂礼貌，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惜，她的脸从来也不洗，还有一头蓬乱的头发。
一天，老师对这个小姑娘说：“明天你来上学以前，请你为我洗洗你自己的脸，好吗？”老师看得出，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第二天，漂亮的小姑娘洗干净了脸，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放学时，老师又对她说：“好孩子，让妈妈帮你洗洗衣服吧。”
可是，小姑娘还是每天穿着那身脏衣服来上学。“她的妈妈可能不喜欢她？”
老师想。于是老师去买了一套美丽的蓝色连衫裙，送给了小姑娘，孩子接过这礼物，又惊又喜，她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第二天，小姑娘穿着那套美丽的衣服来上学了，她又干净又整齐，兴高采烈地对老师说：“我妈妈看我穿上这身新衣服，嘴巴都张大了。爸爸出门去找工作了，可是没关系，吃晚饭时他会看到我的。”
做爸爸的看到穿着新衣衫的女儿时，他不禁暗暗说，真没想到，我的女儿竟这么漂亮！当全家人坐下吃饭时，他又吃了一惊：桌子上铺了桌布！家里的饭桌上从来没用过桌布。他不禁问：“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整洁起来了。”他的妻子说，“又脏又乱的屋子对我们这个干净漂亮的小宝贝来说，可不是个好事。”
晚饭后，妈妈就开始擦洗地板，爸爸站在一旁看了会儿，就不声不响地拿起工具，到后院去修理院子的栅栏去了。第二天晚上，全家人开始在院子里辟一个小花园。
第二个星期，邻居开始关心地看着小姑娘家的活动，接着，他也开始油漆自己那十多年未曾动过的房屋了。这两家人的活动引起了更多的人的注意，于是，有人向政府、教会和学校呼吁：应该帮助这条没有人行道、没有自来水的街上的居民，他们的境况这样糟，可是他们仍然在尽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几个月后，盖特街简直变得让人认不出了。修了人行道，安上了路灯，院里接上了自来水。小姑娘穿上她的新衣服的六个月后，盖特街已经是住着友好的、可敬的人们的整洁街道了。
得知盖特街变化的人们管这叫“盖特街的整洁化”，这个奇迹愈传愈远。
其他城市的人们听到这个故事，也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整洁化”运动，到1913年，有上千个美国城镇组织了修理、油漆房屋的活动。
当一个老师送给一个小女孩一套蓝色的新衣裳时，谁能料到会引起什么奇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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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蓝色的连衫裙，发动了一场爱的蝴蝶效应；一个偶然的善举，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奇迹。可见，爱心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穿越生命的时空，穿透人们密闭的心灵。
假若人有魂
马光复
我久久伫立着，目送那远去的汽车。心中又忽然想起，老人说，人是有魂儿的。
我相信了：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听老人讲，人是有魂儿的。但我不信世界上会有什么魂儿。
可最近我却看到了。
我乘坐的火车呼啸着开出了石家庄市。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满满登登。
刚上车的一个小伙子，看到一个座位上放着本又脏又破名叫《野女艳史》的书，抄起来，扔到茶几上，旁若无人地坐下。
邻座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对号入座，这儿有人。”
那小伙子眼一瞪，鼻子一抽，脸上肌肉一抖，怪怕人地望着对面座位上的一位穿红上衣的十来岁的小姑娘，问：“是吗？”
小姑娘点点头说：“是。那也是一位大哥哥，他好像是去打开水了。”
话音刚落，那打水去的粗壮的小伙子已经回来了，他凶煞似的吼道：“狗杂种，滚起来！”
坐着的小伙子连头也不抬，一只手在裤兜里摆弄着，那分明是一把匕首。一会儿，他眼睛往上一翻，说：“少犯嘎！老子有票。座空着，就要坐，坐定了！”
火车的轰鸣声夹杂着不堪入耳的争吵与谩骂，像冰水一样灌入耳中，让人肌寒血凝，连心都凉了。我暗自想，假如人有魂儿的话，那有些人大概仅只有一个躯壳了。
四只手揪巴在一起，一场厮打迫在眉睫。
没有人劝，也没有人去拉。
忽然，那个穿红色上衣的小姑娘站起身，眨眨有着双眼皮的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声儿像银铃似的说：“别打架啦！我要下车了。你们过来一个人坐这儿吧。”
四只手松开了。一个小伙子坐到小姑娘让出的座位上。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才把目光集中到那小姑娘身上。她那胖乎乎的白净净的好看的脸刹那间红了，红得跟苹果似的。她抿抿嘴，甩了一下脑后的油黑油黑的头发，提着一个不大的旅行袋向车门走去。
火车在保定站停了。我想，她肯定在这一站下车了。
这趟车终点站是北京。到站了，我下了车，在河样的人流中穿行。出了站口，我快步走向公共汽车站。
天啊！我忽然看到了那个小姑娘：大眼睛，双眼皮儿，好看的脸，油黑的头发，红上衣……她不是三个小时前在保定站下车了吗？
难道我看到了魂儿？我不信。难道是看花了眼？决不会！那么，她是躲到别的车厢，一直站到了北京？
我想追上她真诚地对她说一声：“你真好，我不如你。”可终于没有追上，她拎着那只不大的旅行袋挤上了公共汽车，门关上，车开走了。
我久久伫立着，目送那远去的汽车。心中又忽然想起，老人说，人是有魂儿的。
我相信了：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美文欣赏
假如没有灵魂，那么我们用什么表现高尚人格？假如真的有灵魂，那么世界上应该有太多的冷漠与丑恶。红衣小姑娘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人有魂，国有魂，那就是伟大生命的脊梁。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
白医师的葬礼是镇上最盛大的一次！他的遗体安放在克鲁勃殡仪馆的走廊里，镇上的每个人都去瞻仰遗容，向他致敬，后来就葬在河景公墓里。
白医师不像一般的医师那样，留着黑色的胡髭。可是他的确是个好医师。他在我们镇上行医多年，经他诊治过的人，比镇上任何医师都多；可是他赚的钱却比旁的医师少得多。因为他常替穷人看病，而他们都拿不出钱来。
到了冬天，他常半夜里爬起来，开20英里的车，去诊治一位太太或孩子的病，或救治受伤的人。
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白医师的诊所在莱斯服装楼上，要走一条窄窄的楼梯上去。诊所里总是坐满了人。楼梯脚下挂着一块招牌——“白医师——诊所在楼上”。
白医师还是一个单身汉。有一次他本来打算跟银行家的女儿克朗威小姐结婚，可是到了结婚那一天，有人把他请到乡下去诊治一个墨西哥孩子。克朗威小姐很生气，就把婚礼取消了。她说：“一个把墨西哥孩子看得比婚礼还重要的人，一定不是个好丈夫！”镇上许多太太小姐们也都同意她的看法。墨西哥孩子后来病好了，他的父母非常感激白医师。
40年来，镇上拐脚，瞎眼的都爬上白医师诊所来看病，白医师从没有拒绝过哪一个病人。
有人说白医师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他爱在酒店里面的那间小房间里喝威士忌，玩牌。可是他却活到70岁。有一天，他晕倒在诊所沙发上，就这样去了。不过那时候，他乌黑的头发已经变成白色。
白医师的葬礼是镇上最盛大的一次！他的遗体安放在克鲁勃殡仪馆的走廊里，镇上的每个人都去瞻仰遗容，向他致敬，后来就葬在河景公墓里。
大家准备筹一笔钱，做一个精致的墓碑，放在他的墓前，以志纪念。大家在讨论墓碑上要刻些什么话。有人说最好刻一首挽诗，可是白医师不喜欢诗。这件事拖了一阵子，就没下文了。
有一天，殡仪馆老板克鲁勃说：“白医师的墓碑早已安放在他墓上了。”原来白医师打算结婚那一天，误了婚礼救活的那个墨西哥孩子，他的父母一直记挂着白医师还没有墓碑，可是他们也没有钱替他立碑，结果就把白医师诊所楼下的那块招牌，安置在他墓上，上面写着：“白医师——诊所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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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的人，永远都会“活着”。因为，即使他的肉体倒下了，腐烂了，但他的精神也会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头。能被历史铭记和讴歌的，永远都是那些无私无畏的高尚者，正如小镇上那位可敬的白医师。
没有完成的佳作
［英国］ＪＡ汤姆
我强烈地意识到即将摄成的照片必定具有惊人的新闻效果和价值。我那职业责任感催促我将它摄下来。但我无法让手点燃闪光灯，那无疑会打扰可怜老人那痛苦的内心世界。
那是15年前的一个早春——这天，惨白的阳光照着刚吐绿芽的树枝。年轻的我作为一名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正驱车驶向一处我不愿看见的地方去。警方广播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家中的车道上倒车时意外地撞倒了小孙女，导致了一桩死亡事故。
我把车停在警车和电视采访车之间，立刻看见一个身穿棉工作服的壮实的白发男子正站在一辆小型运货车旁。几只照相机对准着他，记者们把话筒伸到了他的面前。这位老人看来完全处于迷惑之中，正竭力回答记者的提问。他几乎只是在抖动嘴唇、眨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一会儿，记者们放过了那位老人，跟随警察拥进了一间小白屋。在我想象中仍能见到那位备受精神折磨的老人正俯首注视着车道上曾站着孩子的那块地方。屋旁是一个刚培土的花台，不远处有一堆黑油油的沃土。
“我当时只想到那儿去撒那些肥土，”老人对我说着，尽管我并没有向他提问什么，“我甚至不晓得她在门外。”他伸手指着花台，尔后又让手垂回腰际，重又陷入了思虑之中。而我正如一个合格的记者那样踱进屋去看有谁能够提供那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速写本上记满了全部细节，口袋中插着一张那天真无邪的女孩在照相馆拍的3×5寸的相片，又朝警察说的放尸体的厨房走去。
我随身背着照相机，是那种又大又笨的“斯比古劳”牌的。这当时就象征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主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所有人都已退回屋外去了。我跨进厨房来到现场。
从拉着带绉边窗帘的窗口透出的阳光照出，在一张塑面桌上躺着一个包在洁白被单中的纤小的身躯。那位祖父不知怎的总想避开众人，他正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侧对着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出现，只是难以名状地死死盯着裹住的尸体看。
屋里非常宁静，时钟在嗒嗒地走动。我看到，那老祖父慢慢向前倾下身躯，曲起双臂犹如括号一般围住了小身形的头与足。然后他把头抵在裹尸单上，久久地动也不动。
在这寂然无声的时刻，我预感到将会产生一张有获奖希望的新闻照片。我测定着光线，调好光圈和距离。在闪光灯上安好灯泡，举起照相机，从取景框中构成画面。
画面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堪称完美无缺：身着朴素工作服的祖父；背衬着阳光的白发；包在被单中那孩子的小身形；窗边墙头上黑色铁支架和“世界博览会纪念盘”所烘托出的这间陋屋中的气氛。外面，可以看见警察正在检查运货车那致命的后轮，而孩子的父母亲则依在相互的臂膀上。
我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仍不能按下快门。我强烈地意识到即将摄成的照片必定具有惊人的新闻效果和价值。我那职业责任感催促我将它摄下来。但我无法让手点燃闪光灯，那无疑会打扰可怜老人那痛苦的内心世界。
我最后放下了照相机，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我万分震惊地对自己是否适应新闻职业产生了怀疑。当然，对于这次失去获得新闻照片佳作机会之事，我没有告诉城里的编辑和同行们。
每天在新闻广播或报纸上我都能看到处于极度痛苦和失望中的人们。人类的苦难已经成为一项可供观赏的运动了。当我有时在看新闻电影时，就不免想起那么一天。
对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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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职业，虽然作者没有得到满意的照片，但他却得到了一幅道德的“佳作”；作为工作，虽然作者错过了一举成名的机会，但他却得到了人性的最高“奖赏”。因为，人的良知比什么都重要。
迷路后的偶遇
郑愁予
这一夜，我得到的财富并不算多：一双手套、一枝玫瑰、一张报纸、一次微笑和一颗星光。然而，构成生活的除了这些东西外，还能有什么呢？
迷路很像是学谦恭：开始虽感到大为吃惊，但很快就觉得真令人开心。几年前我在伦敦曾有过此种经历。我来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街灯照耀着的小广场上，人们都坐在小售货亭里卖各种东西，从香水到烤饼，无所不有。有位妇女想卖给我一双花边手套。“给您年轻太太买一双吧？”她问道。我回答说没有年轻太太。她很尴尬地笑笑。但我还是买了这双手套。
买了手套，给了我一种爱与被爱的义务，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但我真正尝到迷路的乐趣，是待我到地铁去询问回旅馆的路时才开始的。
我看到的那些东西——要不是迷路，我决不会见到——真是棒极了。我看到靠地铁道壁的长凳上坐着位颇有些年纪的卖花女。她身旁的花篮里，若非一枝黄玫瑰，早已空空如也。她脱了鞋子，搓着脚丫，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为度过白昼的受欺凌的生活而高兴。我买了她最后一枝黄玫瑰。我又看到月台上的一位老报贩。他须髯浓黑，而颏下却雪白闪亮，宛如一轮冬日挤出浓云撒下金线。我买了他一份晚报。在地铁上，我还看到座位对面的一位老学者在打盹。他膝盖上摊放着一本书；眉宇间密布的纹痕，向人们昭示了他一生研究的学问。正当我要下车时，他小盹醒来，低头对书一笑，似乎为他这大年纪打盹而向书致歉。然后他也对我笑笑，喃喃低语道：“灿烂的光辉正在暗淡下来，消失而去。”
最后从地铁道上来，朝旅馆处走去时，我看到广阔的天空只剩了一颗星星。仁慈的上帝并没有把他屋宇内的灯全部关掉，而是继续留下一盏，为那些回家的人指路，不使他们迷失。
这一夜，我得到的财富并不算多：一双手套、一枝玫瑰、一张报纸、一次微笑和一颗星光。然而，构成生活的除了这些东西外，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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