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发表《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讨论过这一问题，本篇所说，悉据唐先生大文。刘表（142—208年）任荆州刺史期间（196—208年），黄河流域战乱连连，荆州（治所在襄阳）政局却相对安定，经济发达，中原巨族、学者与老百姓纷纷南下。刘表本儒生，喜好经学，此期间避乱的士人云集于荆襄，学术中心遂由洛阳南移至此。
到底当时有多少士人在荆襄呢？《后汉书》本传说，由关西、兖、豫来的学士数以千计，刘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唐长孺先生说，此时刘表为振兴文化学术事业，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宫。洛阳太学毁废之后，刘表在此建立官学。入学学子有两类人，一是年幼的官吏子弟，二是低级官吏，包括武人。由儒林博士分经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由大学者宋忠（“忠”，亦作“衷”）任五经总教席，主持学校与撰述之事。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所说，刘表此时在襄阳兴办的教学机构，已有相当的规模。为避太学之名，而称之为“文学”。《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便径称刘表“开立学宫”，而王粲写的是官志。唐长孺先生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官学。
第二，改定《五经》章句。刘表领衔，由一批经学家删去繁琐的不切要的内容，重新编了一部经学教材――《五经章句后定》，便于学生在短时间内通晓经义。东汉初年以来，虽有私家对某一经的注疏删繁就简，但像这样五经并举，集合许多儒生共同改定文本，分章断句，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为唐初朝廷修纂《五经正义》开了先河。据唐先生研究，由刘表署名的《周易章句》至梁代尚存十卷，所据为古文《费氏易》。作为官方教材，这是第一次用古文经，此为古文《易》立于学宫之始。隋代还存有刘表署名的《新定礼》，即《仪礼章句》的残本。刘表以荆州牧身份主编，并由他抉择所收单经的今古文底本，裁断解释的异同。据推断，《五经章句后定》中，《诗》用古文《毛诗》，《春秋》则用今文《公羊传》。所谓今文古文，是相对于西汉初年的文字而言的，用汉初通行的文字抄写的经典即今文经，而用此前文字抄写的经典为古文经。经学史上，用哪一种经立于学宫，涉及流派之争，是很复杂的事情，这里就不去说了。但可以肯定地说，刘表做的这件事，在古代是由朝廷做的大事。
第三，搜集图书。当时，洛阳所存官私藏书毁于董卓之乱。而荆州安定，刘表搜集私藏及四方人士携来的书籍，还组织人复写。这些书在刘表死、其子刘琮降曹操后，估计被运往邺下。尔后，魏、晋的皇家图书馆藏书，恐怕不小一部分乃得自荆襄。
刘表的学术文化事业所倚重的大学者除綦毋闿（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外，主要有：
宋忠（或作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人，古文经学家，大概是编撰《五经章句后定》的具体组织者。他个人的专长是《周易》和扬雄的《太玄》与《法言》。他与同道传贾逵、马融之学，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郑玄之学不同。他的著作涉及经、子、史，有《周易注》十卷、《世本》四卷、《法言注》十三卷、《太玄经注》九卷等。他还对《易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作注。宋忠的《易》学不重象数，而重视义理。宋忠父子后被曹操集团所杀。
司马徽，即司马德操，颍川人，古文经学家，流亡到荆襄，传授古学，善于识拔人才。蜀汉名臣向朗（宜城人）年轻时曾向他问学。
颍容，陈国长平人，是《左氏春秋》学的专家，讲学于荆襄。
而荆襄地区本来就传《左氏传》，南阳籍大学者谢该曾传此学。
刘表主政荆州时，蜀人尹默、李仁等来此游学，从学于宋忠、司马徽、颍容等，尹默、李仁及其子李譔把荆州所学，主要是贾逵、马融系统的古文经学（古文《易》、《书》、《毛诗》、《三礼》、《左传》）以及《太玄指归》与史学，传到益州（四川）。
宋忠等人的荆州学的影响较大，不仅传到益州，也传到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及中原的邺下、洛京。宋忠注《太玄》，引起南北学者研究扬雄模拟《周易》的这一部书。扬雄此书二百年来被束之高阁，而此后广为流行。宋忠入魏后，有王朗之子王肃曾从宋忠读《太玄》。以后少年天才哲学家王弼的《易》学，祖述王肃，尽扫象数，也可能是受到宋忠的影响，当然更是时代使然。
王粲曾对曹操说：“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隽杰也。”（《三国志·王粲传》）荆州官学的确聚集了当时著名的学者，特别有益于经学的传承。可惜好景不长，建安十三年刘表逝世，刘琮降曹操，荆州学人四散。荆州培养的人才为三国所用，不乏建功立业者。刘表之后，学术中心转到邺下、洛阳，荆襄学术文化此后四百年就一蹶不振了。
（郭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