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与其说是共王建树的功业，不如说是楚人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草创于武王，确立于成王，光大于庄王，共王以后奉行不替，子囊只是用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罢了。这条路线显示了贯通南北、融合夷夏的恢弘气魄，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思想。蚡冒以前，楚文化尚在****期，楚人被华夏看成蛮夷，被蛮夷看成华夏。这就像西方寓言中的蝙蝠，鸟类把它当做兽类，兽类把它当做鸟类。从武王起，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楚人的处境大致还是这样。楚人虽乐于以华夏自居，但在与周王室闹别扭的时候也不惜以蛮夷自处。正是由于长期处在非夏非夷和亦夏亦夷的地位，楚人的民族偏见在先秦各族中是最淡薄的，与此相适应，楚国的民族政策在先秦各国中是最开明的。
春秋时代的民族思想，大致有下列三家：第一家以管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第二家以孔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第三家以楚国的多数君臣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便是子囊所讲的“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第一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早中期华夏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建树霸业的需求。第二家的民族思想，切合春秋中晚期华夏小国对外务相安、对内务自保的需求。至于第三家的民族思想，则切合春秋时代楚国开疆拓土的需求。相比之下，楚国这一家的民族思想对社会发展、民族融合、中国统一最有利。所以，楚国版图的扩大，财富的增殖，政局的稳定，兵势的强盛，以及文化的进步，都是其他各国所不能及的。
共王在位时，楚人在方城以外受到一些挫折，他们在方城以内却取得了不少值得骄傲的文化的成就。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楚文化的特异风采正是在共王时形成的。为避免行文的散乱，这里暂且从略，留待下文详为介绍。
（第四节掩庀赋
康王在位时，中原诸侯相攻不息，虽大战不多，而小战不断。
夹在大国中间的郑、宋、陈、蔡等国，公族四分五裂，有不同的国间背景和国内背景的列卿相争不已。他们相互猜忌，相互防范，乃至草木皆兵。宋都的市民追捕一头狂犬，这头狂犬窜进大夫华臣家中，华臣见市民蜂拥而来，误以为仇家要杀他，竟逃到陈国去了。楚国的贵族也忙于内争，对外的蚕食鲸吞放慢了，对内的巧取豪夺加快了。
平庸的康王追慕杰出的先王，总想重振楚国的兵威，以为只有这样他就不至于愧对国人了。即位初年———公元前559年，他就要令尹子囊去伐吴。子囊领命出兵，以棠邑(在今江苏六合西北)为前进基地，向长江北岸今扬州、仪征一带吴人的据点发动攻击。吴人固守不出，楚师引退。刚到皋舟(在今江苏六合东南)，楚师受吴师伏击，公子宜谷被吴师俘获。子囊领兵回国，嘱咐司马子庚(公子午)一定要筑好郢都的城垣，然后自尽以谢罪。子庚继为令尹，艾猎子子冯为大司马。楚国的司马最初只有一人，成王时增至两人———即左司马和右司马，这时已多达三人———即大司马、左司马和右司马了，但以后未必常设三人。
公元前557年———康王三年，晋伐楚，楚以偏师迎击，晋败楚于湛阪(在今河南平顶山北)。子庚不以小愤而乱大谋，没有迫不及待地进行报复。
公元前555年———康王五年，郑卿子孔为了排斥异己，派人请求子庚出兵相助，子庚不许。康王却以为机不可失，《左传·襄公十八年》记康王派豚尹对子庚说：“国人谓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穀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子庚无奈，勉为其难地起兵伐郑。楚师攻郑都的外城，郑师固守不出。楚师求战不得，攻城两天就撤兵了。
时值隆冬，又下了一场寒雨，将士受冻，衣着单薄的役徒几乎死尽了。
楚国如此不竞，然而其他各国的情势比楚国更糟。
其明年，郑国内乱，子展、子西杀死了子孔，夺占了子孔的田土、仆妾，子展当国，子西听政，子产为辅。子孔的同党子革(然丹、郑丹)、子良奔楚，楚以子革为右尹。
再明年，蔡国同乱，司马公子燮因图谋背楚从晋而被杀，其族弟公子履奔楚以自明。同年陈国内乱，庆虎、庆寅指责公子黄与公子燮同谋，公子黄不自安，效法公子履，奔楚以自明。《左传·襄公二十年》记公子黄临行之际在城中大呼：“庆氏无道！……五年不灭，是无天也。”
又明年，晋国内乱，范氏杀逐栾氏，栾盈奔楚。是年为公元前552年，子庚病逝，康王命子冯继为令尹。
子冯见康王主见甚少而宠臣甚多，托病不从命。方值盛暑，子冯装病住在地室里，床边放着冰块，身上穿着绵袍和皮裘，少吃、多睡，活像中了暑。康王派一个近臣去查看子冯的病情，这个近臣回复康王说：子冯瘦了，但气色还不错。康王以为子冯果然有病，另派子南(公子追舒)为令尹。
栾盈见楚人无相助之意，跑到齐国去了。
庶人观起受子南宠信，有马数十乘，由此招风。子南任令尹不过一年半，观起就被车裂以示众，子南则被杀于朝中。这在楚国是一场少见的风波，与共王杀公子申类似，对抑制显贵的贪黩有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
康王又任命子冯为令尹，这次子冯不敢拒命了。子冯有八个受宠的庶人官吏，他们都有不少马匹。有鉴于子南之死，子冯当即辞退这些庶人官吏，康王才安心了。
公元前550年———康王十年，陈哀公来朝，其弟公子黄向康王痛诉庆虎、庆寅的罪状。康王命莫敖屈建(子木)伐陈。屈建率楚师围陈都，城中的役徒杀死暴虐的庆虎、庆寅，打开城门迎接楚师，楚师护送陈哀公和公子黄入城。
伐陈之役，师出有名，师还有功，这使康王受到鼓舞。他不曾亲历战陈，现在却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略了。公元前549年———康王十一年，夏，楚国建造了大批战船，以舟师伐吴，康王自将，因不通战略而全无战果。同年冬，康王又两次出征，第一次伐郑，第二次伐舒鸠，都无所获。白忙了三场，康王终于发现自己不是将才。
其明年，子冯死。屈建继为令尹，受命伐舒鸠，不但攻灭了舒鸠，而且击溃了驰援舒鸠的吴师。至此，群舒尽灭。
同年，屈建命司马掩整顿兵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之为“庀赋数甲兵”。“庀”即“聚”，“数”即“计”。掩乃子冯之子，精于理财。他做了些调查研究，决定在整顿中实行改革。十月甲午，掩写出章程来，交给了屈建。今人或以为掩在楚国丈量了耕地，甚至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个看法只是想象的花朵，不是历史的果实。掩所承担的任务，既不是查实土地的面积，也不是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而只是改订征赋的章程。这个章程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修赋”，“入”是得自土田的收入，“赋”自然就是兵赋。《国语·齐语》记管仲所云“相地而衰征”，以及《汉书·食货志》追述周代赋税所云“各以肥硗多少为差”，其原则与“量入修赋”完全一致。既然到这时才特意指出要实行量入修赋，那么先前楚国征赋的依据就不会是“入”，而只能是“户”或“口”了。由此可知，掩所做的工作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旨在使入和赋构成一种函数关系，入是自变量，赋是应变量，应变量的函数值是官方和民间都能接受的。先前以户计征或以口计征，必然是对上等贵族最宽，对下等贵族较宽，对平民较苛，对农奴最苛，久而久之，成为积弊，使兵赋受损，使士气受挫。掩所推行的改革基本上纠正了畸轻畸重的偏差，是一种调适行为，对上等贵族有所损，对平民和农奴有所益，对下等贵族则影响不大，能够保证国家得到较多的兵赋，士卒维持较高的士气，无疑是一种良法，唯一的隐忧是可能激起某些上等贵族的反抗。
按照掩改订的征赋章程，计“入”的基本单位是“井”，“井”只适用于平坦而肥沃的耕地，其他各类土地必须换算为“井”。楚国没有井田制度，掩只是参照井田制度，把“井”作为计“入”的基本单位以便征赋罢了。
是年末，吴伐楚，楚巢邑守将牛臣射杀吴王诸樊。康王为击灭舒鸠而重赏屈建，屈建以为应归功于先大夫子冯出谋划策，辞赏不受，康王乃改赏子冯子掩。
（第五节晋楚弭兵之盟前后
公元前547年———康王十三年，夏，楚秦联军伐郑，楚大夫穿封戌俘获郑大夫皇颉。楚公子围与穿封戌争功，说皇颉是他俘获的。
两人相持不下，请伯州犂裁决。伯州犂虽官至太宰，但原是晋人，为求自安，不愿开罪于楚人显贵，鉴于公子围出身高贵，伯州犂想偏袒公子围，但不想太露形迹。伯州犂说，两位所争的是一位君子，只要去问他就可以辨明真相了。于是，当着皇颉的面，伯州犂抬高手介绍道，这位是公子围，寡君的贵长弟；放低手介绍道，这位是穿封戌，方城外面的一位县尹。接着问皇颉，是哪一位把你捉住的？
经伯州犂这么上下其手，皇颉心领神会，应声便说，我遇到王子，被王子打败了。言下之意，是被公子围捉住的。穿封戌大怒，操起一把戈，朝公子围刺去，公子围逃得快，穿封戌莫可奈何。
申公王子牟因获罪而出奔晋国，风传是由其婿伍举护送出境的。
伍举不自安，也出奔了，经过郑国，行将前往晋国。伍举父伍参与蔡太师公子朝相善，伍举则与公子朝子声子(公孙归生)为友。当时，宋左师向戌正在晋楚两国之间斡旋，声子也参与其事。声子准备先访问晋国，再访问楚国。恰巧，他在郑都的郊外遇到了伍举。
两人铺草坐在地上，倾诚相叙。声子知道伍举眷恋故国，就对伍举说，你就放心到晋国去吧，我一定能想出法子来让你回到楚国去的。
声子到了楚国，屈建向他打听晋的政情，问到晋大夫与楚大夫孰优孰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声子答屈建问，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声子首先说，晋卿不如楚卿。这话，无疑是用来博取屈建欢心的。声子接着说，可是，楚大夫不如晋大夫，晋大夫都是可以做卿的好材料。不过，就像杞梓和皮革从楚国运到晋国去，最好的晋大夫都是从楚国跑到晋国去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楚国施刑太滥，一些大夫被迫逃到别国去做谋主来为害楚国。声子一连举出四个实例：其一是析公奔晋，在绕角之役中使晋师反败为胜；其二是雍子奔晋，在彭城之役中使晋师反败为胜；其三是屈巫奔晋，诱导吴人侵扰楚国，使楚师疲于奔命；其四是贲皇奔晋，在鄢陵之战中使晋师大胜楚师。屈建听了，说这都是真的。声子说，现在有更加严重的事要发生了，伍举奔晋，晋人把他同贤臣叔向相提并论，他若为害楚国，那就不堪设想了。屈建深为忧惧，随即说服康王，派人把伍举请回楚国，给他晋爵增禄，以示荣宠。
公元前546年———康王十四年，向戌的穿梭外交得到了预期的成果，晋楚两国达成了弭兵协议。向戌与晋上卿赵武(赵文子)和楚令尹屈建都有交情，见晋楚关系缓解，便倡议弭兵。晋楚两国都赞成，齐国和秦国也赞成。然后，向戌遍告诸小国，诸小国俱无异议。是年夏，晋赵武、楚屈建，以及郑、齐、鲁、陈、蔡、卫、许、曹诸国的执政大夫，齐集宋国。晋楚两国的大夫先就盟辞达成了协议，于是，****公设宴款待晋楚两国的大夫，然后，向戌与到会各国的大夫会盟于西门之外。邾、滕两国的国君也到会了，但邾是齐的附庸，而滕是宋的附庸，都未能参与会盟。会盟时，楚人袍内有甲，争先歃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屈建说，“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意即对楚国有利的事就做，管它有信无信。这个外交方针，与庄王重信轻利的外交方针相比，是明显的退步。赵武采取克制态度，使这次弭兵之盟得以成礼如仪。
康王在位十五年去世，未发丧时，令尹屈建也去世了，时为公元前545年冬。
其明年夏，葬康王，郑、陈、鲁、许四国的国君送葬到郢都西门外面，其大夫则送葬到墓地。这四位国君是为完成弭兵之盟的未了仪礼，相约来楚国的，走到汉水才获悉康王去世，后来就留在郢都参加康王的葬礼了。宋国的国君和左师与他们同行，但在得知康王去世的消息后返回宋国去了。
康王既葬，子员即位，是为郏敖，以公子围为令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