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常侍十人是定员，那么上引十二人中必有二人不是中常侍。《后汉书·宦者列传》对此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黄巾起义时，东汉政府“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查《续汉书·百官志三》，中常侍、钩盾令和掖庭令均是少附属官，但其俸秩与职掌却差距甚大。中常侍：“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有较高地位。而掖庭令，秩仅六百石，“掌后宫贵人采女事”；钩盾令亦六百石，“典诸迈池苑囿游观之处”。按照东汉官制，地位较高的官是不能兼任地位较低的官的。所以，宋典和毕岚当时不可能是中常侍。因此，东汉末年“十常侍”集团应是如下十人：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
②《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中国古籍关于宦官的较早记载是《诗经》。故后人注《诗经·小雅·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此诗。”郑玄更明确地说：“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皇后之命于宫中，故谓之巷伯。”秦王朝继续设立宦官系统。如嫪毐诈为宦人入侍宣太后，中车府令赵高亦是宦者。汉王朝承袭并发展了秦代的宦官制度。
宦者既受腐刑，何以能纳妻？这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谜。清代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认为，汉代宫刑每每不净，故有宦者娶妻乱法之事。如《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李延年坐法腐，与上卧起，甚贵幸。久之，寝与中人乱。”《史记·封禅书》说：“胶东宫人栾大，武帝妻以卫长公主。”《后汉书·宦者列传·栾巴》云：东汉人栾巴，“以宦者给事掖庭。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有子贺”。俞正燮还引秦汉以后的史例，证明宦者受腐刑常不净，如唐宦者高力士娶吕氏，李辅国娶元氏。宋宦者童贯颐下生须十数，林亿年养娼女于别馆等。由于古代医学的技术手段较低，宦者腐法不净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绝大多数宦者应是丧失生育能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汉代和以后的各封建王朝几乎没有出现宦者“秽乱后宫”之事。而且，关于宦者李延年与中人乱之事，《汉书》记载与此有异：“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佞幸传》）。二者孰是，还无法确定。因此，两汉时期宦者娶妻之事，主要应从他们作威作福的心理状态去理解。
第三，已婚男女的通奸。
男女通奸也构成了破坏家庭、婚姻关系稳定的因素。从现有史料看，通奸情形主要出现在统治阶级中。其中，既有男子（丈夫）通奸者，亦有女子（妻子）通奸者。如都尉、岸头侯张次公与淮南王女刘陵通奸④，（④参见《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济南太守董朝与城阳王女儿通奸⑤。（⑤参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夫或妻与外人通奸对家庭的影响有时是很大的。如成帝朝丞相王商女弟“****，奴杀其私夫”，不仅使王家以“闺门内乱”的丑闻遍及于朝内外，而且也引起其姻亲不满，王商子王俊与左将军史丹之女成婚，史丹“为女求去”⑥。（⑥《汉书·王商传》。）东汉时，京兆尹班雄之子班始与阴城公主结婚，公主依仗自己是清河孝王之女和汉顺帝之姑，恣意胡为，与“嬖人”通奸。班始杀阴城公主，结果不但自己被处以“腰斩”极刑，而且兄弟姐妹也都被弃市。如果通奸行为不被配偶察觉，其破坏程度亦将大大降低。如霍光妻与家奴通奸，始终未被霍光所知，因而及至霍光死去时，其家庭仍很稳定。又如，相传汉成帝时侍郎庆安，“赵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辎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然终未被成帝察觉，赵飞燕的皇后地位也始终很稳。①（①参见《西京杂记》卷二。）
第四，家庭内部关系的纠葛。
两汉时期的家庭包括复合家庭和核心家庭两类，其中，前者是最主要的类型。家庭成员越多，家庭内部关系也就越复杂。沙波特家庭关系公式②（②沙波特家庭关系公式，参见潘允康：《家庭社会学》，14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指出：
N2-N 2
N为家庭人数。汉代小农一般是“五口之家”或“六口之家”，其家庭内部有10至15种关系。贵族、官吏的家庭人数约在九口之上，其家庭内部约有36种关系。因此，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家庭内部关系远较普通家庭复杂。
这一时期，家庭内部关系主要包括五组：（1）父—子，（2）母—子，（3）公—媳，（4）婆—媳，（5）夫—妻。其中，夫—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下面，主要分析夫妻关系的动荡对婚姻结构的影响。
虽然汉代妇女比后代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和较高的地位，但是，在夫妻之间，丈夫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丈夫的行为方式是影响婚姻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一，在汉代，夫妻之间的争吵、不和、猜忌、反目及至离异，大都由男方造成。有关论述已见前文，此不赘论。
其二，在汉代，行为放荡不羁的男子，在婚后长期离家别走，也可导致正常的家庭婚姻生活的中断。汉代诗人写了许多诗歌描述了思妇的惆怅与悲伤，从而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汉乐府诗《青青河畔草》写道：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①（①《文选》卷二十九。）
在倡女以外，其他身份的妇女也有类似的遭遇。建安诗人曹丕叙写了一位平民女子的凄凉心境：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②（②《文选》卷二十七曹丕《燕歌行》。）
另一位建安诗人曹植在《七哀诗》中则描述了一位出身贵族或豪强地主家庭的女子的愁肠：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云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③（③《文选》卷二十三。）
由女方挑起的家庭纠纷的情形是比较少见的，其前提是女方家庭的社会地位接近或高于男方。其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男方纳妾的不满，二是对非己所生的子女的歧视与迫害。对于前者，古代史家往往用“妒”来评说，但这实际上只是在封建夫权的压迫下，妇女对“多妻妾”的不合理现象的一种反抗。“妒忌”过甚，则有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东汉人冯衍之妻任氏由于“悍忌”，不让其夫畜“媵妾”，因而被冯衍“逐之”。④（④参见《后汉书·冯衍传》。）至南北朝时，妻子“妒心”的“不良”又被加以理论化。北魏临淮王元孝友说：“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但“妒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①。（①《北史·太武五王列传·临淮王潭附孝友》。）不过，女子的“妒”行，并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的现象，在汉代之后并没有消失。女子迫害非己生的子女也是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汉代，社会舆论对此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即一方面谴责女子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都又对忍受折磨而不进行反抗的子女加以褒扬。如东汉人冯豹，“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因尝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②。（②《后汉书·冯衍传》。）社会舆论的这种双重性，显然与“事敬尊上”的封建孝道思想有关。
第五，社会陋俗的影响。
两汉时期，有些地区长期存在着影响婚姻稳定的陋习。如西汉前期，齐地许多人家的长女要去“主祠”，“名曰‘巫儿’”，因而迟迟不能结婚；燕、赵青年女子流入其他地区，也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性别比平衡。③（③参见《汉书·地理志下》。）东汉时，九江浚遒地区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李贤注云：‘以男为山公，女为山巫’），前后守令莫敢禁”④；（④《后汉书·宋均传》。）“百姓苦之”，但也无可奈何。后宋均任太守，“敕条巫家男女以备公、妪。巫叩头服罪，乃杀之，是后遂绝”⑤。（⑤《风俗通义·怪神》。）
第六，自然灾害的影响。
“人类—资源—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已为当代学者所证明。而且，在生产力水平不甚发达的古代，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
四十多年前邓云特（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秦汉四百年中，自然灾害累计达375次，其中旱灾81次，水灾76次，地震68次，蝗灾50次，雹灾35次，风灾29次，大歉收造成的饥荒14次，疫灾13次，霜雪9次。⑥（⑥参见邓云特（拓）：《中国救荒史》，1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按，本书初稿成于1984年，距《中国救荒史》初版47年。）一场灾害往往殃及数十郡国，如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①。（①《汉书·武帝纪》。）灾荒通过人口死亡与流徙等中介环节，影响了家庭与婚姻结构的稳定。
在汉代，人们是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危害的，许多人死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中。如地震，西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陇西郡地震，“压杀人众”②。（②《汉书·元帝纪》。）疫灾，东汉光武建武十四年（公元39年），“会稽大疫，死者以万数”③。（③《后汉书·钟离意传》。）旱灾，东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三辅大旱”，谷价急剧上涨，“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导致了“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的惨景出现。④（④参见《后汉书·献帝纪》。）饥馑，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豫州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⑤。（⑤《后汉书·桓帝纪》。）顺帝时豫州人口有618万，桓帝时当基本是此数，则延熹九年因饥馑而死亡者有240多万。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于婚姻结构不啻是一严重打击。在自然灾害过后，汉政府往往要抚恤鳏寡孤独。如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下诏贷被灾诸郡民粮种：“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⑥（⑥《后汉书·和帝纪》。）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春，郡国、京师暴雨成灾，安帝颁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⑦（⑦《后汉书·安帝纪》。）
在这些自然灾害中，还有十分奇特、骇人听闻的“狼灾”。某些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后，野狼数量剧增，横行无忌。由于女子的抵抗能力较弱，所以，野狼啮杀的人基本是妇女。如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十一月，望都和蒲阴二县上奏：“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⑧。（⑧《后汉书·顺帝纪》。）这些女子的死亡有可能导致某一地区男女性别比的失调，从而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
第七，某些特殊情况的影响。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谢夷吾》注引《谢承书》记载，东汉时有女子张雨，早年丧父母。及出嫁之年，她不肯出嫁，留在家中抚养两个孤弟，而且“教其学问，各得通经，雨皆为娉娶，皆成善士”，但张雨却因此寡身终生。
初步分析
在这七个因素中，社会****对婚姻关系的震荡最大。从空间上看，它影响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某个狭窄的地域，而是全国范围的动荡。从时间上看，它的影响往往有几十年。从影响面上看，几乎社会各阶层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损害，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家庭内部关系的不稳定和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是仅次于社会****的因素，它们往往是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婚姻关系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影响汉代婚姻关系稳定的因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社会的动荡。
第二层次：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
第三层次：陋俗、自然灾害和其他因素。
同时，这些因素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尽相同。
影响最深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小商人等阶层。上述的七种因素，都可以对他们产生严重影响。征发徭役、兵役，他们首当其冲；社会动荡、战祸连年、饥馑流年对他们的冲击最大；统治阶级强掠民妻和广蓄妃妾的主要对象也是这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从现存史料看，陋俗破坏婚姻稳定的情形大都出现在小农当中。
在统治阶级当中，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阶层所受的影响程度也有大小之分。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俸禄少、官职微的中、小官吏和家庭资财有限的中、小地主阶层。在较大的自然灾害来临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无力抵御而流徙转迁；在战乱中，他们的家庭婚姻关系会受到严重摧残；有时，他们还可遭受政治地位更高、经济实力更雄厚、权势更大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欺侮。
皇族、贵族和高级官吏是汉代社会中受影响最小的三个阶层：他们不受徭役、兵役之苦；经济实力雄厚，生活优裕；政治和社会地位很高，无虑他人欺凌。因此，在上述七个因素中，只有社会大动荡、大混乱，才有可能构成对皇族、贵族和高官婚姻关系的破坏。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层和中、小官吏，中、小地主的荒淫的生活方式，还直接起到了破坏汉代统治阶级婚姻状况稳定的恶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