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省人民政府、西北大厦、电厂等处的建筑物上，也安装了霓虹灯。“国庆”和欢庆天兰铁路通车庆典之夜，庆祝会场和省政府等建筑物上霓虹灯大放光彩，五颜六色的彩灯闪烁变幻，把丝路古城点缀得美不胜收，使参加庆典的干部群众目不暇接，有力地渲染了庆典的气氛，使兰州市民对上海中国霓虹灯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庆典过后，邓宝珊等省上领导都认为省会兰州非常需要这样一家工厂。于是，即派员前往宾馆说服、动员这批技师留在兰州办厂。
经上海中国霓虹灯厂领导的同意，徐顺度、尹东书、唐桂清3位年轻技师，毅然放弃“鱼米之乡”的大上海，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留在了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兰州。随后他们3位在戚志刚同志带领下，在兰州办起了霓虹灯分厂。从此，兰州地面上就有了自产的霓虹灯！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更是浸透着援兰者的汗水，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援与参与，就没有兰州今天的巨变，没有他们的到来，就不会有兰州今天的辉煌。
中国石油兰州炼油化工总厂（简称兰炼）前身为兰州炼油厂，是我国“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6年4月动工兴建，1958年9月建成投产，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炼油厂，被誉为“共和国炼油工业的长子”；从1953年开始，从玉门炼油厂、石油一厂、石油七厂、上海炼油厂等单位抽调的数百名技术工人，来兰支援炼油厂建设。
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总工程师龙显烈，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炼油专家之一。在开发高级石油产品的会战中，他呕心沥血制定总体方案，协助厂长指挥会战，亲自为技术人员讲课，经常深入攻关现场，帮助解决各种技术难题。他说：“我在40年代留学美国时，发现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外国人差，旧社会是有力无处使，现在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一定要干出些名堂。”在龙总的言传身教下，不少知识分子打破了对洋人的迷信，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在攻关中有一个很困难的项目，就是特种润滑油的试制。这种油工艺比较复杂，苏联专家曾断言兰炼的条件无法产出这种油。困难面前，副总工程师毛鹏飞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这个项目。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常疼痛不已。但为了确保攻关顺利进行，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与疾病斗争，和大家一起日以继夜地攻关，连续60多天未进家门。在结满冰霜的氨压缩机旁做试验时，拖着几乎提不起来的双腿，一次次谢绝了同志们要他休息的建议。经过10个月的艰辛努力，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特种润滑油，来不及欢呼胜利，他就被抬进了医院，但病还未好，又在大热天穿着棉袄回到了工作岗位。原籍台湾的女知识分子陈以南，被祖国培养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来到兰州以后，刻苦攀登石油科研高峰，和同志们一起研制成功“铁钼精制催化剂”新工艺，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原籍福建惠安的黄主平工程师，放弃去香港工作、定居的机会，毅然来到兰州一心一意进行“全白土分子筛催化剂”实验，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
众多的迁兰企业，可敬的援兰人员，他们自从踏上西部兰州这片沃土，就认定这里是第二故乡，并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根植在这里，五十年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上海姑娘，一路歌声到金城
1952年4月26日，刚刚中专毕业的208名上海姑娘坐上西去的列车，一路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辗转来到了大西北。她们是第一批支援大西北卫生系统建设的上海姑娘。
208名上海姑娘的西北之行热闹而壮烈，整个上海市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敲着锣、打着鼓，来欢送这些胸戴大红花的姑娘们，火车站上，姑娘们和她们的亲人个个哭成了泪人，汽笛鸣响的瞬间，有些姑娘的父母哭得昏了过去。但姑娘们仍义无反顾。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青年人就有这么一股子劲。
这208名上海姑娘最大的不过20多岁，最小的仅有17岁，分别来自上海同德、中德、大德、太和、惠旅、生生、人和、惠生高级助产学校和上海市产校。为了参加西部建设，很多助产学校给学生们提供了“方便”，原本7月份才能毕业的学生们在4月份提前毕业了。
在祖国“建设西北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很多姑娘瞒着家人偷偷报了名，为了表示自己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决心，姑娘们咬破手指，誓血为盟，在血书中写下了：“伟大的时代指出了我们奋斗的方向，我们要插翅飞翔，飞到那遥远的边疆，保卫我们的家乡！党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我们将为伟大的人民而战斗！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红军能长征，我们就能吃苦”的豪言壮语。就这样，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大声唱着激昂的《共青团员之歌》，他们发誓要做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在金融系统，为了生活上的方便，组织上动员当时已有对象的青年在出发之前结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陈穆为47对新人主持集体婚礼的热烈场面。新婚燕尔，新人们没有顾得上享受缠绵的蜜月，就紧张地处理完在上海的事务，换上列宁装、军便装一路风尘地抵达兰州。来到兰州后，新婚夫妇们睡在上海人闻所未闻的火炕上，他们在火坑上架起了床板……
年仅17岁的马丽华是家中的独女，为了参加革命，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瞒着家人偷偷报了名。然后才去给父母做工作：“大西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西安还是一个古文化名城，那里皇帝住过，那里有丝绸之路，还有火焰山、花果山……”在马丽华的劝说下，父母同意了她的选择，但是，父母没有想到的是，马丽华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辈子把根扎在了兰州。
“我们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子孙”。现在，当年的青春少女已经变成了满头花发的老太太，但她们从不言悔。一位叫程洁的上海老太太泪光莹莹地说：“为了国家的建设，我们当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回想当年，那是一件自豪的事情，因为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当逃兵。现在，当年的同学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作为活着的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和强大，看到了兰州的变化！”
张慧娟和姚雅仙说：50多年了，我们这些上海“丫丫”子扎根兰州，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现在我们虽然老了，可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在兰州，他们会把兰州建设得更美丽更繁荣。
徐美丽是家中的长女，家中共有姐弟5人。1956年，刚刚16岁的徐美丽从上海商业干部学校毕业后，分到了上海专卖公司上班。几个月后，她毅然决定响应党的号召要来兰州。家人对此非常吃惊，身体不好的父母坚决反对年幼的女儿出远门，但徐美丽却对兰州充满了憧憬：兰州是一个新兴待建的工业城市，听说还是一个拿牛奶当水喝的地方。扎着羊角辫的“小鬼头”最后还是不顾家人的劝阻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西北，把青春年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兰州的建设事业。
当时的兰州，同大都市上海有着天壤之别——火车站竟是席棚，饭店的客房连玻璃都没有，木板床上只有一个塞着麦草的垫子。黄河上漂的是羊皮筏子，冬天河水封冻后能走马车和汽车，城里连像样的公路和房屋都没有，除了六七条碎石马路外，其余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人走上去，鞋里钻满了浮土，一旦遇到汽车经过或刮风，就黄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睛，下雨天更是泥泞难行。环境尽管很恶劣，徐美丽始终执拗地认为：我们是新中国新生的一代，经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和创造，兰州终有一天会变成美丽的新兴工业城市。
后来，徐美丽成为5个孩子的妈妈，为了方便工作，她把几个孩子分别寄养在上海和杭州，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徐美丽说她不是没有动摇过，母亲无数次地劝她回上海，说“就是喝汤，母女也要一起喝”，但徐美丽怎能舍弃这片她曾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热土呢？她跟母亲说：妈妈，兰州就是我的家，女儿离不开兰州！
激情飞扬的兰州情怀
1951年，上海市陕西路的一家私人合股企业落成了，股东是茅曙生、胡士廉、钟惠通，资金1万元，茅曙生任经理。这家私人合股企业就是兰州文化用品厂的前身——上海利华文具工业社。1956年元月，利华文具工业社实行公私合营。8月，即迁入兰州。
胡士廉一家三代9口人随厂迁兰，13岁的儿子胡运江是第一次坐火车，他的感觉是那么新奇，坐在火车上可以听到蟋蟀、知了的叫声，沿途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江南风情。火车一路西行，车上一直播放着《花儿与少年》的民歌。胡运江说，这首歌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以后的岁月里生活虽然清苦，耳边却总是萦绕着这首歌。
胡运江他们姊妹6人都是在兰州长大，在兰州上学，又都在文化用品厂工作，他们一家人对兰州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见。
胡家几代人都在文化用品厂工作，因此，文化用品厂每天的发展变化都在牵动着全家人的心，他们为工厂的发展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胡运江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兰州人。现在，每当茶余饭后，他都会和高寿的父亲用浓厚的上海方言，谈论着如今上海和兰州在城市方面的种种变化。他们对兰州的未来充满着无限期望和憧憬。
上海佛慈制药厂在国内外名气很大，是当时全国唯一生产浓缩丸片剂型的中成药厂。“佛慈”被确定迁兰后，药厂职工思想波动很大。当时全厂共45名职工，60％是20岁上下的青年，女职工有20多人，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未出过远门。
为此，“佛慈”选派两名代表到兰州进行实地考察，与主管及相关对口部门商讨了资源、市场、价格、运输、协作和职工的住宿、家属就业等生活福利问题，考察代表回到上海不久，药厂的38名职工即拖家带口坐上火车离开了上海。
后来成为佛慈制药厂总经济师、副厂长的孔繁荣就是代表药厂到兰州进行考察的工作人员之一。他在亲眼目睹了兰州“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的状况后，为了坚定自己迁兰的决心，给职工带好头，硬是做通了79岁的奶奶、47岁的母亲的思想工作，和妻子带着分别4岁、2岁和刚出生2个月的3个孩子来到兰州。
后来，孔繁荣的奶奶、母亲分别在兰州去世，就连他在国外做翻译的父亲去世后，骨灰也被安葬在兰州。
刘龙根一家人也是“佛慈”创业的典型代表，刘龙根回忆，当时迁兰前，他和父亲刘裕生都是药厂的熟练工人，迁兰后在厂里工作了一辈子。自己1947年进入“佛慈”工作，1992年退休。如今他的两个女儿、儿子、儿媳都在佛慈上班。他坚信凭着全家三代人对“佛慈”的深厚感情，他们在佛慈的工作会越干越出色，佛慈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佛慈，已发展成为兰州佛慈中药企业集团，拥有十余家企业，并跻身于甘肃工业六十强。
时过境迁，说起“佛慈”在兰州的50年发展变化，这些老上海感到虽苦犹荣。他们都固执认为佛慈能够扎根西部，开花结果，扬名国内外，不仅意味着佛慈的成功，也意味着他们的成功。
恰如一位叫张新才的援兰志士所说：“我们到了兰州，兰州也哺育了我们。‘好青年志在四方，到西部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我死也忘不了！”
三线建设，金城再添生力军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趁机叫嚣反攻大陆。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作出了完善工业布局，将部分企业西迁的重大决策，当时称为“三线”建设。
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后，兰州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特别在“加强三线建设”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各部委的几千名职工分别由江西南昌、辽宁鞍山、河北宣化、广东茂名和天津等地调入兰州。
1960年，建设部和天津、东北等地的企业，先后迁兰组建了西北油漆厂、兰州长津电机厂，兰州高压阀门厂、西北铁合金厂等至今声誉卓著的企业。
兰州长津电机厂是由天津迁兰的新安电机厂和发电设备厂与原兰州电动机厂合并而成的，是国家机械委布点西北地区的中小型电动机生产骨干企业。天津迁兰职工与当地职工们并肩作战，经历坎坷，同舟共济，艰苦奋斗，为甘肃的工业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兰州虽然地处祖国陆域版图的中心，可在天津人心目中却是一个飞沙走石，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迁厂决定传达后，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年轻人普遍认为“铁血男儿，志在四方，应到外面去见见世面”，他们为能参加大西北建设，感到非常光荣。
第一批迁兰职工起程时，天津火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少人洒下了惜别的热泪。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人说他们“傻”，从天津来到这落后的兰州图个啥？迁兰职工用铁的事实和扎根兰州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他们以突出的业绩为援兰职工增添了光彩，为兰州市争得了荣誉。该厂的到来，给兰州带来了先进的专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如财务管理是兰州市多年的老先进并被列为免检单位；计量、化验、仓库管理在兰州也是一流的，许多单位曾到厂里参观学习。厂里机修力量雄厚，迁兰后曾给当时的重工业局系统培养了许多机修人员，同时，该厂在燃油锅炉的操作上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曾先后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河南烟草公司、南京电子管厂等培训出国司炉，支援朝鲜、********、几内亚等国家。
那些年，涂料行业的油漆生产厂基本上都分布在沿海城市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涂料和油漆的需求，必须建立西部的涂料工业。于是，化学工业部作出决定：建立西北油漆厂。甘肃省将土地面积18公顷，坐落在兰州东郊已经下马的省体育学院校址划拨出来，用于建厂。
为此，化学工业部决定抽调天津油漆厂180人、沈阳油漆厂120人、大连油漆厂50人到兰州新厂工作，缺员从部属其他企业内调迁。抽调的人员中，除部分管理干部外，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了办好西北油漆厂，化工部还调集了当时在全国涂料行业中有影响的几名工程师。如：陈世杰、郑纯然、季沛宏、李东民等，为西北油漆厂集中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各企业党组织对搬迁工作非常重视，确定了搬迁的“三好”原则，即：好设备、好技术、好人员。研究调出人员名单时，挑选的职工，大部分是工作中的骨干，年轻、技术好、能力强。由于搬迁时限非常紧，有的人从接到调迁通知，交接工作，收拾准备，直到出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星夜赶往兰州新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