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河南封丘县向中央报告，该县的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很振奋地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认定大集体化的农村组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发明。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联乡并社发展生产力”为题，报道了福建闽侯县把城门、下洋、龙江3个乡合并为1个乡、把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个社的消息，将之作为重要经验向全国推广。这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辽宁于5月下半月，即将9272个社合并为1 461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2 000户左右，最大的为18 000多户。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由38 286个社合并为2 700多个社，平均每社4 000户左右；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1 680个社合并为218个社，平均每社1 600户。
5月19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形象地描述了主要领导者心目中的农村组织形态，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公社这个名称，出自欧洲中世纪，专指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1824年前后，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洲购置土地成立“欧文公社”，2 000多人组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组织，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品。史上最著名的公社当属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在合并大社的运动中，初期的叫法五花八门，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人民公社”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它的首倡人便是当年发明了“四大家族”一词的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他此时的身份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说，新出现的农村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据各种材料显示，最早形成公社体制的基层典型，便是因为“放卫星”而名震全国的河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它第一个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毛泽东曾赞扬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是第二个。而第一家公开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则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间是8月1日。到1958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根据人民公社的章程，农村的一切财产和生产资料都归公有，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和私有的牲畜、林木等，仅可保留小量的、供自己食用的家禽。农民实行集体劳动，早上排着队、唱着歌一起去农田，晚上再一起回家，报酬实行工资（工分）制，粮食实行供给制，公社还实行全民武装，青壮年都被编成民兵，接受军事训练。
农民之所以愿意把土地和财产全部上缴、兴高采烈地加入公社，除了对集体经济的信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承诺，从此将可以“放开肚子吃饭”。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家常话”的特写，新闻这样写道：前些天，我到郊区去，在李二嫂家里一坐半天，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总也不见她做饭。我想，大概拉起家常来，忘记做饭了。一会儿，她要我去吃饭，我开玩笑说：“你让我去吃什么呀？”我这一说，李二嫂笑开了，她一口气向我介绍了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新鲜事儿。
据李二嫂的描述，公社办起了一个大食堂，农民从此将不需要自己做饭了，而且吃饭吃到饱，还不需要钱。到1958年底，全国出现了345万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90%以上，“大锅饭”一词由此而生。江苏省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还传唱出了一首民歌，“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一直开到四年后的1961年。
如果说，1956年的私营企业上缴意味着城市私人资本的彻底消亡，那么，人民公社的诞生，则表明农村私人资本，特别是土地私有化的终结。事实上，从经济治理角度来看，当统购统销政策被确定下来后，土地的公有化便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人民公社制度延续了20多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短缺经济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一制度一直到1982年底才彻底解体。
值得记一笔的是，在1958年，因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社队企业，它们制造并修理农耕必需的各种农具，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制造水平极其低下的工业作坊日后将成为乡镇企业的最早胚胎。
在经济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它让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时发生的景象无法理解和充满了惊悚感。对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觉成为真实。当所有的“假想敌”都被消灭或压制之后，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最高权力，最终成为伤害自身的、最尖锐的武器。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年里，饱受百年战乱之苦的中国终于获得了和平与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建构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并因此通过“举国战略”，建成了规模化的产业体系，集聚了一定的国家财富，中国经济在亚洲重新崛起。然而，到了1958年，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切秩序全部打乱推翻，国力、财力和人力被平白消耗，国民经济从此陷入长达20年之久的系统性紊乱。这种景象的产生根源，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一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不断地研究与反思。
除了发生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种种荒唐事件之外，在一向以严谨科学为立命之本的科研界也非常不幸地出现了无比浮夸的景象，它似乎意味着更让人绝望的人文堕落。
早在2月份，中国科学院就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上，院长郭沫若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2月21日的《光明日报》引用科学家钱学森话说，“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于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很快，耀眼的“科研卫星”从各个地方放了出来。
5月下旬，中科院北京地区共青团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传出“捷报”，青年科学家们创制的产品有七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11项是以往没有研制过的。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科学界向党汇报成果，许多研究项目超过英美水平。”其中，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对于半导体晶体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它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还要高，更值得骄傲的是，这个成果是研究所在20天内突击完成的。化学所研究出了“尼龙9”，而国外还没有正式生产。地质所对于岩石分析、钶钽铁矿分析、独居石分析、锂云母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远距离操纵，自动化研究所的无触地远距离信号设备、脉冲频率制远测设备“也大大超过了英美水平”。同日，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 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成果中，有应用物理所的半导体晶体管、晶粒取向矽钢片，化学所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制的离子交换机，原子能所的钳工万能机、金属三级油扩散真空抽气机等。
在首都科学家们的鼓励下，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当然也不甘落后。8月8日，上海举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海地方工业、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机构共60个单位参展，共展出实物、图片、图表2 600多件，“其中440多项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其余更多是国内或上海首创的”。参加展览的单位还提出了进一步的跃进计划，如煤炭变珠宝，废气变黄金，陶瓷像钢铁坚硬，钢铁像陶瓷耐高温，做到肿瘤低头，高血压让路。
在科研单位拼命大放“卫星”的同时，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让人咂舌。中国最重要、最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 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 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 年4年间，北大定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 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这种耻辱性的记录让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大学蒙羞。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很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 000多名师生掀起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 000 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会。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亩产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账”、“三本账”制定的：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子棉3 000斤、4 000斤、6 000斤。
可是，等到丰产座谈会一召开，听了种田能手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先前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显然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于是，他们只得临时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第一本账”小麦3 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子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子棉2 万斤。
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生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就在这次丰产座谈会开过不久，毛泽东在徐水等地视察，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很快，它被当成最高指示传达给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党组将此作为第一紧急任务，组织全国顶级的科学家进行攻关，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大连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专家们纷纷献计献策，研究出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众多方法。
可笑而可悲的正是，就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为粮食转化日夜鏖战的时候，一场黑色的大饥荒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