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问现在的葛优：“你还记得要怎么放猪吗？”葛优立刻就乐了：“能！怎么不能？只要我一闭上眼，就能看见猪。放猪的最高境界就是身边无猪，心中有猪！”岂止是放猪，但是从放猪开始，葛优做的每一件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事，他心里只有三个字：不糊弄。你糊弄了什么，什么就会糊弄你。
二十八岁，“诚”就是坚持
对葛存壮老爷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平凡的周末。和很多普通的北京人家庭一样，冬天了，忙上几天，溜上窗缝儿，储存上一百斤大白菜，心里安稳了不少。这样好的天气，下午去地坛遛弯，晒太阳，看老头下棋，天黑下来了，回家吃涮肉，红铜炭锅哗啦啦的响，窗外哗啦啦的落叶。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听见老伴儿唠叨，无外乎就是关于他们的宝贝儿子。“上礼拜介绍的对象又没相中……一句话也没有，他到底在寻思什么？……我叫他跟人家李师傅学个灯光，他又不说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个准话呀！……”这一套话，他早就听熟了。
其实，他对儿子葛优，也不是不担心的。儿子已经二十八岁了，高不成，低不就，在小剧团里跑着龙套。上台往往只说一句话：“李书记，有您的电话！”然后就下台。有时连一句词儿都没有，上台愣充活布景。孩子的妈说得也不是不对，趁年轻，学一门手艺，也算是安身立命的本事。“晚上小嘎来吃饭，你一定要劝劝他。不要做什么演员梦，要知道自己的材料……”他点头，算是答应了。
可是怎么开口呢？一顿饭，儿子一句话都没有。爷儿俩对着喝酒，你一盅，我一盅，你来我往，倒也和睦，原本不需话。儿子是从什么开始立志当演员的呢？他也说不好。儿子的性格和他太不像了。葛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闯龙潭，下虎穴，不皱一下眉头。豪迈爽朗，有侠客气质。虽演了半辈子反角儿，人品无可指摘，坦坦荡荡。但是儿子性格内敛，有五分未必说一分，不打定主意不开口，而但凡他打定了主意的事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看见儿子沉默的脸，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爱怜，趁着酒意，说出完全相反的意思来。“小嘎，我看了你这周排的戏了，好多了，有苗头……儿子啊！爹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干演员，尤其是男演员，就是要坚持。谁下生就会演戏？多看看，多学学，也就会了。你别有顾虑，摸爬滚打，直管去，天道酬勤，老天爷会对得起你！”
二十八岁的葛优没说话，眼里浮起一层泪。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为什么您觉得‘诚’就是坚持？”他又先来一句：“我得想想怎么说。”下文等着呢，“其实甭管‘诚’的哪层意思，都不是一日一时的事儿，都得是长年累月的积累。我们都讲‘诚信’，‘诚’必须累积到一个程度，才成为‘信’。演戏也是一回事，你得对它诚心，还有，你得对自己诚恳。”
三十八岁，“诚”就是本分
说实话，葛优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活着》让他在戛纳拿了影帝。这可是中国人第一个戛纳影帝，也是亚洲第一个戛纳影帝，尤其他还这么年轻！当时，他也许还不知道，这就是张艺谋电影生涯的最高峰，也是他表演生涯的最高峰。那是1995年，国人像现在一样，心态极度自傲又极度自卑，我们相信大中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好，但是外国的任何肯定又让我们欣喜若狂。葛优彻头彻尾地火了。
平心而论，葛优知道《活着》他演得好。确实是好。他让自己变成一截木头，黝黑沉实的木头，生命的大喜大悲，岁月的大起大落，都从他身上流过，最后，他饱尝了人世间的所有苦难，腐朽，劈毁，最终，却开出大彻大悟的花来。那个生命是有力量的。葛优演得张弛有度，酣畅淋漓。胡琴一拉，秦腔一唱，他迸出全部精神直喊得脑门上青筋直跳--对了，就是这种力道。这是生命的力道。
没有一个伟大的演员是偶然生成的坐标。葛优站在一个横轴和竖轴的交叉点。天时地利人和，仔细想来，他竟然都占了一个遍。如果说，葛优的生命横轴是他的长辈，上一代电影人对他的影响；那么他的生命竖轴则是电影，中国电影年表。他是第五代的演员。如果不是饱受压抑，努力反抗，竭力想证明自己与前辈们截然不同的第五代导演，葛优这样外形特殊，气质另类的演员不会有出头之日。前辈们只为英雄们立传，而第五代们，开始为普通人立传。再往后，他见证了一代影人的探索和成熟，从艺术到商业，从边缘到主流，冯小刚摸着石头过河，挽起一条坎坷艰难的电影之路。而他，总是站在那条路上。
三十八岁的葛优，那条漫漫长路，刚刚起步，陡然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从来不是受期待的那一个，这甜蜜来得太浓腻，呛人。又不是圣人，他也有点找不到北。片约像雪花一样飞来，剧本排着队地往里塞。忙乱中他答应了电视剧《寇老西》，而这一回，他演砸了。
父母始终为他的表演把着关。父亲的电话来了，很严厉，这是他成名后很少听到的严肃口气：“你怎么能演寇老西？你怎么演得了寇老西？你真是胆大没边儿了！你知道寇老西是谁吗？”他只好说了实话：“我哪知道！”父亲连珠炮似的说：“寇老西就是寇准，是当朝宰相。那是什么人物？是周总理那样的人物。他就是回家当平头老百姓，他也有自己的身份风度。你演得水不拉叽，和你演的那些小人物一样，你把你自己给砸了！”
父亲很少把话说得这么重，而葛优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能让父亲说他第二回了。从此以后，他接戏非常小心，谨慎。他说，这就叫“本分”。
我们问现在的葛优：“‘本分’这两个字，怎么讲？”照已经快拍完了，葛优也有点累了，滋润了几口茶，他慢慢地说：“演员要‘诚’，你得对得起观众。观众喜欢你，对你有期待，你不能把这点儿期待给砸了。绝没有什么演员，能演任何角色。演员这个行当，往好里说，是什么表演艺术家，往坏里说，就是戏子。你得牢牢的记住你的本分。你红了，要本分；不红，也要本分。一个演员的本分就是，你得演戏，演好戏，好好演戏。”
五十一岁，“诚”就是走过的前半生
我们见着葛优两次。一次是拍戏的间隙，他在郊区剧组的小宾馆里。戴着一个假发套，坐在最里面玩牌，穿着一件戏服，破破烂烂的线衫儿，登一双大头皮鞋。一边打着“斗地主”，一边偷空看着电视：闪着雪花的电视上放着韩国泡菜剧。第二次是在摄影棚，已经是深夜，杀青饭吃过，他喝了点酒，面色微微潮红。他穿得很普通，毛衣外头是夹克，背一个双肩书包。没带助理，没带经纪人。他一个人来的，没开车，回去搭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顺风车。
拍照特认真。我们想拍一张他和舒淇甜甜蜜蜜的照片，他给出了点子：“我觉得两个人好，不一定要搂搂抱抱。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联系，透着亲近，又透着家常，又有点距离，那种感觉最好。比如说，在一起织毛衣什么的。”现场摄影师叫他跳起来，他结结实实地跳了几十次，每次都是大跳，一蹦老高，跺得地板咚咚直响。看了照片，自己特得意：“今天没白来！他们一定不信是抓拍的，一定以为是吊着钢丝呢！”舒淇人在香港，不能亲临现场，摄影师给出了主意：“我给你角落里找一个人坐在那儿，您是不是更有感觉？”葛优说不，立刻，他说：“不用，我能演！”果真，他看着那一片空白，含情脉脉，可有表情了，还带变化呢。
现实生活里的葛优和电影角色不同。电影里，他总是满脑子异想天开的鬼主意，蔫坏，淘，因为善良让人恨不起来，透着一股古灵精怪的厚道，还特能说，妙语连珠，靠一张贫嘴征服所有的美女。现实里，他话很少，说话很慢很慢，几乎是字斟句酌。不评论别人，也不评论别人的作品。关于没有把握的问题，就坦率地说：“我没研究过这事儿。” 最后，还道歉：“对不住，没聊好啊……聊天，我不行。”真不行吗？并非如此。但是谁能对他的这点儿狡猾生气呢？
他第一个要回避的问题，就是关于“悲剧和喜剧”。他演喜剧演得好，张弛有度，在最幽默的气口上，并不抓挠着观众，挤出笑声来，总是微妙地留白。而他的悲剧最好，是他演出悲剧人物的种种不堪，可鄙和可悲之处，最后却还给予这个生命以微末的尊严。想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始说这个大话题。“其实冯氏喜剧并不是很纯粹的喜剧，而是正剧，只不过是台词比较幽默而已。喜剧和悲剧其实很难截然分开。大悲和大喜，其实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都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老觉得这事儿很玄乎，也许本质上，真的都是一回事。”
在电影里，他爱上了舒淇。有趣的是，他以为，舒淇并不爱“他”。“她喜欢一个人，但是是有妇之父，不道德。她拉着我天南海北地跑，但是挂着这个人。看起来风平浪静的，但我知道她心里始终有一根弦，总牵着，断不了，一弹还会响。我就爱她这么执著，爱她这种无怨无悔。其实我们的爱情是一个悲剧。我总希望她掀过人生这一页，走到和我的那一页，也对我这么好，但是其实，她永远也掀不过去。”一个五十岁的男人，通常不会再演出爱情戏了。但是葛优例外。他囊括了所有的例外，我们就愿意对他这么宠爱。他还会再“爱”下去，带着温柔的酸楚，插科打诨，逗他心爱的女人一笑，心里守着一个高贵的秘密。他就这样，融化了悲剧和喜剧。
五十一岁了，“诚”对他来说，此时此刻，代表了什么？葛优说，就是点点点点。在不同的人眼里，也许代表踏实接地，温和厚道，也许代表坦荡浩瀚，问心无愧。一千个人眼中，“诚”有一千种颜色。葛优的人生继续走下去，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诠释。但是毫无疑问，他永远相信：“诚”是一个总和，是一种品质。不管“诚”的定义如何千变万化，都不是瞬间的概念，而是一种行动的准则，一种人生的质地，一种一贯以之，风雨不改的信念。“诚”是用一生的时光写就的一个字，是一个演员对他的观众的承诺，也是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承诺。
葛优不负观众，观众也不负葛优。孙红雷说：“葛优是国内唯一有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什么是号召力？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观众相信他演的戏一定好看，相信他一定演得出彩，相信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人们相信他，想去看看他。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诚”得憨直，可爱，又“诚”得策略，精明，他把“诚”的每一层意思都演绎得深刻，动人，有滋有味。他告诉我们：身为男人，你可以丑陋，笨拙，你也可以贫穷，甚至一无所有。但是你不能不“诚”，因为那是你的根基，你的气度，你的胸怀和你的未来。
手指要指向自己
钮承泽
喜欢上钮承泽，是因为《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拍自传性电影，会那么坦诚：把自己的卑劣，霸道，轻狂，不堪，暴躁，都一笔不漏地写出来，演出来。在难得的真诚之外，还有一份勇气，直面自我的勇气。一个人作品的深度，正取决于他对自己挖掘的深度。钮承泽以一种难忘的方式，挖掘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钮承泽也实在是一个可爱的人，虽然他那么矛盾：他说话爱爆粗，天不怕地不怕，同时又文质彬彬，引经据典，酷爱阅读；他俨然一个粗人，同时又非常敏感细腻；他混过，玩过，放纵过，见过真场面和血江湖，带着市井江湖的痞气，一脸坦率的无耻，同时他又有最文艺的电影梦想，孜孜不倦的要在电影中实现一个少年的渴望；他热爱黑帮片，同时还有偶像剧；他有丰富的感情经历，是一个情场上的浪荡子，同时又有一颗纯爱的心；他久经风霜，人生坎坷，懂得世故圆滑，有一份可爱的狡黠，同时，他又那么真诚，永远保持着真我的本色。
这世上没有真正忘我的演员。或者说，真正好的演员，忘我而不忘形。忘我是说，表演的当下，完全进入那个世界，那个角色；但是同时，流泪了厮杀了做爱了高潮了，哎，摄影机在哪？卡一声，是能停的，开麦啦，能重复。那份忘我中，有自觉和自控。这是钮承泽的底色。他再放纵，再任性，从来底色是不变的，他知道自己是个演员。这也是他的底线，内心深处，他珍视自己。
在摄影棚，我们远远看见钮承泽。他的肩膀端得特别平，腰杆挺得特别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一副“大哥”的范儿。和《情非得已》里看到的不一样，那时一副衰样，人在低谷抖不起来，一副小弟想装大哥又力不从心的样子，努力想振作权威但是连自己内心都颇感怀疑。现在他是真正的“大哥”，毋庸置疑，浑身每个角落都散发出一种自信，气势朗朗，毫无颓靡之态，精悍而坚定。
大哥虽是大哥，但是他永远是那个“豆子”。放起《艋舺》中老旧的舞厅音乐，他顿时扭动起来，跳得潇洒自如又滑稽可爱。烟抽得凶，笑声朗朗，笑必开怀，声震四壁，说得兴高采烈了，就像自家兄弟一样拍拍你的肩膀，全不拿你当外人。
只要一说起电影，他的面容就重回少年，眼睛充满希望，亮光闪闪，成年男子的老练和圆熟都在那个瞬间消失，他变成那个青涩单纯的少年，回到多年前的最初：那是《风柜来的人》里的一幕，在海边，少年们一边跳舞，一边回头，心无旁骛，拥有的，只有此刻的青春。
谈话部分
关于著名的六字真言
柏邦妮：请问在《康熙来了》里面，你讲了六字真言，被消音了，你说的是什么？
钮承泽：就是“干你娘”、“他妈的”这样一类的吧！其实很多时候这都不是在骂人啦，“干”就是一个语气词，表达一下心情，非常灵活。开心啦，愤怒啦，兴奋啦，都可以。（笑）
柏邦妮：很多读者说，很喜欢听你骂脏话，觉得很过瘾。
钮承泽：大概是他们觉得公众人物不应该这个样子吧，很少看到，觉得就很新鲜。其实说一些粗话，人的压力会释放出来，虽然听起来不卫生，对心理是卫生的。
关于著名的暴烈脾气
柏邦妮：看《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感觉你的脾气非常暴躁，特别有爆发力，一瞬间你就暴起了，脾气大得不得了。
钮承泽：以前的我，在片场是以暴烈闻名的。不是暴力，是暴烈。像小天（阮经天）有时就会说：“今天导演心情不错哦，椅子一次也没飞出去过！”（笑）以前我经常一个不高兴，导演椅子就飞出去了。我还干过那种过分的事，我让一个演员罚站在路边，大声地背台词。因为我觉得他的态度太差，不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能力不行我能挽救你，但是态度不行，谁能救你？那个演员就在垦丁的街头，在路人的眼光中，吧啦吧啦地大声背台词。他心里一定恨死我了。（笑）这还算收敛的，有一次我赤手空拳就把景全拆了。
柏邦妮：为什么？
钮承泽：就是拍《求婚事务所》的时候。那天我到片场一看，搞什么东西嘛！那个景真的是太糟糕了，太不用心了。当时我的火一下子冒出来，我冲上去，噼里啪啦，就开始拆景，手被钉子割到，浑然不顾，血滴滴答答到处流。但是当时我是暴怒的，我完全感觉不到痛。周围的人都吓得要死。
柏邦妮：那你会在片场破口大骂吗？
钮承泽：其实我真到骂人的时候反而词穷，只会一直说：“你怎么能这样？！”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柏邦妮：我注意到一个词，你说“以前的我”。是不是现在的你，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不丢椅子，改丢个场记本之类。
钮承泽：（笑）我现在真的变了很多。我现在理解到，之前的那种暴烈，其实不是针对别人的，可能就是那个强大的压力，焦虑，无助，甚至是心里面那个小男生的脆弱，就是：“我怎么这么可怜？”“我应该怎么办？”
柏邦妮：这些心理其实是很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