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些的窑姐已到了红菱身边，拖了她就往仓库方向走。红菱上半身和腿脚拧着劲，上半身还留在后面和女孩们骂架叫阵：“晓得了吧？那几个麻将牌是姑娘我专门下的饵子，专门过大疮给那些手贱的！”她嘎嘎地笑起来，突然“哎哟”一声，人往后一抽，然后指着年长窑姐对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陈乔治说：“她掐我肉哎！”似乎他会护着她，因此她这样娇滴滴地告状。
阿多那多问：“请问小姐叫什么名字？”
年长的窑姐站下来，回过身。她确定了这个中年神父问的是她，才微微地屈一下膝，上身端得笔直，回答说：“叫玉墨。文墨的墨。”
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好像都被她收服了一样，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
“那就拜托玉墨小姐管束一下你的同伴。”
玉墨点头，她动作一个不多，话也是一字不多。在书娟姨妈眼里，她虽然有一点拿捏矫情，但基本上是入得眼的。因此书娟抬脸，好好看了她一眼。从上到下地看，想挑出她哪里贱来。但她没挑出来。玉墨这时眼光也恰巧落在书娟脸上，也是在端详这14岁的女孩。我姨妈那个时期的相片不多，一张张全给我看过：一个剪童花头穿校服的少女，单薄干净，校服总是黑白两色，不过我猜那是深海军蓝，上面翻着水手领或白色方领、圆领。我在多年后看到的那些发黄的相片在这个时候还黑白分明。玉墨看到过其中一张。因此，玉墨这个在英文中称为Courtisan的女子想，也许她不久就要在我姨妈书娟面前披露真实身份了。
玉墨的微微矫情是竭力想纠正人们对她们这类女人的印象，竭力想和红菱之类形成天壤的区别。她在认出书娟后更加娴雅端庄，几乎就是淑女了。她要把背影也树立得姣好无比：一头长波浪，一身素花棉布旗袍，一双黑皮鞋。她扯着红菱进了黑黝黝的仓库，在扑面而来的霉尘中眯起眼，顺手从腋下抽出手帕，掩在鼻子上。她找回娼妓领袖的面目，对正在捡数细软、打盹、踱步取暖、抠鼻子挖耳朵、争嘴拌舌的女子们说：“哎哎，刚才听见了吧？有错没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是在人家矮檐下躲难，缩头做人吧。”阿顾已经跟她们介绍过，这间仓库原先是神学院的阅览室，多年前军阀打仗，神学院跑了半年兵反，之后就休学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开学。女孩们现在暂住的楼房就是当年神学院学生的宿舍。
“闷死了！”一个叫喃呢的姑娘说，一面点上从另一个姑娘那儿分来的半支烟卷。
“就是啊，”红菱接茬子说，“这院子像一口大棺材，没盖盖子就是了。”
“闷死了？”玉墨冷笑一下：“这么多经书呢！”她手一划拉，指着一捆捆皮面和布面的书。大家把房间腾得能暂时落足了，一些破旧沙发和椅子被搬到房子中央，上面搭着五颜六色的包袱布，墙上的画给摘下来，挂上了她们大大小小的镜子。
“把这么多经书读下来，我们姊妹就进修道院去吧。”一个叫玉笙的女子说。她正对着光在拔眉毛。
“去修道院不错呀，管饭。”红菱说。
“你那大肚汉，去做姑子吃舍饭划得来。”
“做姑子要有讲扬州话的洋和尚陪，才美呢。”红菱笑嘻嘻地反嘴。
“修道院里不叫姑子吧，玉墨？”
“叫什么都一样，都是吃素饭、睡素觉。”
“吃素饭也罢了，素觉难睡哟！红菱……”
说着大家哄起一声大笑，红菱抓起一本书朝那个姑娘身上砍过去。书受了潮，在空中书脊和书页分离了，菲薄的纸页飞得像一屋子白蝙蝠。红菱生性爱闹，追着那个姑娘，一嘴丑话，笑得直揉肉滚滚的肚皮。追着打着，暖和了，也不闷了，一只琵琶从《圣经》摞起的架子上跌下来，跌断了两根弦。法比.阿多那多朝这里走来。
“够了。”玉墨说。
谁也没够，所以谁也不理她。玉墨看一眼阴沉沉地站在门口的阿多那多，皱眉一笑。窑姐们逐个注意到了阿多那多，一一静下来，有的双手去拢头发，嘴里叼着发卡，有的跳着一只脚，四下找鞋。
“我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再不检点，你们就不再受欢迎。”
他努力想把扬州话说成京文，惹坏了几个爱笑的姑娘。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在外面随便走动，不准和女学生们接触……”
“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一个女厕所，在她们楼上。”
阿多那多一想：这个至关重要的大事竟给疏忽了。他说：“我已经叫阿顾帮你们解决这个麻烦了。好在都是暂时的，最多两天，我们就会把你们送到安全区去。”他脑子里却在讨论，是让她们用铅桶，还是让她们用木桶，那么用什么做盖子？“所以我代表英格曼神父，请求你们在这两天里不要放肆，不要亵渎神灵。”
“真要入修道院了。”红菱说。
“闭上嘴听，我没说完！”阿多那多又忘了仪态，粗声大气吼叫道。
“一天开几餐哪？”豆蔻问道。她正在对着小粉盒上的镜子挤鼻子上一粒粉刺。
“你想一天吃几餐哪？小姐？”阿多那多忍住鄙夷和恼怒问道。
“我们一般都习惯吃四餐，夜里加一餐。”豆蔻一本正经地回答。
“你来这里走亲戚哪？豆蔻？”玉笙说，飞一眼给阿多那多。
红菱说：“夜餐简单一点，几种点心，一个汤就行了。”她明白阿多那多要给她们气死了，但她觉得气气他很好玩。她的经验里，男人女人一打一斗，就起了性子了。
喃呢问道：“能参加做礼拜吗？”
红菱拍手乐道：“这有一位要洗心革面的！神父，其实她是打听，做礼拜一人能喝多少红酒。她能把你们的酒坛底子喝通！”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姊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姊妹们在此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像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在弥撒大厅。她们见60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姊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辨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像平时一样睡得深沉。姨妈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像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1937年12月13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大家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没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90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
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踩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的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胚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6月的烂冬瓜。”
“烂得籽啊瓢啊都臭了。”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那个正说话的女孩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又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了发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敌人。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阿多那多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儿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陈乔治赶紧过去，要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几十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四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阿多那多叫陈乔治把豆蔻送回仓库。他要去向英格曼神父请愿：马上把这群女人送出去。走到院里，他听见仓库里又是一片哄闹。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法比.阿多那多3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他由一个中国教徒收养长大，20岁时投奔了英格曼神父，从此信奉了天主教。后来英格曼送他去美国深造了两年，回到中国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为中国人来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为外国人来侧目审视中国的民族性。面对这群窑姐，他的两种人格身份同时觉醒，因此他优越得同时自卑，嫌恶得同时深感爱莫能助。他像个自家人那样，常在心里说：“你就争口气吧！”他又是个外人，冷冷地想：“谁也无法救赎你们这样一个民族。”此刻他听着远处不时响起的枪声，也听着窑姐们的嬉闹，摇摇头。才多久啊？她们对枪声就听惯了，听顺耳了。他没有去打扰她们。她们所做的事他懂得：那是行酒令，没有酒，谁输了罚一大口凉水。
法比.阿多那多向主楼走去，一时枪声密集，并有机关枪加入。难道还有中国军队在抵抗？可他知道中国军队昨天天黑前就撤光了。枪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阿多那多与英格曼神父的谈话断断续续，两人都在猜着密集的射击是怎么回事。本来阿多那多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打算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导，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连让座都免了。沉默地听了半小时嘈杂无比的广播，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近10点钟，枪声才零落下去。
英格曼神父对阿多那多说：“敲钟。”
“神父……”阿多那多不动。
英格曼懂得阿多那多的意思。整个城市生死不明，最好不以任何响动去触碰入侵者的神经。
“上万人刚刚死去了，是放下武器的无辜者。像羔羊一样，被屠宰了。敲钟吧，法比。”英格曼神父说着，慢慢撑起微驼的身体。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钟声又穿起衣服，跑下楼来。窑姐们也围在仓库门口，仰脸听着钟声。钟声听上去十分悠扬，又十分不祥，她们不知怎样就相互拉起了手。钟声奇特的感召力使她们恍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的不止是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止是她们从未涉足过的总统府，好像失去的也不止是她们最初的童贞。这份失去无可名状。她们觉得钟声别再响下去吧，一下一下把她们掏空了。
英格曼神父站在院子中央。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了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40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英格曼神父领着人们为死难者默哀之后，又让阿多那多带领女孩们唱起安魂曲。窑姐们再回到仓库时，安静了许多。
入夜时分，书娟姨妈和另一个女孩挤睡一张床上。一夜冷枪不断，成千上万被屠宰的士兵在书娟的概念中还非常模糊，她还不能想象那场面惨到什么程度。她是到更长大些之后，才感到这场大型屠杀多么惨绝人寰。
书娟想把自己的初潮讲给同伴听，又感到难以启口。她从女孩已沦落为女人，而这沦落是万恶之源。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响起。门是后门，正对她们窗口，已经锁了很多年。
阿顾还没睡，拎着灯笼跑来。阿多那多已站在后门口，对阿顾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吭声。但灯笼的光显然已从门缝漏出去，门外的人更是死乞白赖，手在槐木镶铁条的门上拍得又急又重，骨头皮肉都要拍烂了似的。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有个中国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下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回……”
阿多那多存心用洋腔洋调的中国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种流血过多、弹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的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鬼子随时会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