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辛辣，有时纡婉，有时激越，有时和平。有时谦恭愁诉，简直带有伪善的气息。必须如此，才能攻倒对方壁垒的森严，传达自己的意志到对方，引起对方的行动。而所以说话的目的，方才可以如愿达到。（8）先秦儒家也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因而十分重视对其弟子的言语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语言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当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强大的心理张力。对于以游说人主取功名的游士和赋家来讲，就更是如此。汉代因游说不成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大有人在。如高帝时的郦食其，文帝时的新垣平，武帝时的赵绾、王藏等。他们的悲剧给其他以言说辞赋取功名的文士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辞赋创作中逐渐淡化，曲终奏雅，欲讽反谕。在政治焦虑的心理阴影中，文士阶层也不甘心完全放弃固有的政治良知，但同时也在时代精神的正面影响下，在写作辞赋时，赋家不得不揣摩时代心理，并用精美的修辞歌功颂德、娱乐耳目，而又在其中寄托一些对现实政治的批叛。大赋歌功颂德，铺叙升平，辞藻华美，主文谲谏的基本作风，可以说是纵横家揣摩术的具体运用。纵横家游说时对揣摩术的运用，从其说辞及事迹中可以看出。《战国策·齐策一·靖国君将城薛章》载：靖国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国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国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有客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这位齐人先是以奇言吸引靖国君，说超过三个字甘愿被烹。抓住靖国君厌烦长篇大论的心理，进而用“海大鱼”三字暗示齐国对于靖国君的重要性。当说中其心事后，又故意反走，勾起他的好奇心。为接下来的劝谏做铺垫。海大鱼之喻有力地打动了靖国君，使之意识到城薛的不明智，不得不称善。这里全在揣摩上下功夫，出奇语，用激射法，用寓言说理，含蓄而不失明快，简明扼要而不嫌贫弱。语言修辞完全随被说者的心理而设，而变。此外，如《齐策一》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则采用类似讲故事的方式，由远及近，娓娓道来，讲了妻、妾、客先对自己与徐公谁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及其中的道理，然后推己及王，终于打动了齐王。《燕策·苏代为燕说齐章》则通过“马价十倍”的寓言，把淳于髡比作伯乐，进而说服对方使之乐于向齐王引见自己。《赵且伐燕章》也是采用讲故事的语气，通过蚌鹬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指出燕、赵相斗的结果，只能对强秦有利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类揣摩的例子在《战国策》中还有很多，兹不赘述。概括而言，纵横家的揣摩术对辞赋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引起赋家在辞赋创作中对语言修辞的心理内涵和受众契合现象的重视。尽管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审美感受，但就很早注意到文学文本与接受者的关系这一点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揣摩术的第二个影响，是造成了汉大赋的一个重要的语体风格——主文以谲谏。揣摩的关键在于“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在这方面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可谓深得其旨。《七发》说七事以起楚太子之疾，行文中多见对太子听了“客”所说之事后之反应的描写，如太子听了吴客所说的田猎、美味等世俗享受后，虽然说“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客见太子有悦色，遂推而进之……”之后是“太子有起色矣”。
客之所说，均先察言观色而后有所针对。可以说，这里把揣摩术完全用活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中，揣摩接受者心理以修辞比事的痕迹也很明显。史载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子虚赋》而称善，遂召之入宫廷。司马相如为天子作《上林赋》，这篇赋作除了歌颂大汉声威以迎合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之外，还在赋中间接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赋的开头借亡是公之口说：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才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顺，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武帝统治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的战争，朝廷财政危机严重。虽自文帝以来实行强本弱枝的政策，但固有的藩国之患也没有完全消除。司马相如对于当时天子很敏感的纳贡和疆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批评藩国守诸侯之制：齐国“外私肃顺，捐国逾限，越海而田”的“于义固未可也”。这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宏论，表现出作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赋作借为天子上林苑的游乐大张声势，不露声色地迎合了武帝的极权心理，难怪武帝很赏识呢！除此之外，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的赋中，也都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三说辞的体制特点对散体赋的影响说辞大部分是以口头进言的形式发表的，其口辩功能决定了其体制上的某些特点。如语言上的韵散结合，说理当中的博引事典等。上述这些特点对赋体的某些特征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说辞在被史官或纵横弟子记录下来时，往往在之前加上说明游说当时背景的概括性文字，这导致了大赋在结构上的“履端于倡序”的特点。汉代散体赋的语言具有韵散结合的特点。状物绘形，多用韵文，而在转折腾挪处则多用散句。这样就造成赋的亦诗亦文，半诗半文的语体特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说：“赋这种体制是较为特殊的。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含却又有诗有文，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如果追溯起来，赋的这种语言特点，仍与纵横家的说辞有密切的关系。东周以前的散文在语言方面“口诵”的特点十分突出，这是由其口头传播方式所决定的，也是文学发展的初期特有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多称引《诗》《书》，吸收口头歌谣、谚语等以说理，或采用其语言形式以增强说服力。为了便利于用积极的修辞，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的功用，讲明道理，说服别人，并且吸引听者和读者，先秦人很早就具有明确的修辞意识，并对语言音、形、义的潜在表现力有了自觉的意识。春秋时期行人外交辞令中引诗引谚、赋诗足意的作法，直接影响到战国纵横家的说辞的形成。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宝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
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敝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章氏的眼光是敏锐的，他指出纵横家出自古行人之官。而战国之世，各家学派为求“用世”，必文饰其言辞，所以诸子之文都有纵横家的风习。可以说纵横家的出现，是时代风气综合影响所致。具体来说，纵横说辞是在全面吸收之前和同时的政治论辩、外交说辩和诸子的学术诘辩等论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9）其长于说辩的特点，给散体赋的创作提供了语体方面的范本。举例来说，和诸子中的其他学派一样，为了增强说辞的说服力，纵横家在进言时大多博引典故，广征史事，以证己说。所以纵横家必须要有博古通今的学识，天文地理，奇方异事，无所不晓，方能言出必行，应对自如。《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章》追记苏秦游说秦惠王之辞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以此论王之固不能行也。苏秦博引史事，以论证“力战”的重要性。《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一些长篇书奏说辞，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一点对散体赋也有影响。宋玉、荀况、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都有好引史事的特点。这比较容易看出，不再举例说明。纵横说辞在体制结构上对汉大赋的创作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章太炎《检论》卷五说：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因为都有“务为纷葩”、“期于可听”的需要。所以散体赋在立意和结构方面也直承纵横说辞。如散体赋具有“述主客以首引”的特点，即出自纵横家说辞。纵横说辞载录和流传的特殊性，导致了其独特的体制特点。吕思勉认为：“纵横之书今所传者惟《战国策》，此书多记纵横家行事，而非事实。《汉志》入之《春秋》家，后世书目遂多以隶史部，非也。”（10）《战国策》归类的困难说明其原始整理者并非有意为史书。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郑良树认为：刘向所见的中秘诸本中，《国策》《国事》分别是分记各国的史事，属于记事一类，所谓《国策》，各国之典策也；所谓《国事》，列国之事也。《事语》《长书》《修书》则属于记言的一类，主要记载游士的言辞，《短长》则是学纵横术者平时磨练揣摩之作，所记主要是说辞习作。（11）结合今所见《战国策》及《战国纵横家书》所收文章来看，主要内容是纵横家行事和言辞。在游说当时，各国史官或纵横家的门人是这些原始文献得以保存的条件。（12）而之后这些文献的原始结集和流传，则归功于在合纵连横的时代风潮中，对其行事的追效和对其揣摩之术的总结的要求。《史记·田儋列传》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称此八十一首号曰《隽永》。蒯通的《隽永》就是对战国策士们游说的言辞和行事的整理，其目的是为了总结所谓“权变”之术。《汉志》纵横家一类所列书籍，多属此类。看来刘向之前有很多人都因为纵横家“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图存”的行事，和他们所运用的揣摩之术，而整理过纵横家的言辞。做这工作的人最早是各国史官，纵横家的门人，之后是欲学习和教授纵横之术的人，以及像刘向那样单从文章的本身，认为纵横家言辞“亦可喜，亦可观”的人。前文说过，今传纵横家言大多数为当时进言的面陈说辞，也有一部分是书奏说辞。
面陈说辞有一个共同的体制特点，即在说辞之前有交待游说当时背景的“小序”。这类小序，有的是真实可据的，这是当时记录时，史官和门人所加的。也有一类考之史籍，则有不符。显系事后追记或为好事者凭空虚构。其目的在于使世人领略、欣赏策士的言辞和他们的辩才。这种用小序式的说明性文字，作用在于引出说辞，并烘托其精彩之处，是编辑文章方面的纯技术处理。随着这类文章在汉代的广泛传播，面陈说辞的辞前有“小序”这一特点，对散体赋起到了启发作用。例如扬雄的赋，即在结构上常常采用赋前加小序的作法，显然是对说辞体制的继承。其《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都有上述特点。如《甘泉赋》的开头部分：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其辞曰：……扬雄赋的这种结构之法，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之为“序以建言，首引情本”。前人多说扬雄赋多模仿司马相如，其实只指出了二人在铺张扬厉方面的某些共同点，而对于扬雄赋从纵横家言当中吸取创作养分的作法显然较少注目。元代祝尧《古赋辨体》卷四评《长杨赋》云：“问答赋，如《子虚》《上林》，首尾固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扬雄赋因为深受战国纵横家文的影响，所以赋作较之司马相如有更为明显的散文化趋势。祝尧之言，可谓深谙二家赋的区别所在。综上所述，战国纵横家言对汉代散体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格及主体心理的趋同性，揣摩术对辞赋修辞心理的启发性，以及说辞论辩体对散体赋的影响。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国游说之士与汉初赋家在客游人格方面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平民知识阶层出身的游士，其个体意识随时代的变革而发生的历史性演进。创作主体的关联性，决定了纵横说辞在修辞心理和结构形式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在汉赋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注释：（1）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见《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8页。（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8页。（4）参赵逵夫师《〈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刊《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5）参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37页。（6）参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86—87页。（7）引文句读及文意的理解参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引《韩非子》文同此。（8）转引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9）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0—77页。（10）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129页。（11）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41页。（12）唐兰《司马迁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说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所收的前十四篇苏秦书奏说辞“大概是保存在他的追随者手中的”。见《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