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千乘”、“万骑”、“满泽”、“弥山”，用以表示齐王士马之众，表现出对以多众广博为美的偏好。下文对云梦泽中鸟类、草木的赋写也是分东西南北上下尽可能多地罗列，以至于穷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岑岩参差，日月弊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琨，玄厉，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蓠麋芜，诸蔗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靡，案衍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菥苞荔，薛莎青。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庵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罗列物类的这些词，总摄分叙，总是浸染着喜悦、庆贺、满足、自豪的昂扬情绪，洋溢着人的胜利和对国家实力的自信与赞美。再如《上林赋》也是如此，写上林苑中珍奇物产之多，据统计，赋中提到的鸟兽名称就多达百种以上，植物则更是种类繁多。比之《子虚赋》，以多为美的倾向更加明显。（三）以“新奇”为美明人茅一桂称《淮南鸿烈》“华夷诡异畸之事，靡所不具”。（29）是说其书以殊方异类、新奇之物为美。同时人李太和则说《淮南鸿烈》之文“昆仑之枝斯，莫比其奇”。（30）汉大赋也有以新奇为美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表现在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层面。关于其语言之奇，前人论述颇详，此处主要讨论前者。汉赋当中的状物，体现出对一些少见的，或新奇的事物的特殊偏爱，说明了作者和读者对“新奇”之美的追求。具体表现在赋中，就是作者对神怪类物象、珍奇类物象的描写。这在《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等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据我们根据《文选》李注所作的统计，《子虚赋》《上林赋》赋当中所列的“兽类”多来自《山海经》，“花草类”则多出自《楚辞》，“山石类”、“地名类”则杂采《山海经》《楚辞》等书和其他神话传说。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中描写帝王出猎时役使天神鬼怪，令它们执杖持械的场面屡见不鲜，这些也来自神话传说或作者的虚构，为现实中所无。此外，在京都、田猎等题材的大赋中，常常有天子游乐场面的描写，其中涉及到的宫殿、舞乐、女色、杂技、饮食等事象，有的是来自异国海外，有的则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夸张而成，这些事象，也带有以新奇为美的倾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读司马相如的赋，“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汉书·王褒传》载汉成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之有绮，音乐之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都把辞赋比作“郑卫之声”。《法言·吾子》载：“或问景差、唐勒、宋玉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曰：淫则奈何？”孔子说“郑声淫，放郑声”。“淫”就是过度，郑卫之声之所以受到儒家的非议，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能够产生强烈情感体验的新奇之美，这有违于儒家的中正和平的美学标准。汉代以来的文人把汉赋比作“郑卫之声”，并加以批评的原因，也是因为赋中的搜奇猎怪的倾向，有眩人耳目，惑人情志的作用。王充《论衡·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
这正是大赋中“妙称神怪”，搜奇猎怪的倾向，在读者的接受方面与郑卫之声类似的地方。（四）以“丽”为美司马相如《上林赋》开头说：“君未睹乎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巨丽”，既是总括所要描述的天子上林苑的特点，也是他的赋作所努力追求的一个美学特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扬雄《法言·吾子》评价司马相如赋说：“文丽用寡，长卿也。”都是对司马相如赋中表现的“丽”的特点所作的概括。扬雄自己也承认他是学习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极丽靡之词，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引扬雄语）；尽管后期有所反悔，视赋为“雕虫篆刻”，但始终认为赋的特点是“丽”，只不过有“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区别。《汉书·扬雄传赞》称“辞莫丽于相如”。汉赋的“丽”，主要指语言形式之美。这从“丽”字的用法的演变中看得很清楚。“丽”最早用于形容人的外貌、服饰的美好。《楚辞·抽思》：“好佳丽兮。”王逸注：“容貌说美，有俊德也。”又《招魂》：“被文服纤，丽而不奇兮。”王逸注：“丽，美好也。”宋玉《神女赋》形容神女“其状甚丽”。《登徒子好色赋》：“玉为人体貌闲丽。”都是说人的外貌之美。“丽”字也用来形容景物或建筑物的构形、姿态之美。如上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的“巨丽”即是说上林苑中的自然景物和人造的宫殿馆舍、亭台楼阁之美。再如班固《西都赋》：“世增饰以崇丽。”这里的“丽”，用来形容汉之西都建筑高大巍峨，气势宏伟，而且繁华美丽。张衡《南都赋》形容南阳郡：“於显乐都，既丽且康。”又形容宫室之丽说：“于是宫室则有园，旧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华丽，连阁焕其相徽。”可以看出，建筑物之“丽”，在于其外形的崇高、装饰的华丽。汉代人论文，也常用到“丽”，与论人论景相同，也主要是指外在形式之美。当然，在一些文人眼中，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对此多持批评的态度。如王充《论衡·超奇》云：“何言事之卓殊，文之美丽也。”《论衡·定贤篇》亦云：“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王符《潜夫论·务本》也说：“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也是同样的态度。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武宣之世政治文化的和合态势影响下，大赋继承了先秦北方文学讽与颂的双重主题，又吸取了南楚文学中的灵秀与宏丽之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交织着宏大与秀丽、昂扬与沉郁、浪漫与谨严的全新的美，真正体现了际会南北、熔铸众体的特色。结语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本文就是从“世情”入手，对大赋的审美旨趣，以及兼裁众美、创为新体的创作模式等问题作了简单的分析，结论是这一倾向是在武宣之世哲学、文学思想的和合趋势影响下，因为文学首次作为士人进身之阶的独特际遇而形成的。注释：（1）参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116页。（2）《论语·子路》，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下引同此。（3）《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章）认为公元前141年～前87年武帝朝是汉帝国的强盛期；从公元前87年～前49年的昭宣朝则是由盛转衰的过渡期。（4）《淮南子·要略》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下引《淮南子》同此。（5）《淮南子》高诱注《叙》，《诸子集成》本。（6）参周桂钿、吴锋《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7）陈鼓应先生认为，董仲舒深受齐学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虽然独尊儒术，但就思想内容来说，算是个杂家。说见《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页。（8）《汉书·公孙弘传》载弘对曰：“……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
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得和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蓄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蛇在效，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至也。”（9）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10）转引自童庆炳《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11）参廖序东《〈离骚〉的句法》，见所著《楚辞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2—105页。（12）刘师培《左集》卷八，《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13）参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收入作者《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4）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5）转引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16）扬雄《法言·自叙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法言·吾子》亦有类似的论述。又《汉书·扬雄传》说：“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17）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二，《诗论十三》之《再论刺诗》篇。（18）郑玄《诗谱序》。（1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内容提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20）参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425页。（21）司马谈《论六家要旨》。（22）明·陆时雍《淮南鸿烈解序》，见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1505—1506页。（23）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0页。（24）明·许国《刻淮南鸿烈解序》，见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1516页。（25）《老子》论大道，《庄子·逍遥游》论逍遥以鲲鹏为喻等，均有以大为美的倾向。（26）同（20）注所引。（27）《西京杂记》卷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十七，洪业《再说〈西京杂记〉》（收《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及今人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载《中国文化》第9期），均认为《西京杂记》为晋人葛洪所编。故学者多疑其中所载司马相如论赋之语。周勋初先生《〈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收作者《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据《淮南子》等书的记载，认为《西京杂记》中所记司马相如赋论中的“綦组”、“锦绣”在汉人观念中是贬义，当时不可能以此论赋，由此推断赋论出于葛洪假托。但王充《论衡·定贤篇》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已经以“锦绣”、“弘丽”等词论赋之特点；“言眇而趋深”，已涉及言、意关系。不待魏晋时才有此观念也。（28）明·汪一鸾《校鸿烈内书序》，见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1517页。（29）明·茅一桂《重校淮南鸿烈解引》，见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1515页。（30）明·李太和《刻中都四子集叙》，见何宁《淮南子集释》附录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