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史官文化的特点是巫史合一，瞽史合一，这决定了先秦时期的历史传述活动多在祭祀、典礼、行政等仪式场合下进行；历史传述的方式多为口诵或歌唱；传述内容则为有关宗族历史的世系、昭穆，各类先朝志、记、法、令、命等；历史传述活动承担着教化、行政与促成各种礼典的实施等多种功能。历史传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历史记载的诗化与早期诗歌的历史化特征，也形成了中国史学与文学的互渗现象。一史官传统的特殊性与三代历史的传述方式三代史官，多与巫祝卜宗连称，有巫、祝、卜宗而兼为史官。王国维据甲骨卜辞及《周礼》等记载，认为史主叙事，（1）亦出于巫，文献多巫史、祝史并称。《国语·楚语》观射父答昭王问云：“家为巫史。"孔颖达《周易正义·巽卦》：“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这里的“史"即是“祝"，指主持祭祀者。巫在三代时亦即是祝，所以陈梦家认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2）《周礼·春官》有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作六辞"。又有小祝、丧祝、诅祝之职，亦以言辞事神。早期史官，有以瞽人任者，故有瞽史之称。《国语·晋语四》记重耳在齐，姜氏劝行，曰：“商之始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又记秦穆公纳重耳，董因迎之于河，云：“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两引瞽史之纪，知当时确有瞽史所记之书，为人习引。又据《周语下》单襄公之言“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顾颉刚《左丘失明》论定“史与瞽之所为辄被人视同一体"，皆因“瞽"、“史"其术相通。（3）按《国语》言及“瞽史”者凡五次，其中《周语下》所记单襄公之言表明“瞽史”是“知天道”者，《周语上》言“瞽史教诲”，《楚语上》言“临事有瞽史之导”，都表明“瞽史”为一职。而并非如韦注所云，乃乐师与太史。察《国语》中召穆公所举辅佐天子之职，并无复举者，“瞽献曲，史献书”与下文之“瞽史教诲”平列，各自独立，不能据此断定“瞽史”为二。至于《楚语》所载，则原文明言卫武公“临事有瞽史之导”。王树民据此更进一步认为，“瞽史”合一，是统治机构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官职。（4）周代史官分工渐趋细密，周代史职约有二十三种之多。（5）基本职能仍以传述历史、促成典礼为主，下表所列是《周礼》所分“六史"及其职能：名？称职能原始职能的保留与改变太史《春官》：“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大祭祀与执事卜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常位……大丧……读诔。”《左传·闵二年》：“我太史也，实掌其祭。”“掌其祭”及“卜日”为原始职能，仪式上诵颂变为“读礼书”、“读诔”。女史《天官》：“掌王后之礼职，掌内制之二，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参与仪式变为“掌王后之礼”，由于男权的加强，女史地位有下降趋势。内史《春官》：“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二，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令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二之。”“掌叙事之颁受”及“赞禄”为原始职能之延续，“诏”、“读”为“诵颂”之演化。御史《春官》：“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继承了“赞”，而更强调“治令”。外史《春官》：“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掌四方之志”应为原始职能，掌“书令”、使四方应为其新职能。小史《春官》：“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即仪式颂诗的主要内容。不过仪式的“颂诗”到周代已变为照本宣科之“读”历史。由上表来看，周代史官职能为掌祭祀、占卜、典仪、册命、记事。史官的册命职能兼人神两面，既在册命礼仪上代王宣读文告册命，又主持祭祀仪式，并行占卜、祝祷。从周代金文职官材料的研究亦可知周代史官实兼有巫祝宗卜之事神职能与代王宣读文告册命之行政职能，与《周礼》的记载大体相同。（6）在氏族社会中，礼、乐、律、令所司，无不以史巫、宗祝及瞽相连属，传述宗族历史又是一族大事，因此史官几乎是各种职官的核心。
据《周礼》瞽与小史于大祭祀“讽诵诗，世奠系"，“奠世系，辨昭穆"，可知史官传述的内容，包括押韵或韵散结合的宗族世系、昭穆，以及各种“故志"、先王法令等；瞽史的传述方式，主要为讽诵，即不歌而诵，三代史事多由此途径流传。因为文书图籍的出现，后世史官虽仍具有“博闻强记"的才能，但在大多数仪式上只采取“诵"、“读"、“赞"等“照本宣科"的传述方式。这是原始瞽史、巫史传述方式在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变体。二瞽史巫祝之言与文体渊薮《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班固所论，与《礼记·玉藻》相抵触，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古史本无此分别，（7）但纵观《尚书》全书，记言的比例大大高于叙事的比例，《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8）指出《书》的记言性质。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巫祝卜史之言关乎政典，多前言往事，故王者以之为戒。《荀子·劝学》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国语·鲁语》）“国有八政，其三曰祀”（《尚书·洪范》）。巫祝宗卜与史官为三代祭祀仪式的主体。从其祭祖事神之术来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事神者也"（《说文·巫部》）。郑玄《诗谱》云：“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说文》）。这里的“易曰"是指《说卦》“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段注认为祝字是会意，表示“以人口交神也"。《诗·小雅·楚茨》“工祝致告，祖赉孝孙"，亦表明祝是祭祀时行祝祷词的人。另外，《楚辞·招魂》曰：“工祝招君，背行先些"，说明祝之职在楚国除致告鬼神之外，又行招魂之术，与巫相通。祭祀仪式和其他礼仪式上的巫祝宗卜之言，由瞽史记录，便是所谓“瞽史之纪"、“政事之纪"。刘知几《史通·六家》云：“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于天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后人据此分《书》之体为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为训下与告上之辞……"（9）陈梦家先生结合金文文例与《三礼》相关材料，将《尚书》文体归纳为三大类：一为诰命体，包括《多士》、《多方》、《大诰》、《康诰》、《酒诰》、《洛诰》、《召诰》、《康王之诰》等成王、康王时的14篇文献。这些都是用于册命礼仪的命辞，由王册命诸侯时宣读或史官代为宣读；二是誓祷体，包括《甘誓》、《汤誓》、《泰誓》（逸书）、《牧誓》、《费誓》、《秦誓》及禳疾代祷的《金》等7篇。这些都是掌理诅咒、祷告、祝禳、盟誓的巫祝之官用于相应仪式的呼告神明之辞，带有很浓的巫祝色彩，是后世诅祝、诔颂等韵文的源头；三是叙事体，如《尧典》、《禹贡》、《洪范》等篇。（10）这些均由后世史官据前代传说加工而成，是后世叙事文体之祖。《尧典》为后世儒家据神话传说写成。以讲天象的部分为例，根据古今学者的研究，其中四个官员是由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祭日仪式及太阳女神的传说演化而来；（11）关于四中星是依据了虞夏之际关于天象历法的传说；（12）关于人民和鸟兽的说法，则是根据古代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的神话。（13）在古代，这些知识由巫祝卜宗所掌握，《尧典》所记是祭政合一时代的曲折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