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文所说，个人性的文学自觉创作意识在先秦即已发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质朴的词句中蕴涵着创作者率真的情感，这其中很难说就没有对于审美的自觉追求，对于个人抒情性的追求；屈子泽畔行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词不可谓不美，情不可谓不浓。《庄子》说尽语言文字的局限性，但仍要留下洋洋卮言，其中未尝没有以其为生命寄托的意味，王先谦《〈庄子集解〉序》即云：“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而且，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表现出自觉的言说策略意识……以当今研究者对于文学自觉所定下种种的标准，“文学自觉”似不必迟至汉魏。至汉，司马相如《长门赋》之款款深情、汉武帝《秋风辞》之凄清缠绵、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之愤懑不平，亦当属自觉的审美追求。要强调的是，这种自觉的文学追求在此时仍是一种个体性的现象，大多数士人仍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追求中，无暇亦不屑顾及文事。而且，其作为言语侍从的身份使得他们只能创作出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极富政治功利色彩的文学。西汉立国之初，诸藩养士之风颇盛，梁孝王可为代表。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的几年中，天下天平，梁孝王刘武在平叛中立有大功，备受恩宠，“于是孝王筑东苑 ，方三百余里。……招延四方豪杰 ，自山东游说之士 ，莫不毕至”《史记·梁孝王世家》)。这是梁国文事最盛的时期，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及枚乘等文士齐集门下。《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 ，集诸游士，各使为赋。”在此类活动中，辞赋家们写出了一系列作品。如羊胜《屏风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和《几赋》、路乔如《鹤赋》、公孙乘《月赋》、枚乘《柳赋》和《梁王兔园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亦当作于此时。《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 82篇 ，淮南王群臣赋 44篇 ，长沙王群臣赋 3篇。诸侯王的提倡造成了辞赋创作彬彬之盛的局面，这似乎可以表明文学的自觉与繁盛。但从现存之作，我们可知，扬雄所谓“劝百讽一”当是这些辞赋共有的模式，而其内容大都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则是其大体的风格。
至魏晋，则风气大变。曹氏父子可以说是开文学自觉之先锋。这不仅指曹丕写作了专门的文学之论《典论·论文》，说出了“诗赋欲丽”、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颇具概括力和开创性的话，还指曹操父子引领了文学自觉创作和接受的潮流。史称曹操“为人佻异，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邺下时期，曹氏父子常召集身边的文士歌舞欢会，留下了许多宴饮诗文，刘祯《赠五官司中郎将四首》之一记述道：“众宾会广坐，明灯嬉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曹丕亦描述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魏文帝集》卷一《与吴质书》)“弹茶闲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动耳……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徽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魏文帝集》卷二《与吴质书》。)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邺下文人的宴游欢会中，作歌制声是重要内容，且多即兴为文，表现出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二、诗赋创作与饮酒、登高、歌舞等娱乐性活动联系在一起，表明创造者和接受者都注意到了文学的欣赏性、娱乐性；三、作文赋诗与人的哀乐之情相连，创作者将文学当成了寄托情感的方式。
邺下诗文往往流露出对人的感情的关注。曹操的《短歌行》、《燕露》、《蒿里行》等作品，即是利用乐府旧曲抒写人生感慨的。邺下文学家的一些同题之作如《寡妇赋》、《悼夭赋》、《出妇赋》中 ，也都表现出对普通的人性和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情绪的发掘和抒写。如，曹丕在其《〈寡妇赋〉序》和《〈柳赋〉序》中表现出“怆然伤心”和“感物伤怀”之情。邺下文人的那些“怜风月，狎池苑”的作品，也往往包含触物兴怀、感发情志的意味。从“劝百讽一”到直面人生 ，从“雍容揄扬”到“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邺下文人的创作与梁园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反映出由两汉到魏晋文人人格独立和文学自觉的进程。
建安以后，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宴集、东晋王羲之诸贤的兰亭盛会、谢氏家族的乌衣之游、陶渊明组织的斜川之游都是集娱乐、接受与创作为一体的文人欢会。这些文人雅集，都曾留下诗文。《金谷诗序》记述金谷宴集于“娱目欢心”之时“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兰亭集序》云：“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由这些序文，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文学创作之缘起，乃是由俯仰自然、感受人生而来的“兴感”；也可看出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乃是叙怀、咏怀；以及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心理期待：遗之后世。创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接受效果也颇为关注，如，《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让范启赏其《游天台山赋》，说：“子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这都表明魏晋文人群体已经有了自觉的创作意识，他们将创作视为生活中颇为雅致的内容，希望以文字来延续其精神生命。他们自觉追求语言之美，讲究文辞的优美、对称和雅致，《世说新语·言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顾长康从会稽还答人问山川之美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武子语“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子荆语“其山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等等；他们还非常注意言语策略，如阮籍《咏怀》组诗，兴象朦胧，其旨遥深，尽诉心中苦闷却不授人以柄，郭璞则将坎之怀借游仙以出之。
考察魏晋时期文学接受的状况，我们就更能感觉到文学到这时期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自觉。前文已经论及，魏晋文人对于《诗经》等经典已经采取了文学的读法，对于屈骚也多从文学的角度解读、模拟，完全破除了对于经典的迷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魏晋士人的文学接受每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达到同情之理解。王羲之《兰亭集序》云：“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士人常常聚集一起切磋品赏诗文。如，《世说新语·文学》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时，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晨告。”谓此句颇有雅人深致。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这都是士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旨趣出发对作品的审美品赏，无关乎政治伦理。并且在鉴赏品评中，还注意到了作家各自的特色。例如简文帝曾经称赞许询：“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曾比较潘岳和陆机的创作：“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潘文浅而静，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
在人物品评中，士人的言语辞藻等文学才能是重要的评鉴内容。如，曹植即曾以“文若春华”称道王粲。西晋时期，更重文藻，常以“高藻”、“逸藻”等语赞人。东晋以降，此风更盛，浩曾称赞韩伯：“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又称赞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 (《世说新语·品藻》)又如支道林问孙绰，他比许询如何。孙说：“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这些评价都是以人物的文学修养为标准。还有人甚至因文学而进身，如，史载张华“学业优搏，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郡守鲜于嗣荐为太常博士。”(《晋书》本传)张协，也是先以《剑阁铭》为益州刺史张敏所赏，《濛汜赋》又为司隶校尉傅玄所见，而“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著作郎”(《晋书》本传)。与此相联系，在士人的学习教养中，文学研习、修养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曹操喜文学，曹丕、曹植兄弟亦自幼习文，史称曹植“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魏志》本传)阮籍是建安作家阮瑀之子，其文学成就当和阮家文学修养的熏陶密不可分。这时期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
除一般性的文学阅读、欣赏、品鉴之外，魏晋士人还开始了自觉地对文学的反思，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开始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探讨文学的价值、地位、特性、文体的流变与特征、文学创作的规律。专门性的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现，是文学真正走向自觉的标志对于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学界已作了充分的研究，本文不拟申述。
魏晋士人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和自觉的文学（艺术）创造，使他们能于生活的处处发现美，并用文学来表现美。宗白华先生曾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种发现表现在文学中，即是几乎无物不入赋、无物不入诗，文学的题材大大地拓宽了，文学表现手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文学的审美新天地由此开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