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在孟尝君门下，长期不受重视，他自己也没有刻意去讨好孟尝君，因此有段时间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最后冯谖献上“狡兔三窟”之计，孟尝君才对他刮目相看。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孟尝君的门客组织里，个人的独立性是不被允许的，你只能靠近主人、为主人谋福利，才能受到重用。
所谓的“鸡鸣狗盗”，就是孟尝君出使秦国被扣留时，帮助他脱困的两名门客。当时，秦昭王囚禁了孟尝君，想要杀掉他，从而削弱齐国的力量。孟尝君便派人去秦昭王的宠妃那里求救，这位宠妃说想以孟尝君的白狐裘作为交换。
孟尝君的白狐裘天下无双，价值连城，自然是女子心目中的顶级奢侈品。为了性命而舍弃珍宝，本来并无不可，糟糕的是孟尝君之前已经将此宝进献给了秦昭王。孟尝君问随行的门客，无人能想出对策。后来地位最低下的一个人在夜里化装潜入深宫，盗出了白狐裘献给那位宠妃，救了孟尝君一命，这就是“狗盗”。
孟尝君被释放后连夜出逃，可是秦昭王又后悔放虎归山，又派人前去追赶。当时孟尝君连夜到达了函谷关，出了此关就离开了秦国的领土，可是他怕追兵赶到，十分焦急。
当时秦国的制度规定，鸡鸣代表着一天的开始，如果行人要出入，必须等到鸡鸣之后。为了让孟尝君快点逃出秦国，他手下的一位门客便学鸡叫，带动了全城的鸡一起打鸣，孟尝君也因此而脱险。
最初，孟尝君收纳“鸡鸣狗盗”这两人为门客，其他的门客都是羞于与之为伍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出身不正，而且可能没有文化，只是江湖骗子。可是虎口脱险后，门客们对他们都十分佩服。
门客们对“鸡鸣狗盗”的佩服，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所谓士人，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道德、道义的坚持，而是以纯功利的角度去看待人与事。一个人，即便行为是非正义的，但只要“有用”，就会被认可。
到了北宋，王安石在读到孟尝君的传记时，就对鸡鸣狗盗之事大为反感。他认为，不能靠着门下招纳的贤士与秦国抗衡，而是要靠鸡鸣狗盗这样旁门左道的门客来帮助宗主仓皇逃命、苟且偷生，恰恰说明了孟尝君门下食客虽多，但毫无可用者。
除了慨叹之外，王安石还表示，鸡鸣狗盗之类的人在孟尝君的门下，这种不加选择、来者不拒的招纳门客的方式，正是孟尝君不能得到真正的“士”的原因。
仔细品味历史，我们会发现王安石责之过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真正的“士”已经很少了，就算孟尝君不招纳鸡鸣狗盗之徒，也得不到几个真“士”，这不是孟尝君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当时的时代风气造成的——当然，孟尝君个人也有责任，他作为当时名震一时的贵公子，不能倡导一种养士的新风气，不能将士人的标准提高，因此士人才会越来越少，混饭吃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如果在孔子的时代，孔子会怎么评价鸡鸣狗盗之人帮助孟尝君脱困然后被重用，而孟尝君门下的其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并且十分艳羡的这件事呢？可能他会说：“鸡鸣狗盗，鲜矣仁。”
在堕落中强大
从孟尝君门下的士，我们就能看出战国时期士人的基本心态。
既然士人精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堕落如此了，为什么养士风潮还会经久不息呢？
就因为“士”在当时拥有十分庞大的力量。也许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并不是很强大，但是他们之间互通关系，彼此相连，而且放下了原有的理想与道德——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包袱而非抱负，他们就能无所不为，不但可以鸡鸣狗盗，更可以坑蒙拐骗。
士人，就这样在堕落中强大起来，在强大中愈发堕落。因此，各国国君、贵族与权臣都纷纷养士，动辄就是食客三千。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惟四公子门下，真士少，伪士多。只见游仕气焰之高张，而不见他们的真贡献。”这是对“战国四公子”养士行为的一个总体评价。谈到这四公子之间养士的得失，他又说：“四公子惟平原得贤最多。”在他的评价中，养士的成果，信陵君不如平原君，孟尝君不如信陵君，春申君门下则没有可以称道的人。
钱穆先生的这个看法，可以说是和很多人截然不同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很多人都认为，信陵君是四公子中最成功的，孟尝君也不差，而平原君只是差强人意，春申君由于最终栽在门客李园的手中，所以只能屈居末位。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因为钱穆看重的，是士人的精神与操守，而与他观点相异的人，看重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些人有没有给主人带来什么利益、成就与功名。
只要看看司马迁在《史记》里给这四公子所做的排名，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了。在《史记》中，孟尝君的传排在最前，其次就是平原君的传，然后才是魏公子无忌，最末的自然是春申君黄歇。由此看来，司马迁对四公子的评价，可能直接启发了钱穆，所以后者才会得出与《史记》篇章排列十分相似的结论。
可是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用道义、理想的准绳去衡量一个时代，人物在现实中所取得的功业却往往与我们的道义标准是成反比的。虽然钱穆对平原君的评价很高，但是在一般人的记忆中，平原君是一个无甚成就的人，甚至有点窝囊。司马迁对他的评价也是很有意思的：
“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这个对比做得十分妙——这到底是在夸赞平原君的绝世而独立呢，还是在讽刺他的不识时务？这就要看作者的用意了。
如果作者是魏那样严格要求“以史为鉴”的政治家，那么这句话就是对平原君的批评。不过司马迁可不是那样，他不但有非常浓厚的贵族意识，而且也有同情失败者的情感，因此，他是在借咏叹平原君来慨叹一种社会现象：有操守、有理想的人，为何总是孤立无援？
平原君的传记里，司马迁着重写了一个人物和一件事，那就是毛遂和他的“自荐”。
因为养士的关系，平原君据说练就了“相士”的本领，一位士人在他的门下一段时间，他就能看出此人的长处、缺点和适合做的事。
赵国在长平之战失败后，秦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为了援救国都，平原君打算去楚国缔结合纵联盟，让楚国出兵救援。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打算选二十个文武全才又勇敢的门客同行，结果选来选去只选了十九个。最后有个叫毛遂的人自我推荐，平原君认为他在自己门下三年都没有什么表现，肯定没有才能，可是在毛遂的坚持下，平原君最终还是带上了他。
这里有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平原君门下食客三千，要选二十个文武兼备的勇敢者却如此困难？是因为他门下都是滥竽充数的人吗？自然不是。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士”的要求，一定要是全才，而且要勇敢，此外可能还要有道德上的要求。
最后为什么他又会带上毛遂呢？可能他没打算让毛遂在合纵谈判中发挥什么作用，因为毕竟已经有了前面筛选出的十九个人，基本可以保证任务完成了，毛遂只不过是为了凑数而带上的人，而带上他，也多半是为了对他进行精神安慰而已。
谁曾想，到了楚国，楚王含糊搪塞，不正面回应结盟出兵的事情。这时毛遂按剑上前，以武力威胁楚王，最终签订了和约。毛遂在这场谈判中的角色是什么？是亡命之徒，是恐怖分子，更是泼皮无赖。平原君之前没有看到他的才能，是因为在平原君的府中，他这种亡命徒的“才能”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平原君不看重毛遂，就因为毛遂不是靠学识、辩才和谋划能力表现自己的，他靠的，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恐怖主义行为。
因此，在谈判结束后，平原君对毛遂说：“我以后可不敢再‘相士’了，我没看出你的才能，也没想到你能在谈判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可真是看走了眼啊！”
这番话，是不是表明平原君的“相士”眼光有问题，他主动向毛遂道歉了呢？其实不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和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的：选了十九名他认为合适的士人随行，毛遂只是个充数的“活道具”，但最后却是毛遂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了赵、楚两国的结盟。
如果换成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平原君的想法就是：这样居然也行啊！不靠说理和辩论，不靠道义和感情，就靠着毛遂这种无底线的行为，搞恐吓威胁，扬言要进行“斩首行动”，办成了正规途径办不成的事情，平原君难道不会从心中感叹这是个“浊世”吗？
他说自己没看出毛遂的能力，其实并不是自责，而是表示毛遂的能力，不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他所谓的“不敢复相士”，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世界变化快”。
堕落，是士人精神衰亡的一个结果，也是促进这一精神彻底衰亡的一个加速度。因为堕落，士人迅速走向政治、权力、财势的附庸地位，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有践行理想、重建大同的要求，而是“士为知己者死”了。
士人投附、托身于某一个固定的宗主，在战国时代是十分普遍的事。这方面，可能侠客的表现更明显一些，著名的刺客豫让就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为智伯卖命，就因为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如果说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战国后期的鲁仲连。他不但见解过人，而且并不服从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宗主，而是以一个近似于游侠的身份到处漂泊，扶危解困。因此，他可以称得上是战国时代最后一个真正的士人。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他更像是小说中的大侠，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然而，在千百年的口耳相传中，我们记住了鸡鸣狗盗，记住了毛遂自荐，偏偏忘记了鲁仲连。也许，被堕落的士人教出来的后人，忘记他是很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