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视和屈辱还不算什么，最难熬的是饥饿。天黑了，外面飘着雨雪，三郎还在四处奔走，他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鸵鸟，直到给巢里的雏儿找到钱、找到食物才能安心返家；而他的爱人，却在旅馆里对抗着饥饿。茶房举着托盘敲开她的门：“包夜饭吗？”那托盘里的肉饼、炸得金黄的番薯和松软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她更饿了，却只能关了门，数着分秒等她的郎华回家。
“饿了吧？”
我几乎是哭了，我说：“不饿。”为了低头，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的脚掌。
他的衣服完全湿透，所以我到马路旁去买馒头。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着气，刷牙缸伴着我们把馒头吃完。馒头既然吃完，桌上的铜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问我：
“够不够？”
我说：“够了。”我问他：“够不够？”
他也说：“够了。”
隔壁的手风琴唱起来，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吗？手风琴凄凄凉凉地唱呀！
——（萧红《雪天》）
夜里，饥饿将她唤醒。天还不亮，旅馆过道别人的门上，已挂着“列巴圈”（俄国人称面包为“列巴”）。昏黄的夜灯下，“列巴圈”在过道别人的门前召唤着她。她忍不住轻轻开了门，起了偷的念头。
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的“饿”，为着他的“饿”。
——（萧红《饿》）
她一次一次打开门，又一次一次合上门。饥饿与自尊在争斗，最终她退回房间，选择了向自尊妥协。
只有饥寒，没有青春的岁月，消耗着两个年轻的生命。“郎华还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产后虚弱的身体，像一个空旷的原野，塞满了寒风，饥饿，和苦痛。
一个月后，郎华终于谈妥了一份家教工作，每日早晚教一个男孩子国语和武术，条件是对方无偿提供住所，与学费两两抵消。
于是，他们有了新家。道里商市街25号，一座带长院的小房子，虽然它不属于自己，对他们而言却有非凡意义。生活虽也饥寒，却是全新的。没有仪式，没有亲友的见证，他们彼此怀着珍重心，将这里当成了新婚的居所。在欧罗巴旅馆，她曾说“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从商市街开始，他们从情人，变成了夫妇。
玻璃窗子又慢慢结起霜来，不管人和狗经过窗前，都认不清楚。
我们不是新婚吗？他这话说得很响，他唇下的开水杯起一个小圆波浪。他放下杯子，在黑面包上涂一点白盐送下喉去。大概是面包已不在喉中，他又说：
“这不正是度蜜月吗！”
“对的，对的。”我笑了。
他连忙又取一块黑面包，涂上一点白盐，学着电影上那样度蜜月，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我的嘴，我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舌尖感到不愉快，他连忙去喝水：
“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
盐毕竟不是奶油，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甜，一点也不香，我坐在旁边笑。
——（萧红《黑列巴和白盐》）
流浪许久的患难情侣终于有了自由的港湾，这小小的房子，既不华丽也不暖和，却再也不必因交不起房租像野狗一样被驱逐被侮辱，也不需看房主的眼色忍气吞声像寄人篱下的无赖。这欣喜使他们对未来生出了无限憧憬，活着，爱着，真好。
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足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我的任务是飞呵飞……寻找可吃的食粮，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我顾不了那整日盘旋在空中，呼哨着的苍鹰，也顾不了那专以射击燕雀而取乐的射手们。
——（萧军《为了爱的缘故》）
这段文字真是温暖，暖到了心底里。我甚至觉得，在他所有回忆与萧红生活的文章中，这段文字最见温情。他有豪侠情结，像个末世英雄，不轻易流泪，也绝不轻言放弃与妥协，他的骨头是坚硬的，棱角是坚硬的，甚至行事的风格也是坚硬的，却唯独留了一寸柔软心，住着他疼爱的女人。
然而，商市街的日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再温暖的爱情，在冬天，也无法融化现实的冰墙。
屋外飘起了霜雪。哈尔滨的严冬如此冰冷，那凛冽的寒，和疼痛一样难忍，弥散在周身，仿佛连骨头都起了石化反应。产后留下的后遗症与长期虚弱形成的病灶，此时一齐显露出来。时不时就会发作的腹痛，与寒冷和饥饿轮番来袭。
她想学着做个可人的主妇，为爱人做饭洗衣，安静地等他回家。这本是甜蜜的一件事，却被无奈填满。
把手放在铁炉板上也不能暖了，炉中连一颗火星也灭掉。肚子痛，要上床去躺一躺，哪里是床！冰一样的铁条，怎么敢去接近！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郎华还不回来，有多么不耐烦！连一只表也没有，连时间也不知道。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
——（萧红《搬家》）
为了生活，为了使巢中病着的那一只康强起来，三郎像一只勤劳的燕子，不知疲倦地飞着，找着，累着，忙着。除了早晚给房东的儿子教课，他夜夜出去，在刺骨的寒风里走五里路兼做另一份家教。乃莹守着冰凉的屋子，有时在过道里一站半天，怀着一份热切，等爱人回家。房东的女儿每每穿着很暖和很时尚的皮衣华服，高筒皮靴一路很响地从身边经过时，甚至会羡慕地回头：“啊！又在等你的郎华！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
她不忍三郎没日没夜的奔走，身体稍有好转，便通过熟人想得到一份电影院广告副手的工作。她瞒着他出去的那一天，三郎急得找她几次都没找到，担忧和焦急让他几近崩溃。夜里回来时两人便吵架了，又都哭了。在愁苦中三郎喝醉了酒，在地板上一边滚一边嘟囔：“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多么心酸的告白。
然而第二天早起，两人仍相伴着去画了一天广告。但第三天，电影院便另请了别人。广告员的梦，他们只做了一天。
这段贫穷的日子，却是两人最恩爱的时光。他高兴时，便给她取许许多多可爱的昵称：小麻雀，小海豹，小鹅……想怎么叫就怎么叫，每一声都是爱意堆积。
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细，跑不快，跑起来，两只脚尖内向。
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两只大眼睛，俨然像一只小海豹。
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她也不示弱。他们一起去“破烂市”淘旧货，三郎将一顶“四个耳朵”的帽子戴在头上，瞬间，她的三郎就变成了惹人疼爱的小动物。
立刻他就变成个小猫样……他又把左右的两个耳朵放下来，立刻我又看他像个小狗。总之，他戴起这样的帽子，不像个小猫，就像个小狗。
——（萧红《买皮帽》）
虽然贫寒，因为爱情的缘故，精神的愉悦似乎让生活也渐渐好转。他们结识了很多文艺界友人，并很快融入其中，成为画家冯咏秋“牵牛坊”的常客，经常与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开展聚会活动。
早年读书时，他们就接受过民族解放的启蒙，都是宣传抗日的进步青年，而三郎，当年是因组织抗日义军失败才来到哈尔滨，因此，在“牵牛坊”聚会的日子，使他们有着归队的充实和快乐。1933年前后，他们参加了罗烽、舒群组建的抗日团体“星星剧团”，在剧中，扮演宣传抗日的角色。后来，虽然部分成员被伪特机关抓捕，剧团也因此被迫解散，但他们的生活，已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
遇见三郎，她是幸运的。这幸运不独是救她于水火，不独给了她温暖和爱情，还在于发掘了她的才情，从而造就了一位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
大约就在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期间，三郎开始鼓励她创作。他们最初相恋，是从她的一首小诗开始，彼时在东兴顺旅馆，她灵性的才情，像春天浅草般清新动人，磁铁般吸引了他，他瞬间便做了决定：留下来陪在她身旁，解救她，与她共赴患难。
她的文字，天生有着纯粹动人的力量。他第一次读到的感觉可以用惊艳形容，时隔两年，甘苦与共的相惜相知，三郎对她的才华有了更多理性认识。他用伯乐的眼睛和自信，鼓励她写作，像鼓励一只试飞的雏燕。
1933年春天，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弃儿》，那是她自己的心酸写照。她将心底的痛痂生生揭开，一字一句地复述给人看。往后她的很多作品沿袭了这份悲情，不造作，也不故作呻吟，一件一件袒露在那里，纯朴而凄婉。
她感动了自己，也拨动了读者心弦。从此她一发而不收，在文学这条路上，开始远行。
逃出“满洲国”
1933年10月，秋天的哈尔滨。
三郎和乃莹，摘到了文学路上的第一枚果实。在友人舒群的资助下，他们的短篇小说合集《跋涉》，署名三郎和悄吟，在哈尔滨“五日画报社”自费出版，共收录六篇三郎的小说，五篇乃莹的小说。
沦陷后的东北，在恐怖笼罩下，死水一般的肃穆与沉寂。《跋涉》的出版，是黑暗布景中忽然出现的一束光，那些不屈的吟唱与呐喊，在暴雨来临前漆黑的夜晚，点亮了一窗灯火，成为无数人坚强温暖的指引。
东北文坛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悄吟，在三郎的护佑下，走向了新的人生边缘。
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在整个的满洲文坛，受到了读者潮水般的好评。
……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都是很好的作品，至于作者描写的洁净细致，也有相当独到之处。
——（王秋萤《满洲新文学的踪迹》）
然而，两个月后，这本集子便遭到日伪统治当局的查封没收，关于这本书的恐怖传言也时有耳闻。更为恐怖的是，某日外出，他们发现被人跟踪，街上到处是宪兵的身影。回到居所关紧门，两人挤在昏黄的洋烛下收拾箱子，每册书都翻了一遍，生怕留下反满抗日的物证，连一张高尔基的相片，也扔进大火炉化为灰烬。
查验完毕人已松弛，坐下来，本以为再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痕迹——她随意地玩弄着一张吸墨纸，不经意间却赫然发现吸墨纸上有一行红铅笔的字迹：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她惊出一身汗，毫不犹豫将那张贵重的吸墨纸投进了火炉。
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她神经质地站起来也要拿去烧掉。三郎按住她说：“疯了吗？你疯了吗？”她才一声不响地安静下来，直到灭了灯睡下，眼睛也大睁着，听着屋外的风声、院中的狗叫声和一切细微的声响。
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我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像给噩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萧红《剧团》）
哈尔滨的形势越来越紧迫。但三郎，始终是一头顽强的狮子。“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他说得轻松，但恐怖的阴影到底还是越逼越近了。剧团成员接二连三失踪，耳边总有人悄悄议论“宪兵队前夜又捉去了谁”，“刚捉去的谁听说又与剧团有关系……”沦陷的东北，伪满洲国，家园已芜，已沦为侵略者的屠场。
逃亡，列入了他们的计划。
当时的紧张局势，对两个抗日进步文学青年来说，除了逃亡，再没有更明智的路好走。后来，哈尔滨传来的消息证实了这是多么理性的选择：离开哈尔滨仅一周，罗烽被捕入狱；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左翼阵营中的友人接二连三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
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除了悲愤，再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往日的宁静生活，已在日本军刀和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下，消失殆尽。
这里是故乡，从出生到永远，一直都是。但只要伪满洲国存在一天，就是他们的地狱。
1934年5月，先期逃亡到青岛的友人舒群来信，邀请他们去青岛避难。6月10日清晨，他们在商市街的居所吃了最后一顿早餐，终于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熟悉的哈尔滨，向远方流亡。
我手提个包袱。郎华说：“走吧！”他推开了门。
这正像乍搬到这房子郎华说：“进去吧”一样，门开着我出来了，我腿发抖，心往下沉坠，忍不住这从没有落下来的眼泪，是哭的时候了！应该流一流眼泪。
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小店铺，行人道旁的杨树。转角了！
别了“商市街”！
小包袱在手上挂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南去。
——（萧红《最后的一星期》）
她多么不舍。故土难离，何况，她心酸又温暖的童年、她成长的屈辱和不幸、她情感的波折纷扰、她对理想的憧憬与觉醒，还有那埋在故园中亲爱的祖父，还有她与三郎患难中的相恋相依，还有那么多交织着甜蜜与苦难的往事……都在这一别中，成为不可触摸的回忆。
此后，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没有机会返乡一次。
她短暂的一生都在流亡中，数年后她躺在香港医院的病床上，对守护她的骆宾基说：“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流亡异乡的女子，带着对故土刻骨的怀恋，原谅了父亲曾经的蛮横。一颗苦难的赤子心魂中，盛满了千里之外那令人心酸的故土亲情。
1941年的“九一八”十周年纪念，病中的女作家萧红写下她留给世间的最后一篇作品《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然而，这样美好的印象，只停留在东北沦陷前的记忆中。她与三郎登上“大连丸”号轮船驶往青岛时，这片土地上只有侵略和苦难。
6月15日，带着爱情和两颗欢喜心，他们踏上了岛城的土地。三郎后来回忆此时的心境是：“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踏上祖国的海岸；投入母亲的胸怀！”
虽然前路不明，但他们总算逃出了“满洲国”，动荡恐怖中的生活，终于暂远了。一个全新世界的人生，在等待着他们。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
不然丢了你，怎能感到有所亡失。
